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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到雏声胜老声
——胡耀邦与谭启龙的交往
作者:胡德平      时间:2007-10-29   来源:炎黄春秋
 

  谭启龙伯伯长我父亲两岁。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他们两人作为红小鬼,在湘赣苏区结成的兄弟情义,持续了五十八年并成为终身的朋友。作为后代子孙能有机会研究体味这段历史,令人愉快。同时还应抱一慎终追远,面向未来的态度,继承这份遗产,不没先人教诲。

一、一张照片
  2003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谭启龙回忆录》,书中生动、翔实地记录了谭伯伯光荣、多彩的一生。他出生在江西永新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母双亡后,无力上学,自小便给别人做了放牛娃。
  湘赣边界是土地革命的策源地,秋收起义使这里的人民最早投入了武装斗争的革命洪流。井冈山就在永新县的近旁。谭伯伯早我父亲一年,于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两人相识于1931年的湘赣苏区。
  苏区的群众不但青年、壮年大批参加红军,就是8岁到16岁儿童也组织了儿童团和少先队,一齐配合红军的军事行动,保卫地方政权。
  湘赣苏区在永新县沙罗洲曾举行过三次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大检阅,第一次是1931年5月,第二次是1932年5月,第三次是1932年5月下旬。三次检阅中,最为盛大的是第二次。据回忆录记载:“1932年5月,少共湘赣省委举行了全省少先队、儿童团总检阅。检阅的规模很大,有20多个县的少先队和儿童团派代表参加,共计近万人。在永新县城沙罗洲广场扎了三个大检阅台,王首道等省委领导和冯文彬参加了检阅。检阅的内容有:军事表演操练,项目是列队、刺杀等,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各自统一服装,背着大刀,扛着梭标,威风凛凛地通过检阅台,然后进行集体操表演;政治业务测验,分别考试少先队、儿童团组织的基本知识;文艺表演,各代表队演出了许多精彩的文艺节目,进行歌舞比赛。最后进行评选,给优胜者发了奖。”
  永新县虽是湘赣苏区的首府,但毕竟是中国广大农村的一座偏远小县。这里的群众祖祖辈辈还未见过这种万人大检阅的场面,况且还都是娃娃们组织起来的盛大活动,其震撼影响可想而知。不期而然地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竟然得以保存。这张照片真实地拍摄到那次大检阅的一瞬:木架搭起的检阅台上站满了人,检阅台两侧竖起的木杆上横挂着大检阅的会标!整个检阅台上扎满了花朵,广场上是排序整齐、列队而进的少先队、儿童团的队伍。这不是和平时期的欢庆游行,检阅之前、之后都有残酷的战斗发生。第二次永新大检阅刚刚结束,就有500多名少先队员集体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张照片我在军事博物馆等地见过不止一次,我父亲也提起过这帧照片,并问我在照片中找到他没有?我说没认出来。他不以为忤,继续高兴地说:“那上面有我!”当时他是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现在想起来,这张照片如果有我父亲,也可能会有谭伯伯,因为当时他是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部委员会主任、省少先队总队长。两人又同是少共省委的执行委员,他所负的责任理应还要比我父亲更重一些才对。这些细节、人物和故事,还需对此照片认真考证一番。同时我还想知道,在这帧照片中,还有谁的名字能被回忆起来,更多的人虽然在照片上留下了自己天真稚气的面容,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恐怕再也无人知晓了。他们不少人将作为无名烈士永铸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告示后人,苏区8岁至16岁的少年儿童们为祖国为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

