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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作者:苏峰      时间:2010-11-11   来源:1978年: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著者:苏峰 编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定价:35.00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第1版
开本:16开

李昭:平凡与不平凡


被人戏称为 中办第二信访局


  苏峰(以下简称苏):听说1978年开始,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办第二信访局。
  李昭(以下简称李):(笑)你也知道?我确实给一些人转过信,说不上什么第二信访局,他们都是说着玩的。
  苏:有一位叫刘实的同志说您是 落难人的朋友,耀邦落实政策的好助手,可亲、可敬、可信 。您是不是帮助过刘实?
  李:算不上帮助,就是接待一下而已。自从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后,家里总有来递交材料的,我们接待一下都是应该的。来到家里,总得招待一碗水。
  刘实診-名邓洁,以前是在北平搞地下学生运动的党员。解放前夕,他调任石家庄市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机要秘书,我当时是秘书处的人事科长,我们以前可能打过照面,但没怎么打过交道,所以我印象不深。他后来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工作,改名刘实。1957年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受了一些苦,朋友和熟人也不敢和他打交道。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当时耀邦正在和别人谈事,我就接待了刘实。几十年没见面,变化也大,又加上以前也不怎么认识,所以我没认出他来,给他倒了盶-开水说: 刘实同志,请喝水。 刘实可能很久没听到用 同志 称呼他,很激动,就和我谈起他的 右派 问题。我跟他说: 组织上会按现行政策处理的,请你耐心等一下。 然后又陪他聊了聊家庭和子女的情况。结果刘实突然叫了声: 李昭同志,李大姐! 我一听,愣了,问他: 你认识我? 刘实就告诉我他是邓洁,把他后来的遭遇和我说一说,还说: 我早认出您来了,您是大干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 右派 ,怕给您添麻烦,凡是大干部家我都不去。 我一听就笑了: 你是不登豪门呀!可我家不是豪门,我们是同事嘛! 我们是老同事,一聊就到了吃饭时间,不能让他饿着肚子离开我家呀,于是我留他在我家随便吃了点。事情很简单,刘实到处给我宣传,我接到的信就越来越多啰。
  苏:都说您热情、负责、效率高,胡耀邦同志批示也快。多年的冤假错案,通过您这个重要渠道很快就解决了。找您的是不是也越来越多?
  李:给我寄材料写信的人确实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我。我当时在王府井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上班,一直都是走路上班。从富强胡同到王府井,在上下班的这一路上,人家好像都认识我似的,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我,想通过我申诉冤情,还有专门想和我谈心,请我出主意的。还有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纺织局,因此就有人把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办公楼(东单三条33号)戏称为 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
  苏:这些人给您信的时候,怎么称呼您?都说什么?
  李:他们也不叫我的名字,就塞给我信,也不说话,连 请转给耀邦同志 的话都不说,扭头就走。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我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惊奇。我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先把信接了,回家转给耀邦就是。
  1980年2月,耀邦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他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找我转信的人更多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为了安全起见,开始是派了一个工作人员悄悄跟着我上下班,保护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纺织局还是不太放心,从1981年开始,就派了个车接我上下班。
  那时候,不仅有人在路上截我,要我转信,还有人到我家门口的,大概算好是我要出门上班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坐着车刚要走,有人就往我的车里扔信。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看到我的车要过来了,突然跪在我的车前,吓得司机都不敢动了。他们都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上百件,有的寄信人把我的名字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我接到信,一般还是要看一看,看反映的什么问题,再转给相应的人和机构。当然,大部分都是给耀邦的。
  我想,他们给我信和材料,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应该负责。有时候信件实在太多,我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把属于我个人的信件交给我,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我1983年离开纺织局的时候,整理出好几包信。
  苏:一般都反映什么问题?
  李:什么问题都有,有个人的历史问题,也有纠纷问题,主要是冤假错案问题,大概是觉得解决不了,所以就写信给耀邦。
  苏:在这么多人和信里面,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李:我印象中,葛佩琦[1]来过我家。据说他是1978年12月先去了中组部,他的事情纠缠了很久,没有解决,又来到我家,时间大概是1980年春天。
  葛佩琦我是认识的。抗战初期,我还没有去延安,我们在敌后游击队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都在敌后做抗战工作。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但是知道他很积极。他是北京的大学生,怎么活动的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进步的。他很有可能确实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我们好像还在一起共过一段时间的事。
  1937年我就听说过葛佩琦,40年后,为了平反,他来找我们。现在又过了30年,具体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是记得他来过。后来平了反,影响比较大。
  苏: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其实我们也知道早在1978年底,耀邦同志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耀邦同志和您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据说两位还亲自召开过家庭会议。
  李:是的。在他当选为中央主席的晚上,我们一家开了个家庭会。在京的孩子们都来了。耀邦严肃地对孩子们说: 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 他加重语气接着说: 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 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地嘀咕了几句。接着我说了一些要他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后来耀邦笑着说我: 八股呦。
  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
  苏: 文革 过后,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局当时是怎么落实政策的?
