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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1979年9月开始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21-06-08   来源:
 

  旧文重发,回顾历史(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今,也已经45年了。回顾我们党一百年的光荣历史,必然要讲这45年的不平凡历史。本人有幸,是这一段历史的身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又是一个研究者。现选本人撰写的有关文章,重新发出(略有删节),同大家共同回忆历史,从中获得教益。

  沈宝祥2021年4月21日

  1979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有一个如何搞经济建设的问题,即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为此,《理论动态》撰写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谈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另一篇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后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从1979年10月开始,延续了一年半时间,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邓小平坦言,近三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1979年语)。这首先是由于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不端正。

  长期以来,在实践上,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重积累,轻消费,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甚至在大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搞经济建设“大跃进”的时候,人民的生活反而问题更多,更困难。出现这种情况,生产的目的不明确是症结所在。

  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历史的发展,迫切需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

  《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第1498期(1979年9月8日)刊登了蒋映光(理论部编辑)、李悦(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两位同志撰写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胡耀邦看了之后,即批转给理论动态组,要求就此写一篇文章,

  胡耀邦的批语全文如下:

  转《理论动态》

  这两位同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胡耀邦9,10

  胡耀邦的批语

  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吴振坤承同志(已故)担了这一写作任务。这篇文稿以《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题,发表在《理论动态》第160期(1979年9月30日)。

  10月20日,《人民日报》将此文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10月23日,《光明日报》从第一版开始,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文章指出,研究这个题目,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全部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进一步明确从什么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应该以什么做标准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绩。

  这篇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很不够。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完全清醒。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9年,胡耀邦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从基本理论的层次思考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沿,很有启发意义。

  这篇文章阐明,任何一个社会,生产总有一定的目的,都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文章指出,从我国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来看,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

  文章列举了为生产而生产的各种具体表现:

  (一)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的消费需要出发,而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的增产指标出发,在计划的出发点上就忽视了人民的消费需要。

  (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重视积累,轻视消费。积累率越来越高,1970年到1978年达到36%以上。过高的积累率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三)在积累基金的分配上,重视生产性积累,轻视非生产性积累。长期生产性建设规模过大,造成“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非生产性建设欠账很多,公共交通十分拥挤,职工住它极度紧张,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困难。

  (四)在生产性积累的分配上,重视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对农业和轻工业投资过少,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

  (五)在重工业内部,重视工业自身的需要,轻视为农业、轻工业服务。重工业自我服务比重过大,钢材、电力等消费量中,用于农业和农机维修的比重很小,重工业为轻工业提供的机器也比较少。

  (六)不顾市场需要,盲目生产。许多企业片面追求产量、产值指标,片面追求利润,往往不顾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花色等,挤掉了产值低、利润小而人民生活需要的商品。

  以上这些,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建设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状况。

  文章说,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

发动社会主义生产目讨论的文章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注意。

  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首都二十多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参加会议,热烈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与会者从各个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并建议对此深入展开讨论,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端正调整经济的指导思想。新华社于11月2日就此发了电讯稿。《人民日报》于11月3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一条新闻。

  首都和全国各地的经济学者、经济工作者,积极参加这个讨论,他们或开座谈会,或写文章,阐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11月5日,首都八百多名技术经济工作者举行大型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讲话指出,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一个意义深远、关系到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能否顺利贯彻的重要讨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轻工业部等机关都组织有关干部进行讨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经济学会于11月6日、7日连续召开座谈会,河南省经济学会也召开了讨论会。北京、上海、辽宁、四川、天津、广东、新疆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报道了当地理论工作者、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有的还开设了专栏,讨论发展很快,势头很好。

  这个讨论也引起了领导干部的重视。浙江省委常委会讨论指出,搞好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要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对本省如何展开讨论提出了指导意见。在各方推动下,很快形成了全国性讨论的态势。

  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几乎夭折。

  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必然要讲发展生产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要真正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有一段讲了这个问题。文章说:“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先生产,后生活’。如果把它理解为生产决定消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无疑是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这个口号也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口号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机械地割裂开了,容易产生种种误解。”文章进一步说:“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只重视积累,不重视消费;只重视‘骨头’,不重视‘肉’的做法,与套用这个口号是有关系的。”文章提出:“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情况看,都不能说有什么错,而且,还讲了特定情况下这个口号的必要性,但这一段话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位当时处于长线的国务院某部负责人,在本部的大会上作报告抨击《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和这个讨论。他们在本单位的报纸上对此文进行大批判式的尖锐批评。他们给我们扣上了“反大庆”的帽子(该系统内支持生产目的讨论的人把他们的报纸寄给我们)。那个时候,这顶帽子同“反大寨”的帽子份量至少是相等。而且,对这一讨论的相反意见,不只是存在于下面,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胡耀邦对这个讨论的进展很高兴。1979年11月5日,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篇文章,在经济界,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开窍了,当然认识还不足。他要求再写文章,将讨论引向深入。吴振坤又撰写了一篇《再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但未能发表。

  《人民日报》中止了讨论。

  《人民日报》的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给胡耀邦写信申述自己的意见。耀邦找他们谈话作解释。据说,谈话时耀邦情绪非常激动。耀邦在我们理论动态组会议上也说过,人家给我们扣上了“反大庆”的帽子,也没有什么。我记得,那天他的态度倒是很平静的。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只是发生在极小的范围,外界并不知晓。《人民日报》虽被中止了讨论,但全国范围的讨论还是继续进行。

  这个讨论适应了客观的需要,得到广大的经济学者、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支持,是无法阻拦的。这场讨论持续了一年半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影响和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

  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必然要求。

  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命题,抓住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一个要害问题,使大家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有了更深更切实的理解。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实践意义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当时形象的说法是,“骨头”太多,“肉”太少。具体表现是:重生产性建设,轻非生产性建设;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市场上作翡为消费品的商品严重短缺,人民物质和文化的最起码需求得不到满足。所谓调整,首先要压缩长线。但各部门都说自己是短线,不能压缩。要搞清楚什么是短线,什么是长线,就有赖于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弄明白。有的同志指出,只有把指导思想扭转到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上来,我们大家才能有调整的共同语言。这一讨论从基本经济规律的高度提高了大家对调整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调整。

  通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比较深入地揭露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左”的思想对经济建设的最大干扰,但“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中还有许多具体表现。在讨论中,大家深入剖析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基本统一了认识。这对整个经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这个讨论,实质上就是发展观的讨论。这个讨论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触及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论者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所要求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经济工作如果离开了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就会丧失其社会主义性质。这些,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拨乱反正中,胡耀邦以《理论动态》这个刊物为阵地,发动和组织了三次大的讨论,即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9年9月开始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1980年的清理“左”的思想讨论。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已经过去近四十,但仍然很有现实意义。

  过去,曾发生为生产而生产,为高指标而生产,为支援世界革命而生产,为人类作更大贡献而生产,为领袖争光而生产。经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事实说明,这个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前些年,又发生为GDP而生产,为显示政绩而生产等现象。这些现象表明,还是需要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进一步讲,要明确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

  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恩格斯有很明确的阐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社会主义生产的成果,人民创造的财富,国家的财力,应最大限度地惠及一切社会成员,用来实现共同富裕,还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保证全社会成员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以人为本。充分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

  (录自《亲历拨乱反正》,加写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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