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学员结业典礼上讲话。这是胡耀邦最后一次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讲话。
《胡耀邦文选》出版的有关情况
沈宝祥
2015年11月,在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耀邦文选》。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胡耀邦文选》精装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本人与这件事,有一点关联。略述如下。
2013年3月28日,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写信,建议编辑出版胡耀邦的著作。信的全文如下: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
刘云山同志:
我是中央党校的一名教授,当年曾在胡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搞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现就出版胡耀邦同志的著作问题,向中央反映我的意见和建议。
2015年,是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2005年11月,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和伟大精神。我想,在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时,也会举行纪念会。但是,胡耀邦同志逝世已经二十四年,我们还没有正式出版他的著作。如果到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时,还不出版他的著作,这就可能成为一件使人感到很遗憾的事,对我们党来说,也会显得尴尬。
出版胡耀邦同志的著作,是人们早就期盼的一件事。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同志,生前就一再郑重提出。
2004年6月,龚育之同志提出:
胡耀邦同志从一九八0年二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七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40页)
2006年12月20日,龚育之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去世以后的纪念和宣传,逐渐形成一个规矩,就是出一套选集或文集、一部传记、一部年谱、一部画册,再加上一部电视片,一共是“五大件”。这成为我们国家对已逝的领导人表示怀念,表示要继续发扬他的精神、学习他的精神的这么一套东西。在我看来,纪念耀邦也应该有这么一套。我提过建议,也写过文章。文章里面还没有提这“五大件”,只提了一部选集、一部传记。我想这更容易被接受,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接受,我想总有一天会接受的。
胡耀邦是一九八九年去世的,到一九九九年是十周年,到现在是十八周年了。十八周年还没有这套东西,二十周年会怎样,二十五周年会怎样,三十周年怎么样,五十周年怎么样,我相信总会有一个时候,会按照这个党内对已逝领导人的规矩出这“五大件”的。这样的“五大件”是我们执政党、领导党予以承认的。”(《党史札记末集》第274—275页)
龚育之同志的这些见解和建议,很在理,很中肯,是对党的肺腑之言。
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时间那么长,他的著作和重要活动,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出版胡耀邦同志的著作,对研究党史、资政育人有积极作用,对促进党内和谐,凝聚党心民心,改善我们党在国内外的形象,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出版胡耀邦同志的著作(以及其他有关胡耀邦同志的书籍),研究和宣传胡耀邦,不但必要,也不会有什么风险,而且可以改变我们在的这个问题上的被动状态。
现在开始抓这件事,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做好这件事。
我衷心希望,党中央能责成有关部门,及时把这件事抓起来。
从我个人来说,研究胡耀邦已经多年,虽年过八旬,也愿意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为此作一点贡献。
沈宝祥
2013年3月28日
信发出后好多天,未得到回音(我为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给胡锦涛写的信,发出后第二天,中央办公厅就打电话同我沟通)。直到4月12日,才从侧面知道结果。
本人给刘云山的信首尾二页
2013年4月12日,我的日记:
“晚,科研部主任梁言顺【现任甘肃省委书记】来电话说:中央文献研究室来电话,要求中央党校就出版胡耀邦著作提出具体意见。李景田(当时负责常务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要他起草这封信。他打电话听取我的意见,并告知:刘云山已批转我的信给文献研究室”。应梁言顺的要求,我讲了一些意见。
大概情况可能是,刘云山将我的信批转了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就此事征求中央党校等单位的意见后,再给党中央报告。中央批准后,即启动《胡耀邦文选》的编辑工作。
此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组建了《胡耀邦文选》编辑组。2015年上半年,编辑组负责人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要我提供胡耀邦的有关文稿。