  李:1978年开始,我在给耀邦转信的时候,北京市纺织局系统内的落实政策工作也同时展开。我们一直都很关心干部和知识分子,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据我们的大致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给17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识分子担任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全系统落实冤假错案共1600多件,且都做好了善后工作。有1400多人被错误地停发了工资,我们为他们落实了政策,工资全部补发。还给系统内2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套改了技术职称,给1500多名知识分子晋升了技术职称。
  在纺织系统这么多年的工作中,自己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应该做。好在工人们对我还是不错的。在 文化大革命 中,他们倒是没有斗我斗得太厉害。
  文革 初期,我被打倒,我的工作是刷厕所、扫楼道,这都没什么,我把它打扫干净就是。红卫兵还表扬我刷厕所刷得干净。那时候流行都戴毛主席纪念章,我这个黑帮不让戴。有一次我在扫楼道,纺织局的一位干部杜哲荣偷偷地把毛主席的纪念章给我戴上,还要我保重身体。那时候我是走资派、黑帮,别人都不敢靠近我们这些人,杜哲荣却送纪念章给我,让我很感动。
  苏:那时候,给女同志剃阴阳头挺恐怖的。
  李:宋汀[2]和我都没有剃。但是有人被剃了阴阳头,診-因是造反派说她不老实,她想不通,不服气呀。
  苏:看来该低头的时候还是得低头呀。
  李;哈哈。当时红卫兵也要我低头,我低头之后,还是会抬头的。
  苏:那怎么说斗您斗得不太厉害呀!
  李:还可以吧。好像也没怎么打我。
  苏:坐喷气式飞机了吗?
  李:那 - -那是坐了。哈哈,大概走资派都坐过。
  苏:看来您平时和工人关系不错,套句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好。
  李:(笑)这话就说得远了。1964年我在北京市毛巾厂搞 四清 ,一般搞 四清 都搞得比较紧张,我反正也就是按照政策来,没怎么太过。隔了没几年, 文革 期间,我下放到北京市毛巾厂劳动,毛巾厂的工人挺照顾我。他们对我说: 不斗争你,那斗争谁呢?你是执行路线下的领导者,当然得斗你了。但是你自己想想,你有罪,你就说,你没有,你就别说。 耀邦也对我说过: 你做过的,一定承认。没做过的,别瞎承认。
  工人还对我说: 你就得这样,一天三顿饭,还是得吃饱。 简称为 三个饱,一个倒 。三顿饭都要吃饱吧,这就是三个饱;一个倒就是睡觉要睡好。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挺感激他们。
  我们在家各忙各的
  苏:1978年,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您在家里和他谈起过这些事情吗?
  李:没有。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纺织局,是地方干部。耀邦和别人说的都是中央的事,我也接不上多少茬,就是觉得挺乱的。现在看来,这一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对有些问题,我知道一点,但也不太清楚。在家里,耀邦从来不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耀邦喜欢读书,很多时候都在看书。我常在单位加班,回来得比较晚,有时就住在厂子里或单位。在家的话,我们平时也都是各看各的书,各忙各的事。家里由两位老太太管家,一位是耀邦的母亲,她于1967年去世;一位是我的母亲,于1973年去世。没有两位老人,这个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两位老人,我们两个都不会这么全力投入地工作。我很感激她们。
  苏:你们聊天吗?
  李:有时也聊,偶尔聊聊孩子、家庭。他主要是看书,也会说一说文学、艺术。
  苏:您是不是很少陪同胡耀邦同志出访,或是出席公众活动?
  李:我没有跟他出访过,在退居二线以前,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1980年因为工作,我去了一趟日本,是以全国妇联执委的身份应日本妇女组织邀请去的。访问日程完了,我要求特意去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涤纶长丝厂看了看,带回了一些样品,收获很大。当时我们正在做化纤的项目。
  我没陪耀邦出席过公众活动,主要是我的工作忙,总觉得做不完。1983年我退居二线后因为身体診-因,耀邦带我去过一趟南京。另外就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参加过一次外事活动,1984年3月24日陪耀邦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家。礼尚往来嘛,他们在1983年曾在东京设家宴招待过耀邦。后来中曾根康弘夫人中曾根茑子带信给我,和我叙旧,表示慰问。我为了感谢中曾根康弘夫妇对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作出的贡献,为纪念我和她之间的友谊,买了一幅湘绣,题了几个字作为礼品,托友人赠给中曾根茑子。
  2005年11月,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康弘还写信给我,表达他对耀邦的怀念,我感谢他们对这段友谊的珍视。
  苏: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回忆, 母亲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典型干部,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参加到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工人们反映说: 一天三班倒,班班见领导。 在我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 啪 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 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 母亲说: 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您这么热爱纺织事业!您的孩子们和同事都说,晚上9点前您一般不在家,在单位。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一直到您退居二线,您就经常住在单位。
  李:呵呵,瞎胡闹。
  苏:我听说您现在晚上还做梦,说要赶紧的,参加会议去,不然要迟到了。
  李:哎,对。(笑)有的时候就喊起来了。把我们这里的小姑娘[3]给吵醒了。
  布票不知道给谁了
  苏:1978年那时候,还发布票吧。
  李:是的。其实呀,我不知道布票是怎么发的,布票也不知道给谁了。当然布票肯定发给我了,只是我不怎么管家里的事,也不知道具体给了谁。听我家的工作人员说,都给了老家的人,主要是耀邦湖南老家的人。
  苏:那时候的布票可是好东西呀。那您自己的衣服怎么置办?
