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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胡耀邦提出全面改革主张——重读胡耀邦《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21-05-31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胡耀邦提出全面改革主张

――重读胡耀邦《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今,也已经45年了。回顾我们党一百年的光荣历史,必然要讲这45年的不平凡历史。本人有幸,是这一段历史的身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又是一个研究者。现选本人撰写的有关文章,重新发出(略有删节),同大家共同回忆历史,从中获得教益。

沈宝祥2021年4月21日

  1983年1月20日,十二大刚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长篇报告,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这是他担任总书记以后发表的第一个长篇重要讲话。除了参加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九百多人外,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听了这个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胡耀邦提出并阐述了全面改革的主张。

  胡耀邦的这个报告,应视为历史新时期最早的改革宣言书

  对于这个讲话,耀邦同志作了认真准备。他写了一个九千多字的详细提纲。据说,这个报告中央书记处都看过,胡乔木在云南,特送去给他看,征求意见,他看了表示同意。耀邦将提纲送邓小平,邓小平看了后说,文件很好。

  这是建国后首次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开始时就宣布,这次会议的任务和宗旨,是为了贯彻十二大精神,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动员整个工人阶级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必须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其他改革中站在前列,切实保证党的十二大纲领的胜利实现。

  耀邦同志的这篇报告稿(提纲)共28节,讲了以下八个问题:

  1,问题的提出(1-4节);

  2,“继续革命”和改革(5-7节);

  3,我们的改革方针(8-10节);

  4,机构方面的改革(11-15节);

  5,经济方面的改革(16-19节);

  6,其他方面的改革(20-22节);

  7,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23-25节);

  8,教育和动员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26-28节)。

  胡耀邦的这个报告以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思想为指导,站在全局的高度,结合当时的实际,主要讲了以下五个重要思想观点。

胡耀邦《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已经收编进《胡耀邦文选》

  (一)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胡耀邦首先阐述了邓小平的思想。他说,这几年,小平同志一直在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耀邦说,邓小平的这个见解,中央的同志完全赞同,“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他指出,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他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主要是拨乱反正,拨乱反正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前提条件。改革,也就是破旧创新,必然为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提供可靠保证。

  耀邦同志以农村改革的成功来说明。他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我国农业的极大好转而欢欣鼓舞,为什么曾经使我们大家最发愁的农业反而走到前头了?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农业的政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上进行了巨大改革。既然农业的改革使我们争得了胜利,又学到了东西,这就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战线的改革,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胜利和新的领导才能。

  从理论上说,改革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耀邦同志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注意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注意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而这就需要改革。他着重指出,我们在计划方法和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相当一个时期受了外国模式的某些影响。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许多问题上是不成功的,更不适合我国的国情。这些不成功的有害的模式,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的手脚,禁锢着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归根到底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抓紧改革,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这就增加了进行改革的紧迫性。

  耀邦同志进一步指出,从破除陈旧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来说,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这个意义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而且是很深刻的革命。他针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指出,应当分清两个导致不同结果的论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论断是错误的,有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的论断则是正确的,必要的。

  耀邦同志阐明,要通过改革,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生产力较快地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财富,使国家和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

  耀邦同志提出:“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准。”

  (二)改革的总方针。

  耀邦同志说,“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他对这个方针作了精辟的说明。

  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他说,中央决定改革要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过去一谈到改革,我们的同志喜欢用“态度要坚决,步子要稳妥,工作要细致”的话,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三句话是对的。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同志往往由于片面理解“步子要稳妥”,而犹豫不前,老是被动。因此,我们着重强调,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三)改革的主要内容

  报告从三个方面作了阐述。

  一是机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在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1982年1月又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中央决定把机构改革放在首位。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是当时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十二大提出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任务,机构改革的问题就更为紧迫了。耀邦同志提出,机构改革的任务必须如期完成。他强调,一方面要放手大胆地吸收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科学文化知识,敢于创新的同志,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另一方面,使相当一批数量的老同志退到第二线,并且切实负责地把他们安排好,照顾好。

  耀邦同志着重阐明,我们现在挑选干部,在注意革命化的前提下,对于领导经验和文化程度二者,要着重强调后者。因为要领导现代化建设,没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是很难胜任的。

  二是经济方面的改革。耀邦同志指出,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在经济问题上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是除农业外,在其他方面,几年来只作了许多小改小革,以及某些重要制度的小范围的改革试点工作,还没有全面触动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所以还不能显著地转变局面。

  他结合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分析。他说,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同志都感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端主要是缺乏活力。我们有理由更深入地问: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活力呢?为什么我国农业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下子迸发出极大的活力呢?为什么一些技术力量很单薄而独立经营的小企业,劳动生产率反而很高呢?为什么像首钢这样的大企业,一旦在经营管理上实行改革,就可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呢?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缺乏活力的弊端,不能归咎公有制本身,问题主要在于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他明确提出,我们现在经济工作面临两大任务,一是体制改革,二是技术改造。他进一步阐明,有了好的体制,才能为技术改造创造好的条件,反之,体制不搞好,技术改造就缺乏内在的动力,有了好的科技成果也不能有效地推广应用。他说,几十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先进的公有制,还必须靠先进的方式去经营。恰恰在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我们不敢改革,不敢创新。耀邦同志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抓住了症结所在,已经达到相当深刻的程度。

  耀邦同志回顾了几年来经济改革的情况后指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还必将推动税制、物价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他提醒大家,看来,这股改革潮流,势不可挡。我们的同志要积极加以领导,使之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要注意汲取过去在拨乱反正和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那种没有跟好的教训。

