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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1日 吴林泉、彭飞:胡耀邦同志领导平反“六十一人案”追记
作者:      时间:2008-01-23   来源:
 

拨乱反正立丰碑
——胡耀邦同志领导平反“六十一人案”追记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过早地去世了,但他那嫉恶如仇、勇敢无畏的赤子之心,却永远为人所敬仰。特别是他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冲破重重阻力,为平反冤假错案,为解救那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付出毕生心血,而被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关入牛棚,惨遭迫害的成千成万的老干部、科学家、知识分子而呕心沥血为之昭雪的动人事迹,至今仍历历在目。在采写平反“六十一人案”中,我们有幸接触这方面的情况,现在整理出来,以兹悼念。
  就从中组部门前的鞭炮声讲起吧:
  那是一个罕见而动人的场面。
  1977年12月15日8时,在西单商场旁边中央组织部办公大楼的前院里,鞭炮轰鸣,硝烟朵朵。他们不是谙事的10来岁的孩子,也不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而是一群三四十岁乃至五六十岁的成年人,在相互竞放爆竹。聂荣臻元帅夫人张瑞华同志,一人就买了10多元的鞭炮。噼啪叮咚的“交响乐”,不仅使街上的过往行人驻脚相望,连西单商场的顾客也纷纷跑来踮足围观,看到院里干部们那种欢腾振奋庄重的神色,人们互相询问道:“这些老小子们在干吗?有什么大喜事啦?!”
  大约人们都浸沉在鞭炮的乐章里去了,胡耀邦和他的秘书梁金泉穿过正在欢闹的人群,矫健地登上了二楼,立即通知召开处长以上干部开会。人们闻讯一呆:怎么?来啦?胡耀邦来啦?呼啦一下子人们都连忙奔上大楼,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院内空留下一片冒着蓝烟的爆竹的碎屑。实际上,这些爆竹就是为欢迎胡耀邦来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点燃的。这天,胡耀帮向到会的干部说:今天只是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有些工作还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欢迎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爆竹声,不仅使中组部的干部们振奋欣喜异常,也惊醒了那一大摞一大摞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书。长期以来,它们被镇锁在文件柜里,或像垃圾一样被弃置在阴暗的墙角……
  被康生、“四人帮”借党中央的名义判定的“叛徒集团”冤案的申诉书,像骡驮车载一般,不知道有多少了。康生及其追随者们一口咬定,这个“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对于被诬陷的人,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进行威逼利诱。
  然而,坚持真理的人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昂的头——
  1967年夏天,薄一波在被揪斗胁迫的监狱中,曾写长达近两万字的申诉,说明了他当年在草岚子监狱中英勇坚持斗争的真相和1936年在北方局和党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
  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以及所有被诬为“叛徒”而还健在的人们,没有不据实申诉的。他们在申诉中写道:“1936年,从伪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经过5年多同国民党反动派及监狱中各种反党政治派别的复杂艰苦斗争中,经过多次淘汰后的一批革命骨干,绝非贪生怕死卖身媚敌之徒。”“狱中党支部将党中央的指示,提交全体党员,经过激烈严肃的讨论,是服从组织纪律,执行中央的指示出狱的。”“出狱后,向各级党组织作了多次的报告,从未隐瞒过。”
  1936年春,向狱中党支部传送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详祯于1977年11月11日再一次恳切地向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二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殁。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件的经过呢?”“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孔祥祯在这封报告中,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央指示以及后来出狱的经过,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贺致平得知胡耀邦任中组部长后,曾两次向他写信说明出狱真相,揭露“四人帮”伪造的96号文件,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毛主席对谭震林关于农林口文化革命情况报告的指示,伪造为对96号文件的批示。
  那些惨遭冤狱迫害死者的家属子女,为要求给他们的亲人平反昭雪而写的申诉,就更多了。
  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康生、“四人帮”作威作福的年代,申诉就等于“翻案”,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事者本人申诉,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有实事求是者出来仗义执言,也会被戴上“右倾”、“翻案”的帽子,以致老的冤案未平、新的冤案又起……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到中组部正式上班工作。他在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明确而紧迫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平副部长负责,贾素萍、倪书林等同志参加,成立一个老干部接谈组,认真作好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躺在床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病床前,倾听意见。要拨乱反正啊!只有拨乱反正,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胡耀邦的心和千百万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国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参加会议的许多干部,激动地淌下了眼泪,胡耀邦说出了他们多少年来想说而未说出来的话,提出了他们想尽该尽而不许他们尽的工作职责啊!
  然而,尽管“四人帮”被粉碎一年多了,但“左”的霜冻仍然僵化着人们的头脑,麻木着人们的手足。各种申诉案件和干部问题,仍然由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持着,不许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不许拨乱反正。
  胡耀邦遇到的阻力远不止此。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为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震怒异常,大发脾气,说:“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啦!”
