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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平:胡耀邦为什么去西藏考察(1-4)
作者:盛平      时间:2021-04-02   来源:
 

      胡耀邦为什么去西藏考察(之一)

 ——西藏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转折

     40年前的1980年2月底,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书记处成立,胡耀邦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3月8日,中央书记处挂牌办公并举行第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书记处成员的分工,胡耀邦负责中央书记处全盘工作。上任伊始,3月13日、14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座谈会纪要。4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5月21日,胡耀邦与万里率中央工作组视察西藏。5月29日,胡耀邦在拉萨4500余人的西藏干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怎样评价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随后胡耀邦率中央工作组进藏考察,指导西藏落实中央31号文件?这是西藏历史上伟大转折的标志,它表明西藏从此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3年时间里,西藏工作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总的讲,是徘徊不前。思想、政治、经济领域全面的拨乱反正,是从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胡耀邦率中央工作组进藏指导工作开始的,西藏的改革开放是由此揭开序幕的。

  1980年8月26日,邓小平在班禅即将复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即将出京视察藏区之际,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邓小平指出:“西藏人民在平叛改革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文化大革命’和以后几年,政策错了,人民吃了苦。这次中央发了文件,解决了问题。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

  邓小平讲的“这次中央发了文件”,这个文件就是1980年4月7日中央转发全党的胡耀邦主持制定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邓小平讲到这个文件的话不长,但他充分肯定了这个文件。这个评价直到邓小平去世,从未改变过。

  邓小平这个讲话,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2004年7月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80年8月26日处,记录了这次谈话。2005年9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收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西藏区党委编辑出版的《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并说明“这里收入的是谈话的一部分”。班禅大师讲,小平同志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内容十分丰富,着重讲的问题之一是,就全国范围来讲,主要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来讲,要深入贯彻落实西藏工作会议精神。邓小平说:“你记住一个基本精神就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就用这个观点去检验民族工作,检查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工作。”班禅认为:小平同志谈话的基本精神与西藏工作会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小平同志对耀邦同志主持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做了肯定的评价。(参见降边嘉措未刊稿)

  1990年4月13日上午,时任西藏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在《当代中国的西藏》一书审稿会上谈到西藏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端问题时说:“过去,我与法唐同志和其他同志谈到西藏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说,从全国来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西藏来讲是1980年以来,在西藏历史上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见《胡锦铸同志在<当代中国的西藏>审稿会上的讲话》,《西藏党史资料》,1990年第3集,第2页。)

  胡锦涛针对胡耀邦主持通过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文件,强调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西藏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先后下发了几个重要文件,对西藏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经过近十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中央这些文件,总的讲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好文件,这些精神是正确的,正因为有了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西藏的各项工作才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西藏的面貌也才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一点,应该在编写《当代中国的西藏》的过程中充体现出来。(见《胡锦铸同志在<当代中国的西藏>审稿会上的讲话》,《西藏党史资料》,1990年第3集,第2页。)

  阴法唐在胡锦涛谈话之前近十年的1981年8月2日区党委二届六次全委会结束时曾讲到:

  从我们西藏来说,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的转折?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从去年贯彻中央31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来西藏以后才算真正的历史转折。为什么呢?尽管从全国来说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但我们西藏在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仍然处于徘徊的状态。对三中全会跟的慢,转得慢,一直到去年中央对西藏工作指示后才来了个大的转折,大力拨乱反正,……我看这样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是对的。

  作为西藏区委的主要负责人,应该说阴法唐当年的评价是实事求是和很到位的。

  西藏现代史上,人们一般将西藏和平解放,称为第一次伟大转折;将1959年平叛之后的民主改革,称为第二次伟大转折;很多亲历者和研究者赞成胡锦涛同志所讲“1980年以来,在西藏历史上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这个评价,这不仅仅是胡锦涛同志曾在80年代末担任过西藏区委的主要负责人,亲历那个时期的转折发展,了解那个时期的情况,也因为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和准确的,与阴法唐当年的评价是一致的。所谓“1980年以来”,即指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胡耀邦、万里率中央工作组进藏考察指导工作而给西藏带来的历史性转折,将其称为第三次伟大转折。