  他还提出,经济改革势必触动上层经济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上级经济部门主要做的是:全局性的规划工作;思想和政策的指导工作;经济立法工作;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经济信息的传播工作;以及深入的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和先进典型的推广工作。特别是如何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好好地想一想这个问题。今天看来,耀邦同志的这些见解也是很得要领的。

  三是其他方面的改革。耀邦同志再次强调,我们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个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只有改革的侧重点不同,没有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他说,改革,才能打开新局面,才能创造新经验,才能较快地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才能。他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和政法工作的改革。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耀邦同志说,对知识分子,我们长时期采取了一种错误方针和许多极左的政策,现在已经从总的指导思想上纠正过来了,但许多地方还没有落实好。他强调了一个问题,当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和合理化建议在生产上取得效益,或者为群众提供了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良好服务时,当生产部门和劳动人民乐意为他们的辛勤劳动付出更多的报酬时,我们应当放开手脚,从政策和制度上保证他们能够得到这种合理的报酬。他希望知识分子多的部门和地区,带头把这种性质的改革工作做出成绩来。

  关于政法工作,耀邦同志提出,我们要开动脑筋,认真思考政法工作的作法是否也有个改革的问题。他在分析了我们国家政治状况的根本变化后说,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应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要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安工作的新路子来。

  (四)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

  耀邦同志说,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乐于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革命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他提出,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他进一步指出,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条战线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是改革中的最大问题。为此,他提出,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认真地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分清三中全会以前或者“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本部门的业务指导思想和规章制度,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过去是对的,但现在情况变了,也已经变得陈旧而不适用了。他说,如果我们既不总结历史经验,又不钻研新情况新问题,就不可能打开新局面,就要落后。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既解剖了过去,又掌握了现在,坚持正确的,又纠正错误的,我们就能够把各项工作蓬蓬勃勃地推向前进。

  毛泽东说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耀邦同志引证这句话提醒大家,在改革中要特别注意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他尖锐地批评,某些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根本不热心,他们热心的是个人的利害得失,自己有利而国家要蒙受巨大损失的事竟然胆大妄为地干,自己无利而为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的事,竟敢蛮横无理地扯皮到底。他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重任和权力,看作自己称王称霸的资本。这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是党内存在的为害最大的一种歪风邪气。他明确提出,对待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敢碰敢抓,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局面要有魄力,就包括对待这种歪风邪气要有鲜明的态度。这是正气凌然的一段话。

  (五)改革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下略)

  胡耀邦的这个报告深刻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要思想。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目标,确定了在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任务。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保证之一。改革是十二大的重要精神。从实践上看,十二大以后,改革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了。胡耀邦在1983年初(春节前夕),作这样一个报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改革的任务,是很适时的,体现了他总揽全局的工作思路和魄力。

  胡耀邦的这个讲话,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论述了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以及改革的性质,提出了改革的总方针,阐明了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进行改革的依靠力量,很有针对性地讲了共产党人在改革中应有的精神状态。作为我们党的总书记,发表这样的讲话,体现了党中央立志改革、实现四化的坚强决心,其意义非同一般。这是我们党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的第一个改革宣言书。

  改革潮流,不可阻挡

  胡耀邦的这个重要报告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也引起首都新闻界的重视。1983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的电信,大标题是:

  胡耀邦同志谈

  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搞四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

  改革要贯穿四化建设的整个过程

  这个大标题就是耀邦讲话的主要精神,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反复出现。这说明,《人民日报》的改革宣传抓住了要领。此后,《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一版显著地位报道改革,并于2月2日、9日、17日发表三篇社论,题目分别是:《做改革的促进派》、《做改革的卫护者》、《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三篇社论比较准确地传达阐释了胡耀邦报告中的重要观点。《光明日报》也作了相应的报道。

  胡耀邦报告以后,全国改革的势头很好。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

  已故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详细记述了自己亲历的事。

  秦川说,2月16日,即农历春节初四,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把他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找到他的家中,对《人民日报》的改革报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指名道姓地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十二大还算不算数?”他认为,耀邦提出搞以承包为中心的经营责任制,对贡献大的知识分子多给报酬,“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他这样提出问题:“我们究竟宣传的什么主义?”他说,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提出,宣传不能单打一,不能说宣传改革,就不宣传十二大。很明显,在他看来,改革不是十二大精神。他还说,中央同志有些话是在个别场合讲的,根据这些话作宣传更要注意。不能囫囵吞枣地宣传。中央某一次会议,哪一个人某一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他的这些话,都有明确的针对性。他还指责《人民日报》负责人宣传耀邦的报告精神是“头脑发热”。中央宣传部长邓力群在十二大以后部署宣传工作时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串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为此,还搞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宣传提纲。这样理解十二大精神,对改革当然就格格不入了,真是有恃无恐、强词夺理啊!

秦川文章的一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关于改革的宣传就只好降调。耀邦本人也直接受到很大压力(顺便说一下,耀邦的这一重要讲话没有收进《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这是我国改革遇到的第一个严重挑战。有言曰:“书到用时方知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改革起步时的艰难坎坷,难以想象!

  但是,正如耀邦同志这个报告所说,改革潮流,势不可挡。1984年12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的改革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85年,党中央又相继作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两个决定。

  这表明,中国的改革之舟,乘着历史的顺风,破浪前进,已经越过几重山。

  (录自《亲历拨乱正》、《沈宝祥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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