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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
作者:胡德平      时间:2008-09-18   来源:《财经》
       “死者返生,生者无愧”。唯有那些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成长起来,又以伟大事业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终身目标的国事决策人,才能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信义
        
        是什么历史背景激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文”)发表?又是什么现实原因引发了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整理了当时一些个人日记。本文只想结合自己的亲笔记录及相关资料,分析一下耀邦同志当时大致的思想发展轨迹。

      耀邦同志在大讨论中的心态和人品
     
      1978年5月的那些天,对思想极度困惑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平常的日子。
     
      “《实》文”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九家主流报刊相继转载。舆论宣传的焦点,强烈刺激了我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事们。大家眼见的,耳听的,嘴上议论的,头脑思考的,都集中到这篇文章上来,人们兴高采烈地阅读着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兴冲冲地向耀邦同志谈了自己的感受,并转述了馆内同事所提的一些问题。他当时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他爽朗地说:        
        
      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
     
      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76年过于悲观了一些。
     
      --1978年5月14日笔者《日记》

      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那种兴奋和激情。好在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合力的论述不少,我馆的李洪林同志亦向全馆做过理论辅导,其中说到合力、“力的平行四边形”,对此我深有印象,还能与父亲做些答对。
     
      其实,耀邦同志在与我谈话之前,高层压力就已落到他的头上。也就是在5月13日的当天,他在家中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成员们说:        
        
      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这种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

      可能是为了缓和气氛吧,他随即传达了很长一段有关耿飚同志访问朝鲜的内容,认为访问非常成功,接着,又回到主题:

         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总的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但往往有三种情况,……一是飞跃前进的时候,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一致的时期。社会主义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还是飞跃时期。我们从抗战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也是飞跃。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上升时期是黄金时代。二是发展不大,停滞时期,或基本上停滞。第三,某种倒退复辟。这三种现象有深刻的原因、背景,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逆流的来(临),往往也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有许多因素造成的。

      最后,他讲到“四人帮”在历史上的两种作用及广大群众的内心要求:

      “四人帮”带来的“觉悟”,是任何金钱买不来的。由于这个而带来今后的大发展,这是“四人帮”反面的功劳。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怎么个不可阻挡,要把这个问题讲透一点。思想先驱就是在现有条件下起一点呼喊的作用,可起一定的历史启蒙者的作用。
     
      ……现在《人民日报》每天二千封信。解放以来,它的威信(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高),现在,一个月不发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不造他的反啊!未婚子都有人收容,现在一个堂堂共产党,都没有人理,行啊?     
        
      不几天,我也感到一些高层话语的压力,敏感的神经立刻绷紧起来。社会上不少人也为这篇文章在思虑,在观望。
     
      5月18日,晚饭后,耀邦同志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        
        
      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出一篇,“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1978年5月18日笔者《日记》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文章说:在“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的年代里,造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根本无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专门讲究摸“四人帮”的脉搏,摸江青的脉搏,靠所谓“摸精神”吃饭。有的人摸来摸去,摸得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都没有了。……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是最强大的人,他们无所畏惧地在惊涛骇浪中沉着前行。心中没有人民的人是最虚弱的人,最后难免被历史的巨浪淹没或抛到一边。
     
      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耀邦同志对“《实》文”的观点、思想没有动摇,胸怀十分坦荡。他对人的批评绝不搞影射和人身攻击,或施以阴谋手段;若有与他意见相反但又持之有故的人,他也是非常尊重对方的。“文革”前,即便是对他大加批判、几乎置他政治生命于绝境的某位上级领导,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耀邦,阳性子,好处。”
     
      当大讨论的形势已有明显好转时,社会上又传言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中央某某人的。我颇感惊愕。6月8日,我小心翼翼地向他问及此事,他徐徐而言:
                
      (过去)有人不同意(《实》文),我反复看了几遍,认为这篇东西驳不倒,能够立住脚。最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同志,能够写出文章来,驳一下嘛!今天讲,我们这篇东西就是正面阐述,根本不是针对谁,(现在我又)有“新三胡”之称。
     
      --1978年6月8日笔者《日记》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思想,文章不是针对任何个人的,而是针对一种根深蒂固的“极左”思维。因为他那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多换思想少换人”。他反复考虑的问题,还是理论观点,文章能否立住脚,能否被驳倒,又如何反驳。
     
      正如本文“上篇”中所说,“人有品格,理论和思想也有品格。”有人说耀邦同志是政治家,也有人说他不是政治家。不必计较这种争论。据我观察,他是一个人品和理论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驱,凡是对于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论问题,他的心态始终是平和的,是心安理得的,并愿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历史的合力是怎样形成的
     
      历史的合力怎样理解?就如在力学中合力的计算那样,宛如一个平行四边形,两边形成的对角线就是合力线。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即用此比喻解释历史的多种力量形成的合力。
     
      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马恩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697页)这条合力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的意志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否则,怎么会有互相博弈产生的合力呢?
     