  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有关专著《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一书认为: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转折,1959年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西藏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转折则是由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启的。“1980年3月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西藏从此进入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工作成绩不小,但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的,在西藏实行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座谈会揭开序幕的。这次会议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三次伟大转折。这样一个关于新时期开端标志的判断,应该说是没有疑义的。从此,党在西藏的正确政策得到全面地系统地彻底地恢复与落实。”(见王小彬《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第308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

  为什么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成立伊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研究西藏工作,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座谈会纪要?为什么5月下旬,在党的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胡耀邦亲自飞赴拉萨开展工作?关于这个问题,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西藏》(该丛书总主编邓力群,上下卷,80多万字的巨著),并无明确叙说。

  1980年5月底,胡耀邦结束考察指导工作,离开西藏。6月3日,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的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新任西藏代理第一书记阴法唐作了他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重要讲话《在区党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自治区党委为此发文,作为重要文件下发至全区各级组织传达学习,作为工作的重要指示。6月7日,阴法唐主持在拉萨召开的贯彻中央重要指示万人动员大会,阿沛作动员报告,坚决贯彻中央和胡耀邦同志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同日,《西藏日报》全文公开发表阴法唐6月3日的讲话,阴法唐在讲话开头部分,增加了一段重要内容。

  这段增加的内容讲明了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胡耀邦率中央工作组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的重要原因和重大政治历史背景。文中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我们西藏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央大抓了与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斗争的西南前哨及社会情况特别复杂、我党工作薄弱的西藏问题。1980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以下称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31号文件,令我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当年12月改为第一书记)。我于1980年5月20日刚刚到达拉萨,中央领导胡耀邦、万里等同志就于22日赶到,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见阴法唐《结合西藏实际,贯彻中央指示,扭转西藏贫穷局面》,1980年6月7日《西藏日报》)

  在这段话里,讲清楚了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刚刚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进藏的两个重要原因:一、“与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斗争”,何谓国际反华势力?这时是特指苏联及其若干小兄弟;二、“社会情况特别复杂、我党工作薄弱的西藏问题”,即指西藏因落实政策工作严重滞后,因此西藏民族宗教工作问题严重,西藏人民普遍贫穷,从粉碎“四人帮”以来西藏的工作三年徘徊。

  阴法唐在讲话中还强调指出:

  中央在31号文件中指出"巩固汉族同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其他边疆以及内地的各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恢复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和紧密团结。当前,国际形势很复杂,达赖集团随时都在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迅速大力改善藏汉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各级领导务必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见阴法唐《结合西藏实际,贯彻中央指示,扭转西藏贫穷局面》,1980年6月7日《西藏日报》)

  阴法唐所引中央31号文件这段话对汉藏民族团结及汉族与维族、蒙古族及其他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中央31号文件提到“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高度,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由此可见,平息因争取达赖回国而允许达赖代表团在藏区参观引发的骚乱,扭转西藏地区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各方面三年徘徊的局面,根除民族间不团结的根源,改善藏族的经济文化状况,尽快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做好争取达赖回归,应对苏联对我国西部边疆的地缘政治压力的重大措施之一,本文下面的几部分将重点谈到这些问题。

                                            2020年6月24日完稿

                                                      11月24日定稿

      胡耀邦为什么去西藏考察(之二)

             ——三年徘徊

  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胡耀邦率中央工作组进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纠正西藏三年徘徊的停滞局面,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拉开西藏改革开放的序幕。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西藏各方面工作徘徊不前,因西藏区领导思想不够解放,路线不够端正所致。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1980年8月26日与班禅谈话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和以后几年,政策错了,人民吃了苦。”

  胡耀邦在西藏拉萨5.29大会上讲话指出:

  粉碎“四人帮”三年半以来,我们全党都是努力的,你们也是努力的。藏族的干部中绝大多数也是努力的,成绩也是主要的。但是,我们某些地方,某些同志,对党中央的指示、决定理解得不及时,认识得不及时,跟得稍微慢了一点。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央的文件理解得不够深刻,跟得不够及时。我是讲全国某些地方,至于你们有没有这个缺点,请你们想一想。

