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在探求真理的..
·胡耀邦与《“一..
·沈宝祥:胡耀邦..
·胡耀邦:年轻的..
·胡耀邦与苏区青..
·“吾爱吾师,吾..
·“吾爱吾师,吾..
·胡耀邦与有关“..
·胡耀邦党建思想..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耀邦研究 >> 生平与思想研究
盛平:胡耀邦与右派改正(之一)
作者:盛平      时间:2021-09-29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漫长历程,其中既有艰辛困苦,又有伟大辉煌,1978年以来中国大地开始的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这百年历程中一大段从艰辛到辉煌的岁月。胡耀邦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创建了彪炳千秋的丰功伟业。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上任伊始,胡耀邦就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中组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缜密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新局面。右派改正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的重点,也是胡耀邦着手进行的第一项重大的平反工作。没有胡耀邦,便没有这项工作的全面开展、深入进行和圆满的完成。

  右派改正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于:

  第一,这是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推动了涉及数千万人的大平反工作;第二,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第三,右派改正工作大大促进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第四,从右派摘帽改正到四类分子摘帽,推动了社会政策的调整,进一步缓和了社会矛盾;第五,开启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1957年到底划了多少右派?  

  改正平反错划的右派,是胡耀邦1978年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的第一大案。该案波及全国大小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及其他社会阶层人员总共高达126万余人之多。

  “反右运动”是中共于1957年发起的一场反对右派分子的政治运动。

  1957年7、8、9三个月是反右斗争高潮阶段,在高潮时,全国各地没有划分右派的统一标准,也没有如何处理右派分子的统一规定。1957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中央批示说:中央同意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发给你们参照,如果你们发现有不妥不足的地方,请随时提出修改建议报告中央……。统战部的建议提出重新划分左中右的急切需要,但并没有详细开列划分右派的明确标准。8月3日,江西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提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七项标准。据新华社南昌7日《内部参考》报道:江西省反右派斗争,目前已经进入深入斗争的阶段。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扩大斗争面紊乱斗争目标的偏向。省直属机关各战线上报省委的97名右派分子材料中,经研究只有41名合乎右派分子标准,党群战线各单位上报审批的16名右派分子对象中,也只有4名合乎右派分子标准。但是,也有些单位把真正的右派分子漏掉了。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对右派分子的标准,认识上尚不一致。8月17日,中共吴忠州委整风办公室制定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该文件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州委大体划下了个框框。特印发给你们,供各单位参考。在具体执行中,不宜太宽太严,但应对具体人、具体事,进行具体分析,决不能机械的套用。这个标准大致可分为7条。新华社《内部参考》9月18日报道,中共广东省委整风领导小组9月12日拟订了一份划分右派分子的8项具体标准(草案)。该草案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应该正确掌握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中的6条政治标准和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意见中的原则标准。9月1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定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规定》。该文件说:现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主席报告中的6条标准,参照南京军区与某些省市委的规定,拟定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7条,请依照执行。进行过排队工作的单位,可依据本规定,重新核对一次。应升者升,应降者降。务求做到实事求是,既不漏掉,也不错划。

  各地方、各单位党委各自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不统一,执行起来自然误差严重。到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划分右派的标准》的通知,提出了“六划六不划”的规定。通知下发时划分右派的高潮已过,几十万人已被划为右派。该通知说: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文件强调,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划分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对划错了的右派不要急于平反。

  据1978年5月3日即代表公安部参加全国右派摘帽办公室工作的胡治安在其所著《统战秘辛》一书中披露:55万右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10%。有的文教单位打击面占干部职工总数的20%。例如,河南、安徽的一些县将近1/2的中小学教师被划为右派或因右派问题受到处理。河南永城县1/3的公职人员被划为“右派”;河南鹿邑县反右斗争时,全县干部职工4123人划为右派和五类分子的1421人,占总数的34.4%,全县1550名教职员,被划为右派和五类分子的1094人,占总数的70.5%。