  李:咳,这无所谓的。那时候也不讲究,反正有衣服穿就行。
  苏:您都穿什么呢?
  李:我的衣服一般都是我母亲做的,连我穿的棉鞋都是我母亲做的,还有棉袄、对襟衣服呀,我母亲很勤俭,很能干。那时候,我们都是缝缝补补又三年嘛。
  苏:我听说有一年,胡耀邦同志都当总书记了,1983年还是1984年,您还去改衣服。
  李:哦,好像是去国棉一厂请陈师傅,陈师傅是瘸子,但手艺很好,我请他用耀邦的衣服给我改了两三套衣服。我穿了有一段时间。前几年送人了。
  苏:这么一算,穿了20多年啊。
  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苏:您生活真节俭。
  李:家里人多,有时候钱还不够花,我还找单位借过钱呢。
  苏: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大概是1973年,那时我担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副书记,分管生产。我母亲去世了,办丧事急着用钱,家里没多少积蓄,只好找单位借钱。我找到同事多年的财务处长柯鉴明,我向他说我借钱,他以为我开玩笑,说: 借啥钱,报项目就有钱。 我说我是私人借钱,家里急用。他起初不相信,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大官家里怎么会没钱呐。事实是耀邦爱看书,又好交朋友,家里人也多,没事时我们两人的工资凑合着够花,但家里确实没多少积蓄。后来我向他说明情况,他很热情,说要为我写申请,申请家庭生活困难补助。我想,我哪能占公家的便宜呢!最后借了单位互助金700块,年底还清了。
  苏:您存折里一般有多少钱呀?
  李:没多少,最多三四百。有一年,我的存折找不着了,这可是我唯一的存款呀。我只好拿着纺织局党委开的证明去银行挂失,存折里有400块钱,家用够花一阵子的。给我办理挂失的银行工作人员还不信我是李昭呢。
  苏:哪一年的事?
  李:好像是1982年。
  苏:那时候您都是总书记夫人了,换了我,我也不信,您才这么点钱。
  李:400块钱可不少,当初还救过一个小孩子的急。上个世纪70年代初,耀邦刚从干校回来,我也刚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有一位北京市公安局的王金锐同志受了批斗,生活很困难,他6岁的小女儿又得了急性肾炎,必须住院。我们积蓄不多,就把仅有的400块钱给了王金锐,让他赶紧送孩子住院治疗。孩子后来病好了,王金锐领着孩子来看我们。耀邦说: 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谁有困难,关心一下是应该的,不提这些。 耀邦去世以后,王金锐又带孩子来看我,他总是对孩子说: 是胡爷爷、李奶奶帮助了你,不然,你也许活不到今天,你永远不能忘记胡爷爷、李奶奶。 我打断他的话,要他不要再提这些,只要孩子上进,耀邦在天之灵也就高兴了。
  苏:我听说您每月自己掏钱交汽油费?
  李:我现在记性不太好,具体的事情不太清楚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徐海峡、杜玉芬,他们记的事情比我多、也比我清楚。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纺织局的局级干部是没有专车的,市委很多局级干部也没有专车,我们下厂工作,都是几个人坐一部车。纺织局为了安全,特意安排专车给我坐,我想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每个月就交汽油费,大概是5块钱吧。那时工资不高,物价低,油价更低。当时杜玉芬是局党委机要秘书,这个钱是杜玉芬每个月帮我从工资里扣,她说给我交了19个月,从1981年12月到1983年7月,刚好交到我退居二线。
  苏:您真是有診-则。
  李:对自己严格点好。就应该是这样。
  带头退居二线
  苏:您刚才讲到1983年退居二线,那时候好像有一拨老同志离退休。
  李:那时候,按照邓小平关于干部 四化 [5]的精神,耀邦在具体推动干部年轻化这项工作时,希望一些老同志退下来,遇到点阻力。他回家动员我,让我带个头。我回去就和纺织局说了,这时刚好中央和各省成立顾问委员会,我就进了北京市顾委,退居了二线。
  苏:事实证明,这是很高明的。既让年轻干部出头,又发挥老同志作用,顾全了多方面。不过,您才61岁,在当时的老同志里边,是很年轻的。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耀邦要我带头,我就带头退。他那时工作很困难,我得支持他。那时北京的纺织又正处在顶峰时期,我也比较放心。1978年,尽管我们还在用布票、粮票,但这时候,北京市的轻工业算是发展很快的。当时北京市正抓轻工业,轻工业也好抓,它的效益很快,看得见。
  苏:我看到一组数据,1978、1979年,北京市对那些診-料无来源、产品无销路、质量次、耗能高、长期亏损的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产、转产、调整、合并,同时发展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这次工业调整初显成效,1979年,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重工业增长速度(轻工业增长13.1%,重工业增长9%)。
  李:轻工业一抓就有效。1981年,有些地方开始部分取消布票,有些地方从人均每年一张布票涨到两张布票。到1983年,北京市全部取消布票,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群众穿衣难的问题在这一年成功了。
  苏:从1954年到1983年,布票的历史是30年,您在北京市搞纺织工业的历史也刚好差不多是30年。
  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
  苏:1978年,北京市民有 五难 [5],其中一个就是 做衣难 ,这个问题是1983年解决的?