  胡耀邦、万里回京后,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又留在西藏一段时间,考察、指导西藏的工作。1980年7月10日,他在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详细列举并批评了西藏三年徘徊的错误。1980年《红旗》杂志第15期公开发表此讲话《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做好西藏工作》。讲话第二部分讲到:

  近三十年来,西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同志们做出了很大贡献。粉碎“四人帮”以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主要是对党的三中全会跟得慢了。从自治区、地、县会议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主要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1)慢在开展真理标题问题的讨论上。……

  (2)慢在落实人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上。……

  (3)慢在落实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上。……

  (4)慢在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分实现自治权利上。……对民族、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也比较慢。

  (5)慢在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上。……

  (6)慢在没有把抵制三中全会的极左思潮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克服。……

  这6个方面的问题说明,西藏是跟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慢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正如阴法唐、郭锡兰同志代表区党委所说:“主要是区党委思想路线不端正”。

  中国民族、统战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当年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议中央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同志,1981年5月23日在纪念西藏和平解放30周年的重要文章《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

  在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左”的错误发展到了极点。其主要表现如:(一)搞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伤害和牵连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二)在人民公社化和学大寨运动中,不顾西藏实际情况,要求过急,并照搬追求大、公、平均主义、穷过渡、割尾巴、……以及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一套做法,严重束缚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西藏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使群众生活遭到困难。(三)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遭到诋毁和否定。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群众的宗教活动被禁止,绝大多数寺庙被拆毁,重要文物大量散失、破坏。爱国上层人士受到迫害。(四)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多,效益差,甚至搞无米之炊,造成巨大浪费。所有这些都使西藏人民遭受了苦难,给汉、藏之间的民族关系造成严重创伤。

  这种种“左”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甚至在三中全会后,在一段时期内,也还没有根本转变。(李维汉:《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1981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第331-332页。)

  杨静仁用委婉的说法,从6个方面批评了西藏三年的徘徊;李维汉同志则在其总结西藏和平解放30年的重要文章中,从4个方面严肃批评了西藏的三年徘徊。

  区党委副书记郭锡兰1980年6月3日在西藏区党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代表区党委常委的讲话中检讨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中央精神跟得慢,给西藏工作带来了损失,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区党委思想上有包袱,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给西藏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跟得慢,跟不上,掉队越来越远了。我们对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很不力,没有认真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系统地、深刻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特别是没有结合西藏实际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批判,领导思想很不解放,仍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工作发展很慢,进步不快。这是有负于中央和西藏人民的。中央和西藏的干部、群众都不满意。“

  “端正思想路线,要从区党委常委做起。”“跟不上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主要责任在区党委常委,常委的错误认识对下面也有影响。”

  执行三中全会正确的政治路线,要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基础,郭锡兰说:“端正思想路线,必须充分认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浩劫给西藏带来的严重灾难,严重创伤。而长时间以来,我们区党委对此估计不足,对我们在工作中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所产生的左的偏向估计不足。”

  “在实际工作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所谓资本主义,执行左的政策,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藏汉族干部、职工的团结,军民、军政团结,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战斗力等方面,都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差多了。“总之,党在藏族人民中的威信比文化大革命前不是提髙了而是降低了。这些问题,如不正视,不解决,是会长期起危害作用的。”

  胡耀邦1979年10月发动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对西藏也有很大的触动。郭锡兰说,我们区党委包袱背得最重的是农牧业、工业生产有一定发展,但没有看到这里边的问题,主要的是在生产目的性上有问题。这是万里同志一再指出的。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学大庆,学大寨,上纲要,填空白,完成指标、任务,为了多得奖金?还是为了满足西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不少事情脱离了西藏实际,脱离了西藏群众,犯了主观主义、生搬硬套的错误,图了虚名,得了实祸。

  一、思想路线的不端正

  杨静仁批评说,直到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还没有开展真理标题问题的讨论。这是西藏许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和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思想根子。领导班子中有的人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格格不入,没有受到调整。没有克服抵制三中全会的极左思潮,没有把反对和克服这种错误思潮作为思想战线的重大任务去对待和解决。西藏跟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慢了,原因正如阴法唐、郭锡兰同志(时任西藏区委副书记)代表区党委所说:“主要是区党委思想路线不端正”。(参见杨静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做好西藏工作》)