  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开始“反击右派”的号角。当初估计“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但后来又开始“深入挖掘”、“反右补课”等,直到1958年春夏之交反右派斗争才结束。“右派”分子及其他各类分子的数量随着反右运动的发展不断扩大。那么反右派斗争全国到底划了多少右派?1957年6月9日估计右派和极右派在北京有400人,全国大约有4000人。不到十天,中央指示“反右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8000人”。到八届三中全会9月份召开时,已划右派分子6.2万人。会议估计到运动结束时全国可划15万人。1958年4月汉口会议上说全国右派有30万人。1958年12月统计为430305人。1959年9月统计时全国右派已达45万人。到1978年4月,中共中央11号文件下达时仍是45万。1980年统计,全国划右派分子552877人。(以上参见胡治安《统战秘辛》及严如平《胡耀邦为“右派”平反》)

  据胡治安在《统战秘辛》书中回忆:1981年6月在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右派)人数是553434人,占当时全国干部总数的5.7%。这个数字比较准确,是我根据各地各部门上报数经核实后综合统计的。现在流传说是55万,这是概数。

  胡治安披露:80年代初,胡乔木为写一篇文章,打电话问他到底划了多少右派?胡治安如实报告,右派分子553434人,“中右分子”216000人、“反社会主义分子”19万人。此外各地名目繁多的分子,如“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河南还有什么“孬分子”、“下降分子”、“其他分子”……。这些没有统计,总数不下30万。胡乔木打断胡治安说:我问的是右派,不要拖泥带水。胡治安说,那就是55万。胡乔木说,以后对外一律说55万,统一口径。此后,55万右派就成为定论。

  胡治安讲,受到株连受到打击的右派分子亲友有数百万人。另一说法则是据应跃鱼《陈文炜在右派平反前后》一文(见《南方周末》1999年8月13日),说是600万人。

  2013 年,胡治安在《党政论坛:干部文摘》 第9期《“摘帽办”:为55万右派甄别平反》一文中又详细重复了上述说法,他讲到:到1980年底,全国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尚有1万余人在复查中。随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得到了改正。

  胡治安在该文中强调说,现在都说右派分子是55万,其实这是概数。1981年6月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记载,全国右派人数为553434人,占当时全国干部总数的5.7%。胡治安说,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因为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安排工作,需要申领“劳动指标”(户口、粮油等关系)。各地各部门向“摘帽办”报送数字,是由胡治安所在的全国摘帽办核实汇总后向国家计委报送的。

  1961年7月,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在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召开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请示》中说: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右派分子不能再继续长期劳动下去,急需改变改造方式。在现有30多万右派分子中,大部分集中或分散在农场,劳动教养所,机关生产基地,县办工矿企业和农村公社参加体力劳动。目前不少人由于劳动时间过长、过重,体力不支,病号日增,衣不蔽体,专业荒废,又与家人长期分离,处境十分困难。这就使他们感到劳动无期,前途渺茫,右派不如劳改犯”,“有些基层工作简单粗暴,违法乱纪现象相当严重,对右派视同劳改犯……”。

  直到1977年12月,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错划右派的摘帽改正工作才提上日程。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中组部全体同志,开始着手调查研究,打开了为错划“右派”改正的新局面。

二、胡耀邦对平反右派早有想法

  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及其他各类分子的人数达上百万人之多,受牵连者甚众。“文革”结束伊始,面对这一沉重的历史旧账,胡耀邦很早就开始考虑错划右派的平反改正问题,早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在他心中反复酝酿了。

  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高度,认识反右运动中的扩大化错误,是胡耀邦高屋建瓴考虑右派改正问题的突出特点。

  1977年元旦期间,胡耀邦与来访者谈到近二十年的历史时说:“记得1957年初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本来讲得多好啊,可是后来整理发表的时候,添了很多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东西,成了那年划几十万右派的理论依据,也是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一再搞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

  胡耀邦不仅在思考反右运动扩大化的问题,也关心着当年被打成“右派”的青年干部。

  1977年上半年,胡耀邦与来访的老团中央干部李庚谈话。谈了自己对形势的估计,交代李庚要学会善以自处,健康地活下去,争取看到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个搞法。他说:“是非以后再谈。我还是让他们先把你的帽子摘了吧。”随后,胡耀邦致信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人,信中写道:“请你们考虑现在就摘掉李庚的右派帽子,20年了,帽子还不能摘,我看有些不合情理了。”

  1977年6月8日,他曾致信原青年团被错划右派作家刘绍棠:

  “你要求我为你转的信,我送给了华主席的秘书。我写了几句话,请他看看你的信,然后斟酌如何告华主席。

 