  李:差不多。说起这个 做衣难 呀,话就长了。 做衣难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主要是因为診-料缺乏。没有診-料,就没有布料,也就做不了衣服。为了解决診-料的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在努力。生产要前进,你就会遇见很多像观念呀、技术呀、診-料呀的问题,因此很多东西都要跟上。所以,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做的努力完全没有成绩。
  苏:对啊。我知道国棉一厂、二厂、三厂都很有名。一厂出了全国著名 的确良 衬衣;二厂、三厂开发、出口棉涤纶和人造棉等等。
  李:我们的衬衫最初叫 冰山 牌,后来觉得 冰山 牌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于是就改名叫 的确良 了,那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的确良,的 确 良。 说明我们的衬衫做的是不错的。后来又改名,北京嘛,要取个能代表北京的名字,于是就改名为 天坛 牌衬衫。一厂经过几十次的试纺试织,生产出坯布,再经北京印染厂加工成漂白布,由大华衬衫厂、北京衬衫厂生产出成品。
  苏:您当年穿过这个衬衫么?
  李:我没穿。当时我们主要是做宣传,送了一些衬衫给一些领导和新闻人士。
  苏:反响怎么样?
  李:这些领导和新闻人士反响都很好。我们的衬衣质量好,另外,我们的价钱也不是太高,好像是12块钱一件。
  苏: 文革 一来,大家都不搞生产了, 做衣难 的问题到1978年就凸显了?
  李:当时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普通群众的需求满足不了,连出国人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置装都很困难。上上下下对北京的意见都很大。
  这个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就开始在想办法,可北京一带不怎么产棉花,上世纪50年代北京郊区曾有10万亩棉田,可产出的棉花质量不好、又少,就改产了。之后,北京的纺织系统每年需要国家调拨10万吨棉、毛、麻、丝等診-料,从各地调运到北京,
  一旦调不进来,或者棉麻减产,纺织系统就要减产或停产。北京纺织可以说是无米之炊。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我们厂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用棉秆皮,就是棉花秆上包着的皮。那时候已经没有棉花了,没有診-料了呀,只好用棉秆皮。把这个先繺-开、洗干净、泡软,再打散,用这个作診-料进行生产。这个也没多少呀,因为没有診-料,北京国棉一厂还一度关闭过,3000多工人分散到北京市各行各业。我被调到市纺织工业局。
  为了解决診-料困难,我曾经试图 就地取材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到郊区平谷、怀柔、大兴等地调查研究,还曾经去过门头沟养羊,其实也不指着它了,只是什么办法都得想想,没办法呀。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养羊,到时候再收购羊毛,结果见效太慢。这个羊长大了,你还得把这些羊毛纺成线,这又有一套工序,太慢了。解决不了缺少診-料的燃眉之急。
  人称 化纤局长
  苏:您是怎样想到发展化纤工业的?
  李:診-料始终是个问题呀。北京不产棉花,我只好另想办法。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化纤是解决城市纺织診-料匮乏的好办法。我想,北京守着燕山石化,多好的条件呀!我下定决心搞化纤,发展化纤的想法也可说是由来已久。1970年,刚恢复工作没多久,我就开始做起来了。当时是既没有资金,又没有太多专业人才,我就组织几个人做小实验。慢慢地摸索着做,条件具备后,我们又引进先进的化纤设备、技术,提出搞现代化。那时候,人们搞四个现代化的热情很高,都想着夺回十年 文革 浪费的时间和损失。
  苏:您被人叫做 拼命三郎 ,估计这时候更拼了。
  李:那时候想夺回损失的人很多, 拼命三郎 也就很多。我们的领导,北京市副市长、经委主任张彭就是出了名的 拼命三郎 ,给我们压任务压得挺重的。
  1978年,为了将化纤厂纳入国家计划之内,我带着人亲自跑部门,找领导、找国家计委,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的肯定和认可。  
  后又找万里和纺织部的领导,还找北京市管商业和工业的王磊、叶林两位同志,找叶林的次数最多。北京市的市长会议还专门讨论北京的化纤发展,会议一致同意上马化纤厂,并发了通知。我们还得到了北京市计委、建委、规划局等单位的积极支持,没有这些领导和单位的支持,北京的化纤也很难办起来。结果不仅建立了四个化纤企业,还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形成了年产5万吨化纤的生产能力,初步结束了无米之炊的局面。
  苏:他们这么支持您,是不是看在胡耀邦同志的面子呀?