      恩格斯接着又说: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绝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同上)耀邦同志说的历史的合力,即是此意。此观点不言而喻还有一重含意:在诸多力的“矢量”中,一股力的方向越是明确,长度越长,合力线就越往这边靠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一场思想的角力,党内进步、民主、改革的力量越大,人民群众要求改革发展的真实意志表现得越强烈,历史的合力线就越靠向马列主义的党,靠向科学社会主义,靠向反映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劳动人民。
     
      “《实》文”的发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全国人民冲破了思想的禁区,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农村要求打破人民公社政治经济体制的浪潮涌动起来了,《人民日报》每天接到的人民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了,各种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改正了,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敢于明确表达了。5月13日,有15家省级党报转载了“《实》文”,截止到5月底,全国共30多家报纸予以转载。对于这一声势,任何想阻碍这一潮流的人都不会没有顾忌。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革新求变的领导层逐渐掌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导权。
     
      据《叶剑英年谱》记载,5月11日,叶帅在第一时间看到《光明日报》刊登的“《实》文”,“对文中的观点十分赞同。”“在另外的场合,他还建议把《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另外,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也是叶帅提议召开的。
     
      5月中旬,方毅同志召集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党组联席会议,学习讨论“《实》文”。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支持和拥护这篇鸿文,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
     
      5月20日,罗瑞卿同志对《解放军报》负责人华楠、姚远方等人表示:“真理标准”的文章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现在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要去做他们的工作。
     
      这一期间,耀邦同志和罗瑞卿同志曾有六次电话长谈。《解放军报》也连续发表三篇批评“震派”、“溜派”、“风派”的杂文,主题都是针对“文革”中背离实事求是精神的各种投机人物。耀邦同志与报社负责人和谷岩等人谈话,既肯定了文章批评的文采,又说到“多做团结工作,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等问题。
     
      和谷岩同志曾在耀邦同志任政委的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中工作过,耀邦同志还修改过和谷岩写的《人民军队三字经》。我想,那次谈话,彼此是否又回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所向披靡时的心境呢?完全可能。
     
      6月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键时刻,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他在会上专门讲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
     
      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所针对联系的问题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最后号召全军: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以小平同志的经历和威望,他对全军的号召动员,实际也就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号召动员。由于他对“《实》文”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予了大力支持,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大大推进,其领域也更加扩大。
     
      然而,严厉的批评之声仍然存在。标志就是吴江同志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已不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但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刊载。在军事术语上这叫“转移战场”。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理论、宣传界先进分子不屈不挠的斗争,又引发了各地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和讨论。从6月25日到12月8日,全国29个省、区、市领导同志都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甘肃的宋平、黑龙江的杨易辰、辽宁的任仲夷三位省委第一书记反应最早。
     
      可以说,全国人民、全党和领袖人物们反映时代、历史要求的意志,这时已经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起来,成为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形成了当时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若用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算法做喻,这一力量主导了各种力量共同形成的合力线,使这一合力线大大贴近我国进步、民主、改革的方向,并直接导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成果。
                
      党内一隅民主空间
     
      为何《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能参加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期中央党校学习班?为何杨西光能把胡福明“《实》文”的初稿送吴江、孙长江等同志进行修改?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

      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但愿华国锋同志也记得这一刹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父亲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主席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1978年11月25日笔者《日记》

      12月2日在家中,耀邦同志又谈起真理标准问题,他讲:

      我们要很好学习《实践论》,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实践—理论—实践的工作就是理论工作。把这三个环节联系起来就是理论工作。我们的干部由于对革命的经历不同,对文化革命的体会不同,思想水平不同,所以认识就不完全相同,因此需要我们互相帮助,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1978年12月4日笔者《日记》

      这似乎是他对这场大讨论的总结,也是他对子女们的教育和期望。
     
      关于真理和实践的关系,耀邦同志在延安工作时就明白了这一哲学原理。但是,在工作上运用这一观念,还可以追溯到1975年为中国科学院起草的《汇报提纲》上。他和于光远同志堪称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汇报提纲》曾由耀邦同志分送给张爱萍、钱学森、朱光亚、于光远、胡乔木等人征求意见。
     
      8月17日,于光远在《汇报提纲》第二稿上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让人惊讶:在判断科学是非上要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由于稿件退回耀邦同志处时间已晚,修改的《汇报提纲》第三稿已直送小平同志了。所以这一观点未展开讨论,也未进入第三稿。
     
      ※※※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端两年之后,由此引发的思想解放极大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耀邦同志回顾历史,又想到未来,1980年6月7日,他对家人敞开胸怀,道出了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的思考和追求:

      “生(注:应为‘死’字,我记录有误)者返生,生者无愧。”这话都是上了书记处会议纪要的。出自春秋时代,《公羊传》有载……。如果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死而复生,我们每人也没有任何愧色。
     
      --1980年6月7日笔者《日记》        
        
      “死者返生,生者无愧”,原话是“使死者返生,生者无愧乎其言,则可为信矣!”此为晋国荀息回答晋献公的话。
     
      “《实》文”的发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给在“极左”路线下迫害致死的同志恢复名誉,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若是生者和死者还能见面,能内心无愧,坦然面对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诸同志者,唯有那些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成长起来,又以伟大事业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终身目标的国事决策人;唯有他们,才能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信义!■

     2008年5月15日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上篇)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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