  我完全不了解你这近二十年来的情况了。从来信看,你一直没有向‘四人帮’讨乞求荣,一直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且坚韧不拔,写了几部长篇小说,这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胡耀邦在询问刘绍棠20年来的学习生活状况之后,热情地鼓励他为中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7月8日,胡耀邦听取中央党校派人到解放军军政大学了解学《毛选》五卷等情况的汇报,胡耀邦说:“多少年来,‘四人帮’不但搞古代史反党,也利用我们的党史反党呢!歪曲我们解放以来的党史。不但歪曲南昌起义,林彪与毛主席会师,笑话!还歪曲解放以来的党史,把开国后的历史,说成是资产阶级进攻、右派进攻,右派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搅乱人心,乱中夺权。五卷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史问题,最近的党史。搞得不好,上当。五卷的学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次日,胡耀邦与来访的青年朋友谈话。胡耀邦一针见血地说:1957年以后就出问题了。胡耀邦说:“健全正常的民主生活,需要二三十年。我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尽量讲真话,不讲假话。”

  胡耀邦上述这两段话,提出了1957年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从1957年到1976年20年的历史进程,而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则始于反右运动扩大化的错误。

  在此期间,胡耀邦多次谈到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他扳着指头算:五十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左”的批判运动有多少多少次,像反右派、反右倾、庐山会议直到“文革”这样的大范围的运动,错误地批判、打击了大批的干部和群众,而其间还有局部性的小规模的“左”的批判运动,累积起来也错误地打击了许多人。受批判、打击的每个案件都要牵连到家属、亲朋故旧,这样,多年累积起来,直接间接受到伤害的干部、知识分子、群众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目,成为我国社会不安定的重大隐患。此外,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大量不白之冤、“左”的伤害,只要得不到公正的解决,矛盾总会历史地存在着。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2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他在组织部工作的施政纲领,是拨乱反正的宣言书。他说: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是我们中央组织部的根本性任务。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得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重大案件,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积案如山。对于建国以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复查和给蒙受冤屈的同志落实政策,自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者是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澄清这些问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说步履维艰。

  胡耀邦所讲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 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错误在其中占有很重的份量。

  1978年1月10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说:“我感到很难过,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我把当时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一批很有才干的团干部划成了右派分子。我愿意真诚地向他们道歉!”

  1月28日下午,在中央组织部小楼会议室召开了干部分配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政治部主任、干部处处长和待分配干部代表共计300多人参加了会议。胡耀邦在会上做重要讲话。当谈到有的待分配干部还未作结论或已作结论本人有意见的问题时,胡耀邦明确指出了错划右派的问题。他说:“关于结论问题有各种情况,有的定了叛徒、特务、‘5.16’分子,个别单位还有反右、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我来中组部前,中央领导指示有些冤假错案该复查的要复查、该平反的要平反,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最近,我们组织部解决了一批同志的结论问题,甘肃省委给两个1958年做的错误结论平了反。今天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假如你们遇到疑难案件不好办的时候,请你们派人带上案件材料来,我们一起商量研究解决。”胡耀邦所说甘肃省委两个1958年的错案,指的应该就是反右扩大化的错案。

  1978年1月30日,胡耀邦接见湖南、陕西省委组织部同志时说:“审干工作,复查定案是一个非常细心、非常认真、敢于大胆负责的工作。……对每一个人的审查,不是从条条出发,从哪—个首长讲的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毛主席讲,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我们的政策。情况、事实是千差万别的。……给一个人做结论是服从结论还是根据事实,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符,就要推翻,不管是50年代的还是60年代的。”胡耀邦所讲50年代,自然包括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胡耀邦还说:“我们需要复查落实干部政策的数量不小,全党的积案堆积如山,山有多高,不知道。要甄别落实的干部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党内的,有党外的,还有他们的子女,全国有没有几百万。谁造成的?“四人帮”造成的,“四人帮”的影响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前”也有,主要是一些地方阶级斗争复杂和我们的工作粗造的,积案这么多,不解决,对党的事业不利,对调动这些同志的积极性不利,人的是非搞不清,别的搞实事求是比较难。”

