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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从批“极右”到反“左”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21-06-04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从批“极右”到反“左”

——在反倾向上的拨乱反正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今,也已经45年了。回顾我们党一百年的光荣历史,必然要讲这45年的不平凡历史。本人有幸,是这一段历史的身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又是一个研究者。这些年来,本人遵循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精神,撰写了一些文章,现挑选其中的几篇,重新发出(略有删节),同大家共同回忆历史,从中获得教益。

沈宝祥2021年4月21日

  从批判“极右”到反“左”,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粉碎“四人帮”后仍然反“极右”

  “左”的一个特点,是打反右的旗号。从1953年“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到1955年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小脚女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到1957年反右派,到1959年庐山反右倾,到1962年反右倾翻案,到1964年“四清”运动中反形左实右,十年“文革”中从反右到反“极右”。

  “左”的东西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右过程中演进,从“左”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像本人这样年龄段的人,都身历这个历史过程,都有亲身感受。

  “文革”开始,批形“左”实右。1971年“9﹒13”以后,周恩来总理提出批极“左”,遭到严厉指责,说林彪右得不能再右了,是“极右”,由此定了批“极右”的基调。

  多年的“左”,形成了很强的惯性。粉碎“四人帮”以后,基调仍然是反极右。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提出:要“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二,明确肯定主体方面的错误是“左”

  在拨乱反正中反“左”,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各次谈话,不论是讲教育科学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还是讲其他问题,都贯穿了反“左”的思想,实际上都是纠正“左”的错误,但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明提“左”。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着重提出要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但也没有明确点出“左”的问题。陈云等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也是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终止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决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这是从根本上纠正长期“左”倾的错误,但三中全会长达八千多字的《公报》也没有提到“左”。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提法。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问的时候,才公开说毛泽东晚年有些不健康的思想,“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这时,离粉碎“四人帮”已经快四年了。

  党内一部分领导干部和一些理论工作者,早就觉察到“左”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以不同方式提出反“左”的要求。

  反“左”,1979年1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个标志。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许多同志发言中摆出大量事实指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

  有的人指出,所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不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基本情况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路线,是一条“左”倾错误路线。

  有的人指出,“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极“左”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5·16通知》通篇充满极“左”的词句。

  有人指出,“多年来我们党警惕了抹煞阶级斗争的右倾危险,但是忽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危险。这种‘左’倾,和那种右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都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在社会主义时期,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害,一点也不会比右倾机会主义少些。”这种分析已经相当有深度。

  有的同志提出,对二十年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等项问题,我们也可以而且应当在内部进行讨论、研究,以便逐步达到统一的认识。

  理论工作务虚会有多方面的贡献,提出反“左”,对“左”的剖析,是其重要贡献之一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作国庆三十周年讲话,这个经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文献,讲了工作中“左”的错误,着重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

  1980年10月,四千老干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初稿)》。这些老干部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发,解放思想,联系自己的经历,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他们摆出了许多情况,指出确实存在一条“左”倾路线。

  思想的逻辑和实践的发展,都要求前进一步,明确过去错误的性质,需要明确指出“左”的问题。

  1980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从批判极右到反“左”的转折点。

  在这个会上,陈云同志发言说: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录自《陈云文选》

  陈云同志的判断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三,公开、大力推进反“左”

  胡耀邦同志抓住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机遇,大力推进反“左”。

  他在1981年1月29、30日,用两个半天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着重讲了反“左”的问题。他说:

  “中央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这是事实;又讲潜藏着危险,这也是事实。主要的危险是什么呢?是我们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主要危险在这个地方”。

  “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并且在全党大声疾呼,就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大家来克服经济工作中的“左”的思想,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起来监督这个事情。”

  胡耀邦进一步指出:

  “这十几、二十年来,我们大家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生活,‘左’的东西,一般说来,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没有有无之分”

  胡耀邦的讲话旗帜鲜明,份量也很重。他的这篇讲话,经整理后,印发到全党,作为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辅导读物。

  长期的“左”说明,“左”既是一种思想倾向,也是一种政治主张,又是一种政治力量。所以,纠正“左”的错误,肃清“左”的影响,很不容易。

  时至1981年3月,胡耀邦着重提出清理“左”的思想,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也是抓住了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机遇。