  胡耀帮面对着那僵化而狂怒的面孔,下定决心,要发挥中组部的职能,直接向党中央负责报告,不再受中央专案组的牵制。
  1978年6月初,胡耀邦在中央专案组挨克时,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工作就开始上马了。他深知中央专案组不仅不会赞同,不会提供他们掌握的片言只语,而且不许他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任何资料。面对着这重重的阻力,胡耀邦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他在向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反映到“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和死者的家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提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取得了几位中央领导的支持和同意后,胡耀邦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复查工作。耀邦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能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从此,贾素萍四人便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奔波。他们决定先向申诉的当事人调查访问,倾听他们的意见。第一个访问了住在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的薄一波。在传达室一见面便亲热地问候:“薄一波同志!你好。”10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多次地向他调查审问1936年出狱的问题。来者从来不称同志,不通姓名,更没有好的结果。而这次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四人,不仅10多年第一次亲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了胡耀帮部长派他们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薄一波听了很是激动。贾素萍说:“今天我们是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高兴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中组部派来的四位亲人,请到他住的房间坐下,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
  在炎热夏天,贾素萍4人在北京到处奔跑。他们先后找到周仲英、孔祥祯、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和他们逐一座谈,倾听意见。孔祥祯在被访问时指着他的已经残废了的腿说:“过去红卫兵、专案组来调查的人可多啦,说是调查,比审讯还凶,我说的真实情况他们又不相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已经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残废了。所以后来他们再调查时,我就不同他们谈,请他们吃闭门羹,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8月初,贾素萍一行4人来到安徽合肥,一下飞机就像掉进蒸锅里了,中原的炎夏闷热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不顾一切,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访问了刘澜涛。刘澜涛从西北被揪到北京,被关押审讯了8年,1975年5月28日,他从监狱被开释出来了。但专案组仍把“叛徒”的帽子扣在他头上,不许他有自由,在不许和任何亲属和朋友见面的情况下,把他强制下放到安庆。他曾写过一首小诗,抒发当时的情况:“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管你往哪儿发落,刘澜涛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永远是坚贞的。现在见到中央组织部派来的亲人,倾听他申述当年在狱中同敌人斗争的事迹,和他一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坚强理智的刘澜涛,这时也止不住激动的热泪滚滚了。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里种的菜豆角,亲手作菜,招待客人。但贾素萍、倪书林任务紧迫,婉言谢绝刘澜涛的盛情后,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淮南。
  被下放幽禁在淮南的安子文听说中组部派人来调查,他乡遇故人,自然是格外亲切的。回想“文革”中,他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那许多的迫害和被康生强加在头上“叛徒”的罪名,他以为人们早把他忘了,会歧视他的。谁知贾素萍不仅带来部里同志们亲切的关怀问候,还带来平反冤案的希望。安子文像被委屈了的孩子似的,呜呜呜地痛哭不已。在访问时,为了更真切地把握情况,研究时又能更好地集思广义,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个人同心协力,一块调查访问,一块研究分析,一块整理材料,起草报告。
  他们在安徽访问结束后,又马不停蹄的到天津、到山东、到吉林,10月中旬又折到西安,去访问年过70的唐方雷。
  贾素萍4人到处奔跑、调查访问,夜以继日地查阅档案,研究材料,还要冲破阻力,付出了多少辛劳啊!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犯了心脏病。当他们越是深入调查访问,越是客观地分析研究情况,便越是发现康生等人对61人诬陷的荒谬和不可容忍。有些问题甚至不用调查,仅用康生指使专案组调查掌握的材料,便可以作出同那些诬陷完全相反的正确结论。
  贾素萍、倪书林一行4人每次调查访问回来,胡耀邦都亲自听汇报,认真阅读批示他们写的每份调查材料。肯定这些材料“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大量的事实彻底否定了康生“四人帮”的谎言,戳穿了他们栽赃诬陷制造冤案的阴谋。随后,他又抓紧同贾、倪等一起研究起草了中央组织部向中央的那份《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众所周知,这份著名的“调查报告”,得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充分肯定。“六十一人案”这件长达12年之久的大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胡耀邦多次在中组部说:“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对起义人员,对侨属人员,都有不少失误”,都“必须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他多次向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部门提出:“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为那些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必须旗帜鲜明,坚决冲破阻力,一件一件地办到底。”批评那些在落实政策中“推”、“拖”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要求党的组织部门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要“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要“警惕每天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的幽灵”。他告诫人们,做好落实政策工作,是事关“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促使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调动积极因素,迎接新的历史任务”的大事,是能否“任用人才”,“留住人才”和“实现四化希望”的大事,要“破除知识分子不能当党委书记的陈腐观念。”他要求各级领导认真负责的处理群众来信,他自己以身作则,每天都认真阅读处理群众写给他的信,作到了件件有着落。
  总之,胡耀邦以他的远见卓识、惊人的气魄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投入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为在“文革”中被打成的各种各样“牛鬼蛇神”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为解放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为1957年数十万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分子平反;为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主富农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正确的决定。在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数年中全国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中的精英,使亿万人们解脱了精神的枷锁,轻装投入四化建设。是他开创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人民日报》198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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