  3月22日,胡耀邦出席中组部召开的中央、国家机关14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并讲话,他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方针原则,总的方针还是实事求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老案,胡耀邦说,比如反右派、三反五反的遗留问题,我的意见,如果真是冤案、错案,要复查。先把材料搞清楚,搞准确,确实冤枉的,应该复查。原则是实事求是,先把问题搞清,党籍放在第二步处理。

  针对很多人不敢负责任,工作拖拉的状况,胡耀邦说:只要根本问题抓住了,有些问题出点偏差,我们承担。如果宽了一点或者严了一点,将来怪谁?就抓我们中央组织部好了。我们要敢于负责,我们现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3月28日,胡耀邦出席中组部召开的北京、吉林等十一省市疑难案件座谈会并讲话。关于落实干部政策,他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草率、急急忙忙是不行的,时间短了也是办不到的。特别是考虑到有些事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的,三、五反,反右,四清的。我们管不管?我看得管。时间短了是不行的,我考虑反正今年搞不完。……恐怕有些省任务太大了,催的紧了,他就草率。我讲的是两个意思,一是抓紧办,二是从实际出发。有的省工作任务大,包括北京市,催的太快了,会搞的草率,两三年后还得复查。请你们把这方面的情况大体摸清楚,一要抓紧,二不要草率,力量不够加点力量,使整个工作安排合情合理。工作中的阻力一步一步从实践中克服。催的紧了,说一年半完成,他给你造假呀!标准提得高一些,工作抓得紧一些,时间充分一些,下面办事的同志办起来才有信心。”

  胡耀邦在复查处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时,曾一再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牺牲态度,直面如山的政治压力和如海的受难者。他为什么能达到这种境界?从1978年2月22日至4月24日,胡耀邦连续出席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召开的6次疑难案例座谈会,他多次说到:“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对干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外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人性的光辉在胡耀邦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胡耀邦把平反冤假错案作为清除党内阴暗面的重要措施。他说:“尽管在我们前进途中遭受过许多挫折,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我们也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及时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阴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否认,比那些错误本身更不可原谅。惟一的办法,在当前,就是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快刀斩乱麻,真打实着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坚决冲破阻力,为所有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呼号,把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坚决办到底。同时要坚决反对落实政策中的推托敷衍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时刻警惕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幽灵。”

三、平反右派的锣鼓已经敲响

  石破天惊!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由胡耀邦组织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文章由中央党校教师杨逢春、叶扬、陈中3人署名。该文敲响了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惊天锣鼓,揭开了平反冤狱、调整社会政策、中国政治大变革的序幕!

  8月下旬,胡耀邦组织指导中央党校教师杨逢春、叶扬、陈钟撰写关于干部路线的文章。他对写作组说:从1957年开始的20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10年更是弄得到处都是冤假错案,人人胆战心惊。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竟也会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伸的冤假错案!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被迫害的干部解放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全国人民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胡耀邦对杨逢春等说: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中一定不要忽略一点,那就是党的十一大也提到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但直到现在,这项工作仍未能进行。其原因就在于有些同志,特别是组织部门做干部工作的一些同志,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还有抵触情绪,这是非常危险的。写作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关于文章写多长,他说: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关于多少时间写出来,他说: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初稿写成后,胡耀邦前后修改十七次才最终定稿。(以上参见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第一版)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是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揭露“四人帮”对干部进行诬陷迫害、残酷打击的种种事实,尤其是迫害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老干部的罪行。文章指出: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对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文章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陷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

  文章一发表即轰动整个社会,《人民日报》一个月内收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一份长电报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小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然而,文章也激起了不少反对声音。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当天早晨听到广播的文章摘要后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他不屑一顾把《人民日报》扔进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汪东兴在10月29日接见中央组织部核心小组成员时说:这篇文章有错误,在适当的时候要批判。

  之后,胡耀邦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家中与中央党校同志和《人民日报》同志谈话。胡耀邦指出:看来我们这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蒙冤受苦的人都欢欣鼓舞。可是也有人不高兴,认为我们闯了乱子。这不奇怪。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种风还刮得很猛,简直就是12级台风。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12级台风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关于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阻力的问题,胡耀邦说:看来要确实解决干部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胡耀邦提出:要再组织一篇重要文章,以《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为题,谴责类似于中组部那位领导顽固坚持错误组织路线的行为。文章应着重指明,许多干部群众热烈赞扬第一篇文章的同时,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迫害干部的罪行。胡耀邦指出: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部门,在落实政策上的拖延推诿,严重妨碍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胡耀邦希望《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还要选登一些干部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由点到面地报道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逐步打开局面。