  在1976年10月至1980年3月三年多的时间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这段时间工作的局限性很明显。1979年1月召开的自治区、西藏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并没有完成历史转折的任务。会议“继续强调深入开展农牧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对平反冤假错案缩手缩脚;三中全会果断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而西藏在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时,仍“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伤害很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西藏处于徘徊的局面中。

  二、关于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西藏大批各民族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西藏大批为西藏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各民族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大批与党长期合作,维护统一作出贡献的上层爱国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大批干部、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和群众被批斗、迫害,有些致死、致残,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粉碎“四人帮”后,西藏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平反,是由中央点名要求平反,由中组部亲自办理,才得以平反昭雪的。如王其梅同志。王其梅早在大学时代就参加革命,后被捕入狱。1936年,经北方局营救,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一起出狱,参加抗日战争。后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区党委副书记。“文革”中被打成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文革”一开始,王其梅便受到冲击。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逝世。区领导坚持“叛徒集团”一案是中央亲自定的,不肯为他平反昭雪。

  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直接给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信,提出申诉。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汪东兴批转王先梅关于家属子女遭受株连歧视蒙受冤屈的申诉。邓小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邓小平、汪东兴关于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要求落实政策的批示,立即主持中组部部务会议。研究决定:先为王先梅平反,恢复工作,帮助其子女解决入学、参军、工作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复查“六十一人案”。当天下午三时许,胡耀邦委派中组部的两位工作人员,来到王先梅家,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胡耀邦的嘱咐。

  1978年2年18日,在胡耀邦安排下,《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发表了王先梅申诉信的摘要,并在按语中传达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是邓小平。王先梅的信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央组织部直接为王其梅作审查结论。1979年1月25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追悼会,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王其梅在全国政协没有任何职务,由全国政协出面的唯一理由是,生前他曾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周仁山迟迟得不到平反,只得带着“文革”中的错误结论去新疆工作。周“文革”前是西藏区党委副书记,“文革”中,被打成“西藏最大的走资派”。1977年中央指示尽快为周仁山落实政策。但自治区党委拖着不做结论,也不安排工作。周仁山找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申诉。在中组部催促下,西藏给周仁山作了审查结论,但仍然留着尾巴。西藏个别领导人还向中组部提出,周可以解放,但他不适宜回西藏工作,建议中央另行安排。中组部只好把周派到新疆。中央任命周仁山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周到新疆工作一个多月之后,西藏区党委才给周仁山恢复组织生活。

  班禅的复查结论,直到1985年才完成。所以杨静仁明确指出:慢在落实人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上。我在这里主要指的是还有一些重大案件,连复查都没有搞,更谈不上纠正和平反。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胡耀邦进藏考察指导工作之后,西藏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还平反了“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涉及11余万人,受牵连的40余万人(见阴法唐《动员起来,为开创西藏工作新局面而奋斗》,《西藏通讯》1983年第1期)。当时全自治区人口仅有180多万,约占全区人口的四分之一。错案按人口比例在全国数一数二。

  三、关于落实民族、宗教政策

  李维汉指出: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遭到诋毁和否定。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群众的宗教活动被禁止,绝大多数寺庙被拆毁,重要文物大量散失、破坏。爱国上层人士受到迫害。……这种种“左”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甚至在三中全会后,在一段时期内,也还没有根本转变。

  “文革”中,在“横扫一切”的反动口号下,红卫兵和造反派捣毁了很多寺庙、玛尼堆、佛塔,并烧毁了很多经书、经板。大昭寺、小昭寺和扎什伦布寺满目疮夷,造成巨大的损失。统战工作一度被取消,统战工作干部受到迫害,统战对象被打成“牛鬼蛇神”,强制劳动、改造,株连他们的家属子女。取消宗教工作机构,迫害宗教工作干部,把爱国宗教界人士和宗教人员打成“牛鬼蛇神”。取消合法的宗教团体,中断正常的宗教活动。(参见邓力群总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376页)

  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设受到损害。“文革”中,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区内各机关单位的文字材料等,很少使用藏文,新进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职工,不学习使用藏文,编译机构遭到破坏。