  怎样来克服“左”的思想呢?必须大声疾呼。胡耀邦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耀邦同志让理论动态组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

  《理论动态》第263期(1981年3月5日)刊登了这篇文章。

胡耀邦审阅定稿的清“左”文稿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作为社论,发表了这篇文章,通栏大标题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这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庄重形式,鲜明提出反“左”。

  这篇社论强调了三点:

  (1)“左”是全局性的。“左”的思想和错误,不只是突出地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影响到各个方面,表现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上,是全局性的问题。

  (2)领导干部要自觉清除“左”的影响。二十多年来,“左”的思想和错误影响全党。由于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一般说来,我们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

  (3)“左”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克服了“左”的错误后才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只有在认真清理纠正了“左”的错误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这篇社论。第二天,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与《人民日报》相似的版面,转载这篇社论。

《理论动态》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提出清理“左”的思想,影响非同一般。《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以后,北京和各地报刊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剖析“左”的文章,形成了较浓的清“左”氛围,清“左”的势头很好。

  但是,当时有一些人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上,他们主要的兴趣和精力在反右。有的人则是一贯搞“左”的一套,认为主要应当反右,对反“左”很抵触。他们对《人民日报》社论感到突然,难以接受。

  有一位同志就到邓小平那里去议论这篇文章,实际是告状,指责这篇文章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防“左”,有二十几处,却一处反右也不讲。3月26日,邓小平找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几位同志谈这篇社论。他认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但他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并讲了为什么要反右的道理。他还提出,文章大的问题没有,但要弥补一下,不必再写社论,可以用文章形式。在中央工作的另两位同志(其中一位听了邓小平的谈话),就要将邓小平的这个谈话作为通报往下发。他们还写了一段文字,批评《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胡耀邦,同时冲淡反“左”。胡绩伟得知这个情况后,于4月4日给这两位同志写信,认为这样做不妥,并说,小平同志还有着重讲反“左”的谈话,要发小平同志的讲话,应当将这几次讲话一起发,才全面。胡绩伟明确提出,要维护耀邦同志(1980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作了决定,建议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那两位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胡绩伟的意见。这个通报才没有发出。为此事,胡绩伟约我们去,作了通报。4月7日下午,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和我,两人一起去人民日报社。我们到胡绩伟办公室后,他向我们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即以上所述),并将他写给那两位同志的信原件给我们看。信是打印的,信上有那两位同志写的答复和表态的话,“完全同意”四个字,我的印象较深。当时我想,胡绩伟将问题挑明了,迫使对方不得不表态,这个办法好。

  (补志:《邓小平年谱》记载:3月26日,同邓力群谈话,就有些人对《人民日报》三月十日社论《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提出异议一事,询问了社论发表的经过。指出:“三月十日社论发挥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总的说可以,只是未提右的倾向和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周全”。“但总的说,问题不大,不像反映所说的毛病那么大。那些同志把问题看得太重了。因为在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受‘左’的影响的问题。对不周全的地方可以采取陆续发表一些文章的形式进行弥补,再写社论没有必要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我观察清“左”的形势发展,发现思想障碍很多。一个主要的思想障碍就是,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左”只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我又写了一篇《评“左”比右好》的文稿。

  胡耀邦同志对这篇文稿作了精心的补充修改

  《评“左”比右好》这篇文章,发表在1981年4月15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271期。此文进一步揭示了“左”的实质和危害性。

  《人民日报》于5月27日将《评“左”比右好》一文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新华社将此文转发全国,北京和各地的许多报纸转载。这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清“左”的问题,也弥补了前文的缺憾,体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弥补一下”的要求。

  胡耀邦倡导的清理“左”的思想的学习,对清除多年来“左”的影响,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四,反倾向上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历史文件指出,“文革”前十年,存在“‘左’倾错误”,“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文 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由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明确过去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这表明,在反倾向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基本完成。

  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这个《决议》过程中,进一步清理清除“左”的影响。

  但是,清除长期存在的“左”,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还要作长期的努力。

录自《邓小平文选》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他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谈话,是更有力的反“左”。时至今日,清除“左”的影响,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节录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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