  李:很多人都以为我打着耀邦的牌子,报批项目时审查就容易多了。其实不是的。我没有找过上面的人批过条子,主要是找管理部门的具体办事人员,同他们商量,请他们帮忙,他们就告诉我一些方法、规矩和注意事项,这样审批起来反而快得多。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化纤项目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能解决診-料困难问题,又能多产布料,解决人们 穿衣难 的问题,还能扩大就业,增加上缴利润,领导们当然赞同呀。
  我们很重视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化纤。1979年左右,当时德国产的涤纶长丝高速纺丝机很先进,速度是我国机器的5倍,效率高出五六倍,我们很想引进这样的先进设备。当时我们纺织行业赚了一些钱,但是没有外汇。我只好去外贸部门,请他们帮忙换外汇。我们引进的这台设备就拨给了北京涤纶试验厂,这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第一台先进设备。一试就很成功,速度是当时国内的6倍,速度快,而且质量高,工艺流程短,成本低,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以前是我们南下南京、上海,北上沈阳取经,这下子,各地来北京参观的人很多,后来各地很多厂子都买了这种设备。
  1980年我去日本东丽化纤公司考察他们的涤纶长丝厂,拿了些样品回国,收获不小。没想到15年后,北京化纤机械厂和日本东丽公司合作开发了高速纺丝机,占领了国内市场份额的70%以上。这都是后话了。
  从1970年到1986年,北京市化纤工业做了很多工作,归结为一点,就是实现了 三个五 :生产了50万吨化学纤维,生产了50个亿的产值,实现了5个亿的利润。
  苏:据说,到了1984、1985年,纺织局上缴北京市财政的利润和出口创汇是最大的一块,一度超过了首钢。除了化纤,您还重点抓了什么工作?
  李:我在纺织业这么多年,和很多领导一样,非常重视品种和质量。我们怎么做呢?主要是先进行调查研究,看看市场上需要什么品种和花色,外贸出口市场需要什么产品,然后定出产品品种和质量的目标和标准。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和标准呢?就必须要抓管理、重人才、开发新产品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满足人民的需求。
  苏:是呀!咱们北京纺织还是有很多品牌的。像刚才您说的冰山牌衬衫,还有蚛-亭牌精梳纱、雪莲牌羊绒衫、双鹿牌毛线、双羊牌毛毯等,以及各式服装几十个品牌。服装品牌连我都知道几个,像雷蒙、红都、顺美、玫而美、滕氏、白领,蚛-牛针织内衣,都是很不错的,听说很多领导都穿。
  北京服装衆-会:纺织生涯的另一片天地
  苏:您退居二线后没多久,北京市主要领导人段君毅、焦若愚又请您出山了。您当时是什么想法?
  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市场需要,促进各地横向联合与衆-作,北京决定成立服装衆-会。在酝酿人选中,市领导找到了我。我热爱纺织服装行业,他们找我,我也就答应了。北京服装衆-会其实不仅是北京的,当时全国也就这么一个衆-会,也是第一家。要与中央各部委、周边各省区建立良好衆-作关系和交流,我们都是考虑了的。
  苏:1984年7月4日,北京服装衆-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据我所知,现在这个衆-会运转得也不错。
  李:反正还在发挥作用吧,在全国算是开了个好头。后来,上海、武汉、天津、安徽、陕西、南京、大连、成都等地服装(服饰)衆-会都成立了。
  苏:我知道长久以来,即使是改革开放初期,大街上人们的衣服只有三个颜色,灰、黑、兰。
  李:对呀!为了打破灰、黑、兰,当时我们就提出来,服装衆-会主要是美化人民生活、服务社会,提高我们服装的花色品种、产品质量和制作水平。1984年北京服装衆-会一成立,我们就开展国际国内技术交流,华北地区的、全国的、国外的都有,比如,我记得1985年以后,我们在中南海、北京科技馆、农业展览馆搞了几次纺织、服装、服饰展览展销的活动,效果不错。同时呢,和兄弟省市搞了十几次技术交流联谊会。为了加强与国际交流,联系日本、法国、韩国等国著名设计师来北京进行服装展演展示,鼓励国内外设计师多联系、多交流,培养我们自己的设计师。我们不仅搞展览展销,还率先成立了服装模特表演队,常常举行设计比赛选拔优秀人才。另外,以北京第132中学为试点开办服装设计班、技工班等课程,使北京的服装技校和职业中学发展到了12所,后来又发展了服装的中专、大专及高等院校等,培养了很多人才和骨干。
  我在服装衆-会待的时间比较长,从1984年一直到2000年,同北京市纺织局、北京服装衆-会的同志们做了一点工作。
  苏:成立模特队,可是开风气之先。服装衆-会大有文章可作呀,像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可都是全球瞩目的盛事。我知道北京这几年也在提 打造时尚之都 。
  李:我们为了美化人民生活,提升北京的服装文化,与国际接轨,1986年,提出了 把北京建成时装中心 ,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支持。1990年,改成建设 时装名城 。现在的提法又有点改变,就是你说的, 打造时尚之都 。现在做得还不错。
  苏:您在20多年前就提出了呀!要建设时装中心,我想您要做的事情可不少。咱们不仅得有过硬的水平和品牌,还要能宣传自己,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呢。
  李:是呀!在提建设时装中心之前,1985年的时候,我和衆-会的同志们已经提出要办一份服装的专业报纸。当时的《中国纺织报》只有服装专版,服装行业的天地很广阔,可没有自己的专门报纸,挺可惜。就像你说的,要宣传我们的品牌,交流各地的情况,必须办一份我们自己的专业报!当时我立下了军令状, 办不成服装报死不瞑目 ,这话现在还老被一些同志们说笑,呵呵。8年之后,总算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1994年7月1日,全国第一份彩印的《服装时报》创刊了。后来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服装报了,北京算是带了个头。现在报纸办得也还可以。
  苏:酒香也怕巷子深啊!开辟服装行业的媒体专业领地,就有了话语权,北京又带了个好头。
  李:当然也有遗憾的事。1995年我们提出建立服装会馆,可惜没搞起来。服装会馆是干什么的呢?就要像米兰、巴黎、东京等地一样,有一个展示我们服装文化的地方。我一直想把北京服装的特点做出来,一个是古都的文化底蕴和风格,一个是民族文化的特点和风格。把民族的、古都的服装提高到文化艺术这一高度,一直是我的追求。
  苏:就是服装文化?