  四、关于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

  李维汉指出:在人民公社化和学大寨运动中,不顾西藏实际情况,要求过急,并照搬追求大、公、平均主义、穷过渡、割尾巴,以及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一套做法,严重束缚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西藏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使群众生活遭到困难。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多,效益差,造成巨大浪费。所有这些都使西藏人民遭受了苦难。李维汉严肃批评指出:(包括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和破坏民族政策、宗教、统战工作)“这种种‘左’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甚至在三中全会后,在一段时期内,也还没有根本转变。

  杨静仁指出:根据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农业问题两个文件的指示精神,西藏比内地更需要休养生息,更需要放宽政策,更需要减轻群众负担。但是西藏不但不提休养生息,而且没有努力解决群众原来已经比较重的多种负担。在放宽政策上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进展很慢。

  西藏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脱离西藏实际,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盲目地开垦草场、林地种粮,挤了牧业和副业,破坏了农牧结合的结构。为“填空白”办工业,盲目兴建了一些“无米之炊”或技术不过关的企业,如玻璃厂、广播器材厂,糖厂等,占用了大量资金,基本建设战线拉长,造成很大浪费。民族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民族特需用品被当作“四旧”,大部分停产。有些单位片面理解“以粮为纲”的口号,把大量的手工业工人、特别是有技艺的匠人强行转为农民。(邓力群总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374页。)

  西藏“文革”中一度取消了自留地、自留畜等,砍掉了许多不应砍掉的多种经营,严重地束缚和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把私营商业、服务业部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民族特需商品被斥责为“封、资、修”和“四旧”。对农牧副产品购销统得既多又死,传统的以盐粮交换为主的物物交换方式被限制,不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用国营模式管理集体商业,商品流通渠道单一,经营方式僵化,商品短缺,供应紧张。造成群众生产和生活困难。

  郭锡兰在6月3日的讲话中坦承:我们办了一些不该办的工业,没有好好抓手工业,而民族地区的手工业产品就是民族特需商品,像卡垫、围裙、木碗、酥油桶、酥油壶、牦牛鞍等这些群众需要的东西,是内地无法调来,国外不易进口的。在农业方面,我们在不少地方不适当地强调扩大冬小麦的种植,还把冬小麦的价格格外提髙,结果挤了青稞以及豆类、油料等其他作物;强调以粮为纲,挤了牧业、副业,打破了西藏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违背了群众意愿。西藏人民的食物构成,主要是糌粑、酥油、牛羊肉,穿的、用的,也离不开畜产品,而我们却忽视了发展牧业和青稞种植。

  据阴法唐1980年10月18日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多年来西藏“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有些地方比办社前还下降了。全区大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农牧民生活不如互助组时期好,其中还有二三十万群众的生活很贫困。有些地区要饭的群众比‘文化大革命’前多了。”(见《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郭锡兰6月3日讲话中说:从群众生活上看,全区大约50万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组时好,其中有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有的地方讨饭的也多了,还有几十万牧民和城镇居民,因为供应的青稞和糌粑少了,小麦和面粉多了,生活上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征购任务的偏重和分配的不合理,也给一部分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困难。

  阿沛的调查报告

  1979年8月,西藏召开自治区人代会,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央和自治区的同志都希望阿沛能够到西藏去参加这次会议。在拉萨,69岁高龄的阿沛副委员长被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后,阿沛留下来进行了几十天的考察,到昌都等许多地方实地考察,到处看到的是极左路线给西藏人们带来的灾难,听到的是人们强烈希望改变现状的呼声。阿沛回到北京后,立即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要求中央派调查组,实地调查解决西藏的问题。中央统战部乌兰夫部长曾派出一个牙含章参加的西藏调查组;我的一个朋友这个时间也曾参加过一个组织部门搞的西藏问题的调查组。不知这两个调查组与阿沛的建议有无关系?