2015年7月31日,他们给我《胡耀邦文选》样书,征求意见,并有一信:
沈宝祥同志:
现将《胡耀邦文选》征求意见本送你审阅。
征求意见本共收入建国以来胡耀邦同志不同历史时期文稿72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的建设、共青团工作、地方工作等许多方面,约48万字。所选入的文稿大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已经发表过的文稿这次收入时仅作了必要的文字校订工作。
本书稿仅作征求意见用,请勿外传。请你将审读意见连同书稿8月10日前退编辑组。
《胡耀邦文选》编辑组
2015年7月31日
《胡耀邦文选》样书
我认真阅看样书后,写了较长的意见,肯定了《胡耀邦文选》的书名,提出的意见主要是:1,份量不够,2,一些重要著作没有收编入书。现将我的意见摘录如下:
对《胡耀邦文选》(征求意见本)的意见和建议:
一,将胡耀邦同志的文集定名为《胡耀邦文选》,这个书名是合适的。
二,《胡耀邦文选》的选文从1952年开始,到1986年,跨34年,选70篇文章,包括注释共约44万字。这样的选文范围也是合适的,但规模略小了一些。同《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相比,就比较明显。《万里文选》的选文从1944年至1994年,共选文章115篇,1977年以后有97篇。《胡耀邦文选》1977年以后只有59篇。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特别是总书记以后,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是党和国家历史的记录,《胡耀邦文选》应当较充分地加以反映。
三,胡耀邦同志是拨乱反正的先觉者和领军人物,是改革开放的一位开拓者和推进者。他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都很突出,但《文选》在这两个方面的反映都较弱,一些反映历史的重要文章没有编入《文选》。这就使这本《文选》显得份量不够。
四,为弥补以上不足,下面提一些具体建议。
1,将1976年10月10日胡耀邦同志向叶剑英同志提出的治国建议,作为一篇编入《文选》。有胡耀邦同志的手稿为据。
2,《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同志为推进拨乱反正而创办的刊物。这个刊物在拨乱反正中起了历史性作用,他为这个刊物费了很多心力。在这个《文选》中,注释97介绍了胡耀邦同志在中组部办的《组工通讯》,这是必要的,但整本《文选》没有提到《理论动态》,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建议加一篇:胡耀邦同志给理论动态组写的批语选录。
3,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同志两个突出的历史性贡献,《文选》对胡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反映比较充分,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反映就很不够,只有第18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还要深入》一篇。这是《文选》一个很大的缺憾。
4,建议将胡耀邦同志1983年1月20日作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编入文选。
5,建议编入《关于不要搞个人崇拜宣传的谈话》(《中央党校校刊》第7期)。
6,建议将胡耀邦同志1983年2月7-9日视察深圳时的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编入书中。
7,《文选》第112页对“两个不管”(“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的删改,是重要内容的删改,很不妥。
8,对书后“注释”的意见。
2015年8月9日
2015年11月,《胡耀邦文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甘肃定西的耀邦树,定西张全有提供的照片
说明词:
耀邦树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定西视察工作时,亲自委托当时担任定西地委书记的韩正卿同志,把他和工作人员抽空采集的树籽种在榜罗镇会议旧址院内。当地干部群众为感谢胡耀邦总书记的关怀之情,大家亲切地称为“耀邦树”。
【注:榜罗镇会议,长征途中,1935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此召开,作出了前往陕北的决定,史称榜罗镇会议】
2015年11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会后,给与会者每人发精装本《胡耀邦文选》和大型号精美的《胡耀邦》画册各一本。
大型号《胡耀邦》画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我参加座谈会以后,刚走出会议室,在大厅遇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他对我说,沈老师,你的建议我们都接受了,你提的几篇都编进去了。遗憾的是,《关于不要搞个人崇拜宣传的谈话》这一篇,没有收编进《胡耀邦文选》。
1988年秋,耀邦同志在山东烟台休养,原秘书陈维仁去探望。他们有一段关于著作的对话。
陈:最近这十来年,您在各种场合的报告、讲话、文章、谈话记录,整个加起来,恐怕会有一两千万字啊!
耀邦:可能有。那些东西都是历史了。如果将来还能发表,一个字也不用改,因为那是历史嘛!(《陈维仁文稿选编》第423页)
第十六次《胡耀邦文选》读书会
相对于其他领导人的文选,都是三卷,《胡耀邦文选》只有一卷,是不是太少了呢!
2023年2月28日初稿
2023年4月14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