  11月27日,胡耀邦亲自命题、组织指导、修改定稿的《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一文,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以醒目的通栏大标题,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二版仍以《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为总题目,选登了5封读者来信,配合头版文章,要求尽快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为该文还加写了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将功赎罪的机会。”这段话激起无数被错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的人们和他们家庭的希望。

  文章说:当前落实干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委,没有认真贯彻十一大的政治路线,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没有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以致帮派体系的一些骨干分子还在暗中活动,欺上压下,阻碍运动向纵深发展,拖延给干部作出审查结论和分配工作,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是揭批“四人帮”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环节。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组织部门的领导,在需要加强的地方,应该选择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并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充实、加强组织部门的工作,特别是要选择这样的同志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一定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在组织撰写落实干部政策文章的同时,胡耀邦指示在中央党校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随后设立落实政策办公室。胡耀邦并建议临时党委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右派的平反改正,是第二办公室复查工作的重要内容。在胡耀邦 “有错必纠”政策的推动下,中央党校对163个冤假错案和1358人的申诉问题,进行了甄别、平反,给予妥当的善后处理。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后,中央国家机关很多靠边站多年的干部,来到中组部要求复查申诉;各省市的干部也纷纷上访。他们要求重新审查结论,解决工作、治病、住房、家属子女的困难等问题。胡耀邦要求中组部相关部门对来访者提出的合理要求,尽可能积极帮助解决;有些问题以中组部的名义转交有关部门或省市处理;有些重要案件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直接进行调查了解加以解决;对于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集中研究解决,抓住一件解决一批。

  同时,胡耀邦开始筹划全国几十万右派分子的复查平反问题, 将其列为一项重要工作。他先了解基本情况,查问全国共有多少右派, 并考虑如何入手。他请副部长杨士杰挂帅, 组织几个干部, 专门负责处理这项重要工作, 并多次与杨士杰等人进行研究、讨论。

  随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开展,中央和国务院以及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等部门, 接到大批“右派分子” 及其亲属的申诉、上访和来信, 要求复查平反;还有很多人则要求摘掉“右派” 帽子。从1959年到1964年,中央曾先后分五批为30余万人摘掉“右派分子” 的帽子, 但还有20多万人, 由于“文化大革命” 而未能摘帽,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批斗。胡耀邦对杨士杰说:应当把他们的要求综合上报给中央。胡耀邦在向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汇报讨论工作时, 曾多次说到右派摘帽和改正问题。(以上参见严如平《胡耀邦为“右派”平反》)

  从1978年初开始,来访者排起长队,每天都有几百人。接待组的成员不顾年老体弱,日以继夜地工作,章蕴等几位老干部累得犯了心脏病还不肯休息。

  胡耀邦对警卫人员打招呼说:“对找到家来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有些上访者凌晨就登门等候,胡耀邦就一边吃早饭一边接待上访者。对于写给他的大量来信,一位抗战时期即参加革命的干部专职帮助他初阅、摘要,然后胡耀邦亲自批示答复,每天批办几十件来信。据统计,胡耀邦在中组部一年的时间里,一共批了四千多件群众来信。他对组织部的干部说:“不管党内党外,也不论职位高低,凡是碰上困难,受了挫折,倒了霉的同志,都应予以关心和帮助。不仅对于遭受委屈、陷于痛苦和危难的同志,要伸出援助之手,就是政治上犯了大错误的也不应厌弃,不避嫌,满腔热情地给予同志式的关心和帮助。而且主动地把温暖送上门,鼓励这些同志振奋精神,吸取教训,继续前进。”

加入收藏夹】【关闭
 
 

   
 
盛平:胡耀邦与右派改正(之一)
盛平:关于汉族干部内调政策的若...
盛平:关于汉族干部内调政策的若...
盛平:关于汉族干部内调政策的若...
盛平:阿里风波探源—西藏汉族干...
沈宝祥: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深刻变...
沈宝祥:拨乱反正中清算个人迷信
 

[getpllist]17[/getpllist]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271466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