  报告写到:“目前(西藏)存在的问题很多,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内伤,还很严重,严重不适应集中力量搞四化的需要”,“西藏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方面也有很多困难。……”

  阿沛后来对新华社记者说:党中央很关心西藏的情况,报告送上去不久,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就找他谈了一次话,告诉阿沛中央已经把他的报告转到中组部来了。

  阿沛回忆说,今年初(1980年),中央书记处成立,抓的第一项工作是召开关于西藏工作的座谈会,把西藏自治区的负责人请到北京来,我也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书记处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自治区负责同志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认真讨论了今后西藏的工作。

  “在讨论座谈会纪要时,当时自治区有的负责人坚持说,西藏在三中全会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不同意这样写。我说,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是什么状况就说什么状况,这才是对中央负责,对西藏人民负责。三中全会以来,成绩是有的,但不能说显著,如果说显著,还有必要召开这个座谈会,还有必要解决西藏的问题吗?应该承认,这一段时间西藏的工作跟三中全会的精神是慢的,我还说,对西藏的工作,应该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制定的民族政策去搞,要根据西藏的历史、文化情况,采取特殊的做法,不能照搬内地的一套。万里同志听了后非常赞成,他当即说,这个意见很好,对西藏的工作,是要特殊对待,采取特殊的政策。中央已经决定,以后西藏的工作由中央和民委直接抓。”

  据阿沛向新华社记者说明,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的文件《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采纳了阿沛副委员长的意见,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为解决西藏的问题作出了重要的决策。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阿沛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曾到西藏考察过几个月,并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反映西藏存在的问题,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石沉大海。这一次面对西藏有些地方“粮食上了纲(要),要饭过了江(金沙江)”的情况,阿沛又写了一份西藏情况报告,中央马上有了反应。

  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自治区党委召开扩大会总结工作,为即将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准备发言时,有的同志觉得把问题谈多了不合适,惟恐否定了成绩。在这次会上,阿沛又一次地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不要怕否定自己,怕否定工作的成绩。缺点和问题是明摆着的,你不说也存在,有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改正了,人民群众也就谅解了。”自治区的同志接受了他的意见,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参见刘回年《重大事件亲历》,新华出版社,1999年)

  一年后的1981年5月25日,在纪念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议签订30周年之际,阿沛在《人民日报》撰文《西藏伟大的历史变革》一文中,又回忆到此事:1979年8月阿沛参加西藏自治区人代会,“会后我下去作了几十天的考察,把看到的问题向中央如实作了报告。中央对西藏工作十分重视,对西藏人民十分关怀。1980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会后中央批转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5月,胡耀邦和万里、杨静仁同志受中央委托亲自到西藏考察。行前,胡耀邦同志约我同行。在去西藏的飞机上,胡耀邦同志向我说:‘我们这次去,时间很短,但要解决问题。你对西藏情况很熟悉,看到有什么情况和问题,及时提出,商量解决。’我当即表示,一定按照中央的指示,为解决好西藏问题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胡耀邦所提所谓“解决问题”,即是打开三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及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阿沛文中说: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大战略决策,使西藏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见阿沛·阿旺晋美《西藏伟大的历史变革——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81年5月25日)

  历史在这里停留了3年

  关于三年徘徊,阴法唐1981年8月2日在区党委二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作题为《对<决议>几个问题的看法》的讲话说:从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西藏的工作也是徘徊的。由于区党委,特别是有的同志对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跟得慢,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很好开展,对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严重性和所造成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因而一些“左”倾错误一直延续到1980年4、5月间,没有根本纠正。去年5月区党委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央31号文件后,特别是胡耀邦、万里同志对西藏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以后,我们才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把工作重点转向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上来,才真正实现了转折。该讲话8月8日在《西藏日报》发表,后收入《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见该书第460页,2011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阴法唐这段总结说得很正确很实事求是。西藏工作座谈会及胡耀邦进藏,就是为了打开西藏三年徘徊的停滞局面,开始西藏地区全面拨乱反正的工作,拉开西藏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序幕,实现西藏伟大的历史转折。

                                         2020年6月24日完稿

                                                 11月30日定稿

              胡耀邦为什么去西藏考察(之三)

                  ——平息达赖代表团引发的骚乱

  一、达赖问题的国际因素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随后达赖出走印度。在以后的十几年里达赖流亡集团与美印等国搞在一起,严重干扰了西藏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出于联手中国抗衡苏联和摆脱越战的战略需要,推动中美关系缓和并接触。毛泽东和尼克松1972年2月下旬在北京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基辛格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角度认为,美中关系非常重要,中国是美国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朋友之一。美中关系的和解导致美国西藏政策发生变化,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尼克松政府决定逐步减少对达赖流亡集团的援助。