二、泪为谁流
  革命回忆录中,很少描写革命者的泪水。谭伯伯《回忆录》中有一段对感情宣泄、抽泣流泪的生动描写:1928年秋,15岁的谭启龙给山里的亲友送饭,经常看到亲友们在山间密林的窝棚里悄声密语。有一次,他出于好奇在棚外偷听,忽然听到里边的人讲:“党指示我们……”,“对,暴动!先消灭挨户团!”“打倒土豪劣绅!”“给穷人报仇!!”这些话字字句句打动了他的心。他的母亲就是被挨户团拳打脚踢,口吐鲜血含恨而死的!此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情不自禁地呜咽抽泣哭出声来。泪水为谁而流?为失去的母亲,为自己的身世,为穷人不再受穷。自那时起,他就认定了共产党,跟着亲友们参加了红军,迅速成长起来。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我党十九块根据地之一的最高负责人。建国后又曾任四个省的第一书记,成为独当一面、运筹全局的高级干部。
  我看过谭伯伯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真诚的友谊》,至今还有印象。文章说到在湘鄂赣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时刻,谭伯伯负伤,和卫生员、警卫员、挑夫老柯四人潜伏在幕阜山中。因谭伯伯伤势恶化,警卫员冒险下山买药,得知国共合作的消息后,非常兴奋,特地买了一只鸡、一袋米,又雇了一副担架。当他在约定地点高喊首长和战友的名字无人应答,一时找不到谭伯伯时,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大哭起来!那时谭伯伯24岁,小警卫员也只有十六岁,还是上中学的年龄,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结成的同志友谊竟是如此深厚,让我们后人看来,难以理解,更难以忘怀。当时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们的稚气和成熟,天真和现实,情感和理想统一在一起,反差极大,但巨大的反差又那么真实感人,动人肺腑。
  父亲的痛哭失态,我只见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还关在团中央大楼中。当我告诉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虽然有些惊讶,但仍很镇静。一路上,我骑车,他坐三轮,其表情也还平静。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母亲已在此等候多时,我站在他们身旁,正准备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后告别时,他张了张嘴,突然用家乡话喊了声:“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一句未了,“哇”的一声竟然痛哭起来,顿时泪如雨下,鞠躬之时,全身微颤。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所措,一边抬头看看祖母清癯遗容,一边从旁瞅瞅父亲那神态,泪水也涌出眼眶。走出医院,他轻轻地念了一句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回到家中,他复又平静下来,告诉外祖母、母亲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时,当过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
  谭伯伯的回忆录中,说到1932年底,省委政治保卫局把他和父亲列入“AB团”反革命分子名单,在生死危亡之际,冯文彬同志敢作敢当把他们两人带到中央苏区,脱离了险境。谭伯伯以后没有再受审查,我父亲仍然在被审查之中,这使他很苦恼。一次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到我父亲所在单位指导工作。一天晚上我父亲鼓足勇气,敲开他的房门,向顾作霖同志诉说了他的家庭、经历,如何参加共青团,如何离家来到莲花县苏区。激动之处,竟已是边诉边哭起来。顾作霖听了大半个晚上,也是动容非常。他也不相信一个14岁的儿童出来参加革命,有甚么根据去当特务加入反共的AB团,他看出了父亲的巨大痛苦和委屈,断然作了不再继续审查他的决定,分配了他的工作。
  《谭启龙回忆录》对这段历史有如下评论:“现在看,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肃清‘AB团’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许多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被错杀,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和极其痛心的损失。在当时极左错误盛行的高压之下,冯文彬能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三、以诗相别
  谭启龙伯伯作为红军中的后起之秀、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参加过党的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代表大会,实不多见。为何他未参加党的九大,反而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呢?
  据我所知,九大之前,经毛泽东主席的提议,解放了张宗逊、范文澜和我父亲少数几个八届中央委员,他们还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当然了,会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蒙准参会,当然要做许多自我批评,光自我批评还不够,还要自我无限上纲,最后还要批刘批邓!我父亲毫无例外地也要这么做,但他觉得很不是滋味,与喧闹的会议很不合拍。他对文革彻底的反思、认识和批判是在林彪事件以后。这时他还是想跟上文革的发展形势,总认为文革中的错误会由上边自己改正过来。最后他总是失望,但又不断存以希望。九大中央候补委员的预选名单有他。他当然也盼望着早日出来工作,但又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形势。他深知对广大干部来说,早日解放,出来工作的机会是多么可贵。思考再三,他决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作了一番表白,表示自己的错误严重,思想认识一时还上不去,建议自己不要再作为候补中委的人选,提出可否另换一人。这人的经历应和自己相似,但对错误的认识要比自己好。并提出谭启龙同志的名字。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以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谭伯伯被选入候补中委。这里要说明的是,谭伯伯对文革的认识,他也不了解,但他对谭伯伯有个基本的认识,谭伯伯绝不是甚么走资派,他希望像谭伯伯这样的老同志能多出来几个,再为人民做些工作,毕竟他当时只有55岁。
  谭启龙伯伯确实也是一个饱经考验,具有高风亮节的老前辈。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先后主政青海、四川省委的工作,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1982年,在他68岁时,谭伯伯率先向中共中央提出从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1985年又主动卸去四川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为此邓小平同志手书“人间重晚晴”条幅相赠谭伯伯。
  1988年9月,我父亲和母亲在山东休养,访谭伯伯未遇,他怅然若失,曾写诗一首相赠,此后两人再未见面。父亲去世后,此诗寄去谭家。现全文录入,以兹纪念:
  回京路过济南,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寄。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蒙冤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胡耀邦  
  九月十七日书于济南,九月廿六日书于北京。

  最后一句套用的是唐人诗句,叶帅也曾将此句改用入诗。都是寄希望新生力量,支持后起之秀的意思吧。
  谭启龙伯伯是一位高寿的跨世纪老人,他高高兴兴地参加完党的十六大,于2003年1月22日去世。他人生的句号划得十分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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