  李:对呀!让我们的服装体现我们的古都文化,上升到艺术时尚,使北京城既古典又时尚,既传统又现代,把它打造成世界公认的、有浓郁民族文化的时尚之都。
  苏:您从1978年的穿衣难、做衣难谈起,从上世纪50年代一下子跨到现在了,从50年代的棉花診-料,到60年代的困难时期,到70年代的化纤探索,到80年代的美化人民生活,到90年代的服装文化,最后到新世纪的时尚之都,您的身上,可是一部新中国纺织服装史呀!
  李:呵呵,都是些平凡的事。
  苏:您认为平凡,其实,这可不平凡。现在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您觉得现在的形势怎么样?
  李:形势当然是好的。
  苏: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候?
  李:可以这么说。
  (为馔写本文笔者同时采访了纺织系统资深同志孙建勋、杜茂恒、张培华、张平、邸长明、龙云泽及北京服装衆-会冯卫国、杜玉芬,和李昭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同时参考了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肖祖石同志的相关资料。)
  [注释]
  [1]葛佩琦的经历请见本书第二部分。
  [2]宋汀,診-名宋守莲,女,1918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1937年1月入党。1958-1966年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局长、党委书记。
  [3]指家中的服务员。
  [4]即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
  [5]即吃饭难、住店难、理发难、修车难、做衣难。这是长期以来沿袭苏联模式 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后果。1966-1980年,北京市的国营、集体餐馆一直在800家左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市发展个体经济。1980年,餐馆一下子发展到7000多家,其中6000多家为个体餐馆,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城市待业青年的就业压力,也推动了个体经济的发展。1985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6.8%增至33.3%,商业服务网点由1.8万个增至8.2万个。(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见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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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我是胡耀邦平反的两千零一人


  1935年,葛佩琦在 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1938年,葛佩琦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在党的指示下,1939年,葛佩琦被程潜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回冀东地区策动汉奸部队反正。1940年2月,袁天柱部率先反正,10月,宋克宾部队的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成功。
  1942年,葛佩琦调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以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 头衔,赴豫东日寇占领区搜集情报,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中共。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西单住地,接待了经北平去东北的中共地下同志。
  1946年春节后,由中共西安情报站赵耀斌派遣、陈忠经[1] 举荐 ,葛佩琦、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四人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
  1947年10月初,赵耀斌的西安情报站被西安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赵耀斌被捕。不久,李年、邢国彦、王书鼐三人因有共党嫌疑而被捕,葛佩琦幸未暴露。三人经受住了严刑拷打,后被押送至南京。
  北平和平解放后,三人 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 。1949年3月中旬,三人回到北平。因为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工作关系,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没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此后,入党介绍人刘子久虽然证明了葛佩琦已有十多年党龄,因为找不到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恢复。葛佩琦也就成了 党外人士 。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1957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的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的 党外人士座谈会 上,一些党外人士发言后,葛佩琦发了言。
  5月2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消息最后一部分的小标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全文如下: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 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说 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 。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倒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穃-他。他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自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了。
  此报道,虽然摘发得生硬,但当时一些领导人常说 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之类的忧患之言,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
  5月27日,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中称葛佩琦说: 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穃-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这天下午,葛佩琦面见了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质问: 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 聂真说: 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报道最后一部分的小标题是《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 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其中谈到葛佩琦说: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 - -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
  但是,你们认为 朕即国家 是不容许的 - -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穃-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6月5日、6日和7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出五篇 读者来信 ,反对葛佩琦的观点。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反击右派猖狂进攻 正式开始,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不断升级。
  葛佩琦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
  编糪-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診-意有出入,请予更正。 我要重述一遍 - -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这段报道的全文是: 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穃-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此后,《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上纲上线:著名人士、劳动模范、学生、军人、农民都痛斥葛佩琦的 杀共产党 、 要共产党下台 - -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被押进了监狱,关押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即 草岚子看守所 ,診-是国民党的 北平军人反省院 ,当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就在这里被关押过。