  70年代以降,中苏之间发生一系列大规模的党际、国际的冲突,而中美和解,是一场历史性误会之后的握手。随着中美高层互访和沟通的深入,福特政府时期,西藏问题进入中美高层讨论范围。1974年11月25日—28日,邓小平接待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及夫人。25日下午,周恩来在305医院会见基辛格。当晚.外交部长乔冠华为欢迎基辛格举行宴会。从25日晚到28日,邓小平同基辛格举行了6次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美苏战略武器协定、西欧、日本、中东、東埔寨以及中美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看法。11月27日,双方就中印关系中的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流,谈到印度针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28日,邓小平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1974年11月底中美领导人的会谈,最终导致美国终止了对达赖集团军事和情报活动的经济资助。1974年尼泊尔军队进攻达赖集团占踞的木斯塘,击毙了旺堆等藏人武装头领,木斯塘藏人流亡武装彻底瓦解。同年,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对木斯塘藏人流亡武装的援助和终止对情报活动等多方面的经济资助。美国还于同年停止对达赖及其随从发放津贴。

  1975年12月1日—5日,在中国正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际,邓小平与美国总统福特在北京举行3次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扩大贸易、人员交流等问题交换看法。12月2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福特总统。福特向毛泽东介绍了上午会谈中双方的共同点。福特说,在今天上午的会谈中,我们使用一些强烈的语言,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我们共同批评了另一个国家。福特还说,我想我们要努力更好的协调行动,以便在国际上采取强硬的态度来对付诸如苏联这样的国家所提出的扩张主义的挑战。他们在国际上总的欲望是在领土、经济和其他方面进行扩张。但是,我们将要对付他们的挑战。福特进一步强调,我们应当用我们美国所做的事情和你们人民共和国所做的事情来使苏联信服我们说的话有行动作后盾。我们将保持对他们的压力。我们希望东方对苏联的压力将同我们在另一端通过实际行动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同样强大。毛泽东表示怀疑福特所言不过是放空炮、骂骂娘而巳。福特表示,我们做的会比那要多,过去我们做的就比那要多,我们今后仍将如此。对毛泽东提出“你们有实炮啊”的问题,福特明确回答:是的。除非他们挑战,否则我们的火药将保持干燥。但如他们挑战,我们的火药就将不再是干燥的了。事实上,我们对付过他们的挑战,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毛泽东表示:那好!达成协议!福特说: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毛泽东说:就是。君子协议。(据胡乔木、邓力群编:《毛泽东言论》,1975年本,第121-126页)(以上参见《转折年代》第66页、67页,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毛泽东、邓小平与福特总统达成的君子协议,对中美双方协调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4日上午,在谈到西藏问题时,福特向邓小平说明,关于西藏问题,美国不支持任何政府行为。双方谈到达赖赴美的签证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美国拒发签证,事情就容易多了。福特表示:达赖访美以非官方的形式进行,美国政府不会实施政府行为。(参见郭永虎李晔:《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邓小平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基本状况。邓小平指出,现在的西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那里也开始有工业了。我们注意民族政策。中国还很落后,人口太多,所以我们注意节制生育的问题。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是鼓励生育、发展人口。因为那里地广人稀。(参见《邓小平年谱》)

  卡特总统上台后,明确声明,在西藏地位问题上:“无论从哪方面,美国都没有把达赖喇嘛当作西藏政府”。1977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院就达赖访美问题发表声明,拒绝达赖访美。1979年6月,达赖首访苏联。1979年9月3日,达赖喇嘛首次“访美”。美国国务院强调,签证仅仅是为达赖进行私人宗教“访问”而签发,但达赖在美国会见了一些政治人物,从事了一些政治活动。美国政府不赞成支持达赖,但达赖对美国的访问,仍产生了消极的国际影响。