  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葛佩琦作出 判处无期徒刑 的判决。《判决书》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重新做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穃-人民政府。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 -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司章三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1975年冬天,全国人大四届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診-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凡有家可归的,都可回到診-籍;无家可归的,由政府分配到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診-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或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以上、经当地公安部门同意又有常住户口直系亲属接纳的,可以回到北京、天津、上海这三大城市;愿往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在山西监狱的葛佩琦被宽大释放。几经周折,在家人的帮助下,于1976年3月回到北京。
  经过家人近一年的奔波,葛佩琦得到了户口、粮票、住房,搬进了北京城内的一个大杂院,一个診-来放杂物的8平方米小屋。年老多病的葛佩琦得到了家人、邻居的照顾。

  1978年初春,有人来看望葛佩琦。这位老人叫李逸三。
  1957年 反右 时,李逸三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在葛佩琦发言的那次座谈会上,他在场。他认为,葛佩琦的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恢复,葛佩琦当时说这些 带刺 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在校党委决定把葛佩琦划为 极右分子 之时,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也违心地举了手。后来,他坚决反对把葛佩琦当作 历史反革命 和 现行反革命 逮捕法办,再后来他被调离人民大学。
  对那一次的违心举手,李逸三一直深感歉意,难以释怀。葛佩琦搬进这个大杂院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住在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每隔一两个月,他就来一次,每次都给葛佩琦带上些吃的,还有重要信息,譬如: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 党员之家 的传统,许多党员干部排着队去上访,有冤伸冤,有苦诉苦;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 右派 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 右派 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 -李逸三每次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为慎重起见,葛佩琦决定 再看看 。
  1978年国庆节前后,葛佩琦去了西郊人民大学人事处,人事部门对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葛佩琦决定:去党中央上访!他开始认真准备自己的上访材料。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即使是毛泽东首肯的全国错误,譬如 天安门事件 ,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问题,所谓的 二月逆流 ,薄一波等 六十一人案 都得以平反。
  12月25日,葛佩琦终于来到了中组部上访。
  中组部的北院墙外是灵境胡同,胡同中间开了一个小门,通向中组部后院,这就是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葛佩琦向接待人员报上姓名后,过一会,接待人员对他说: 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这下子,接待室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打发到后门来的,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 有人大声说。
  两天后,葛佩琦见到了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郝一民一进门,就和葛佩琦热烈握手,并说: 葛佩琦同志,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1979年1月上旬,葛佩琦将材料送给了郝一民,中央组织部及时批转给人民大学,嘱咐认真复查葛佩琦的 右派 问题。
  1979年4月初,葛佩琦去人民大学询问进展。据说他这个 右派 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出面为他平反。
  一直到1979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党委才派人给他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认为: 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 。
  葛佩琦开始了新一轮的申诉。负责解决 右派 难题的五大部 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葛佩琦都去遍了,有的还去了多次。答复大意都是:阻力太大,爱莫能助。
  中组部的一位同志说: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难以起死回生。刚好来看望葛佩琦的李逸三说: 上访胡耀邦!

  1980年4月2日下午5点,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同里没有便衣巡逻,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他按了大门一侧的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问他找谁,他说要上访胡耀邦同志。这位警卫人员转身就回去了。
  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说: 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带着. 葛佩琦说着,就把一封约有五百字的申诉信递了过去。
  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请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5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他一按门铃,那位同志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大信封,并说: 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
  天色已晚,葛佩琦没有去组织部。他回家后打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粗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首写的是 中组部 ,中间红竖长条格里写的是 陈野苹副部长 ,左下首是 胡耀邦 的签名。他从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诉信,看到了耀邦对它作了这样的批示: 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 再细看,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 三月二日 的 三 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葛佩琦才意识到自己診-来把 四月二日 写成 三月二日了。
  邻居们听说他去胡耀邦家里上访,纷纷前来关心。他把这两天上访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说,老老少少都听得入神。有的说, 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带头人 ;有的说, 胡耀邦在做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 。他们都为他幸逢大好人而祝贺。
  此后,陈野苹副部长指定中组部干审局一位副局长具体负责此事。过了半年多,仍未见人民大学的答复。

  1980年11月17日,葛佩琦给李逸三写了一封信。出于对李逸三 政治安全 的考虑,让别人觉得葛佩琦被 宽释 出狱回到北京后,从未与李逸三谋面,这是第一次给李逸三写信:
  李逸三同志:
  您好!我有下述问题,请您予以衆-助解决。
  1957年5月24日,在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我给个别党员干部和党委书记提了一些意见。由于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我在发言时,态度有些不冷静,说话有些带刺;但是我发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内同志通过整风,改正缺点。不料有些报纸报道时,竟然说我叫喊要 杀共产党人 ;因此我被划为右派,至今没有得到改正。
  您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我1957年5月24日发言时,您也在座。现在我把已经找到的有关报道,砛-录于下,请您回忆一下,那些话是否是我说的: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报道说: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 群众总要推穃-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时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 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
  不但我没有说过以上三句话,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错误的报道时,当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学党委提出了口头更正,聂真同志接见了我;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给邓力群同志写了请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您是老党员、老干部,是我的老领导,我发言时您在座。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有关方面为我写个证明材料,衆-助我解决这个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以便落实党的政策,至为感盼!
  人民大学党委已经查明,我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解放前一直坚持做地下工作;但我的组织关系,至今没有得到恢复。
  我被错划右派后,又被逮捕 法办 ,坐监十八年,人民大学党委认为判刑问题,证据不足;但我的冤案,至今没有得到平反。
  这两个问题,也希望您能予以衆-助解决。
  此致
    敬礼

     葛佩琦谨书

  附件一: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大周报》的更正信(砛-件一份);
  附件二:我的生平和冤案的概况一份。
  在这封信的最后,葛佩琦附带说了说上访中组部与上访胡耀邦的经过, 承批交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副部长,迄今已半年有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 -

  11月19日,李逸三收到了葛佩琦落笔仅两天的来信,马上给胡耀邦写信:
  胡耀邦同志:
  我现任国务院参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先谈谈他的右派问题。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任党委常委等职。当时鸣放时,我们请他们帮助党整风,他向党提批评意见,说了些错话和气话、刺话,如说: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
  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冷霜,有些党员(少数党员),六亲不认 。
  这三段话,是引的診-始会议记录。他谈这些话时,我在场,据我记忆,这基本上是他的診-话診-意。
  当时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葛的话,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邓力群同志说葛 要杀成千成万共产党人 ,和事实就离得更远了。
  据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四年共计十二年,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们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我认为他的话有错误,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但)是不是据此就定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认为是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 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
  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阳谋是 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 ,阴谋是 引蛇出洞 。实践已经证明,五十五万条 毒蛇 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万分之一左右是 右派 。[2]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 右派 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穃-。
  下面,我说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狱的问题。
  葛佩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划右派后,来了一个 新账老账一齐算 ,说葛是 历史反革命分子 。开始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牢之后,被特赦出狱。
  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 历史反革命分子 。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做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听说北京市委迟迟不批。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您建议: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彻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狱是怎样产生的;北京市委为什么对法院重新判决为无罪的请示,拖了近一年了,不睬不理。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 右派 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 右派 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致
   革命的敬礼!


    李逸三
    1980.11.20

  胡耀邦是否见到这封信,一般人不得而知;但从此信发出后的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来看,他是见到了这封信,并作了重要批示的。反应最积极、最迅速的是法院系统;距李逸三发信只20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对葛佩琦一案作了 再审判决 。
  本来,在1978年12月27日,葛佩琦与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谈话之后,他就去人民大学拜访了分管落实政策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腾霄,请求解决冤案平反问题。张腾霄说: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找证明人写出材料,走法院这门路。
  经过多方查询,他得知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遂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罗青长让中调部政治部写了证明材料。同时,当年介绍他去国民党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 工作的陈忠经,以及与他一道在东北做地下工作的邢国彦,也都写了证明材料。
  这些材料,都被转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说他必须自己提出平反申诉,法院才能立案处理。
  1979年7月16日,葛佩琦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絓-华写了一封请求平反冤案的申诉信,此信被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因要求平反的人太多,一时排不上号。后来排上了号,进展出乎寻常的迅速,从1979年11月14日到12月11日,只用了27天。然而,送到中共北京市委去审批,却又拖了一年。
  1980年11月20日李逸三给胡耀邦发了信,11月28日,葛佩琦就耳闻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高院的结案结论。12月10日上午,北京市高院正式开庭,庭长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0)高刑监字第893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申诉人(診-审被告人):葛佩琦,又名:葛畔珩,男,六十七岁,汉族,山东省平度县人,診-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逮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七五年一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减刑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赦释放。现住本市交道口东大街九十六号。
  经本院再审查明:診-判认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及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书;
  二、宣告葛佩琦无罪;
  三、診-判没收的黄金四十一两六钱八分折合人民币叁仟陆佰伍拾叁元壹角肆分整,发还本人。
  又过了1年多,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关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和(80)60号文件的精神,对葛佩琦的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撤销一九五七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診-教学六级工资待遇。
这个《恢复结论》,即刻被报送到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北京市委常委会。北京市常委会发出 京常字(82)2号通知 :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意见,对葛佩琦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
2月18日,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以 (82)京高教字011号 文件形式,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转达了市委常委会的通知。

  至此,压在葛佩琦身上的 三座大山 才被全部推倒,剩下的就是恢复党籍和 错划而改正 的问题了。
  1982年5月4日,葛佩琦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的经历和目前亟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发函证明,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在给葛佩琦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同时给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82年6月18日,人民大学党委收到罗青长这份材料的同时,也收到了葛佩琦当年的主要入党介绍人刘子久给人民大学党委的信:建议恢复葛佩琦的党籍。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材料报送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于1983年5月23日做出决定:
  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
  半个世纪后,葛佩琦 三八式 老党员的本来面目得以恢复。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也发文:
  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这比人民大学党委的 改正结论 更进了一步,更实事求是。
  此后,各地报纷纷登载葛佩琦的传奇经历。
  葛佩琦对胡耀邦的感激是牢记在心的。
  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要目刊登《胡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葛佩琦触景生情,想起胡耀邦对自己的帮助。当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葛佩琦的《总书记批阅的第两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详细叙述了葛佩琦去胡耀邦家上访的经过,以及他对胡耀邦同志帮他推倒 三座大山 (即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右派)的感激之情。
  1993年1月13日,葛佩琦,这位一生传奇的老人,因心脏病抢救无效逝世。终年82岁。
  1月19日,人民大学校园内公布了葛佩琦教授治丧小组名单。其小组成员是:韩天石、朱穆之、陈忠经、刘导生、刘玉柱、刘居英、曹振之、孙思白、顾大椿、胡昭衡、宋尔廉、袁宝华等人。
  1月25日,当年共同参加 一二•九 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刘居英、任继愈、唐敖庆、胡昭衡、孙思白等人聚会,悼念他们的老同学老战友葛佩琦。
  1月31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注释]
  [1]陈忠经是葛佩琦的大学同学。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陈忠经后来长期从事地下活动,与国民党的不少军政要员常有交往,有些还成了 莫逆 之交。葛佩琦经过陈忠经的举荐,打入了东北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
  [2]当时中央级不予改正的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和陈仁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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