  俄国历史上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黄教,沙俄利用布里亚特蒙古人影响达赖喇嘛,使其排斥英国势力,而与沙俄保持联系。沙俄与英国曾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亚地区(包括中国的青藏高原)展开所谓“大国的争夺”,20世纪初英国发动的第二次侵藏战争即因此而起。辛亥革命之后,沙俄挑唆外蒙古脱离中国。19世纪以来,沙俄一直对中国实行侵略掠夺之政策。

  1959年西藏叛乱以来,印度成为达赖集团活动的舞台。60年代初,中国面对印度的挑衅,被迫进行边境自卫反击战。而苏联则公开支持印度,提供武器弹药给印度。苏印结成盟国关系。中苏两党关系、两国关系跌至冰点。为了干扰牵制中国,苏联多次邀请在印度活动的达赖喇嘛访苏。在中央对争取达赖回归工作刚开始之际,海外就有报道,苏联谋划邀请达赖访问苏联及达赖将应邀参加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亚洲佛教徒争取和平大会的消息。1978年11月3日,苏联、越南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之后越南出兵柬埔寨,同时在国内大规模迫害华侨,并在中越边界屡挑事端;大有苏越南北夹击之势。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访美国,2月17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1979年6月,在中越战争爆发4个月后,西藏叛乱20周年之后3个月,达赖应邀首次访问苏联莫斯科。1982年达赖再次访问莫斯科。达赖对苏联的访问,政治含义十分清楚:达赖是为了扩大国际影响,提高他的国际地位,将西藏问题国际化,加大和中国谈判的砝码;而苏联则为了舒解中国在南疆对越南的压力,牵制中美之间的关系,干扰西藏的稳定,推进它的依托阿富汗、南进印度洋的战略。

  至1991年苏联解体前,达赖喇嘛曾经先后5次访问苏联,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3次,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2次。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主政时期,曾2次邀请达赖访问俄罗斯。1994年达赖访问俄罗斯时,俄罗斯下议院还邀请达赖前去演讲。

  苏联时期、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时期,利用西藏问题,多次邀请达赖访问苏联与俄罗斯,在两国关系中打西藏牌,并在中美关系、中越关系中牵制打压中国。

  达赖1979年6月访苏和9月访美,在时间上恰与达赖代表团访问西藏内地几乎同时进行,使得中央与达赖集团的谈判与劝归工作,分外敏感和受到牵制,谈判过程跌宕起伏。

  二、新时期的新政策

  达赖集团是西藏特殊的势力,同时因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的历史影响,使得达赖集团的情况更加复杂、特殊。达赖集团对西藏社会的影响很大,随着粉碎“四人帮”后新时期的到来,中央有可能利用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争取达赖集团回归祖国,这样有利于西藏地区的安定团结、各民族间团结,有利于巩固西部边疆,有利于四化建设;对于搞好西藏工作,解决西藏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中央公开欢迎达赖回国

  粉碎“四人帮”,为调整国内国际关系创造了条件。中央首先关注到民族、宗教界的问题。1977年4月30日,通过阿沛•阿旺晋美传达了中央欢迎1959年西藏叛乱之后出走印度的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回国参加现代化建设的信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在与日本编辑代表团谈话时说:“欢迎达赖和他的追随者回到祖国怀抱……我们的政策是一贯的,爱国不分先后。”

  1977年9月27日上午,十一大后复出的邓小平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在得知布什一行将去西藏时说:西藏是我在西南地区工作时派一个军的部队去后和平解放的。除了台湾以外,中国最后解放的地方就是西藏。西藏解放前是农奴制度。你们到西藏后可以了解到,现在西藏人民心情舒畅,同达赖喇嘛统治时不同了。关于对达赖喇嘛的看法,《邓小平年谱》“注释”这样说: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上参见《邓小平年谱》)。邓谱出版于2004年7月,关于达赖在1959年3月西藏叛乱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仅讲“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并无其他说法。

  1977年秋季,中央指示中央统战部要开展争取达赖集团的工作。(见王小彬《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的历史考察》)1978年5月,达赖通过记者传来信息:只要他目睹西藏人民在国内生活幸福,他就放弃“藏独”的要求。(见王小彬《经略西藏》第332页,人民出版社)

  1978年11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参加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在谈到西藏问题时邓小平说:西藏和平解放时,我们跟达赖喇嘛说,西藏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搞土地改革。一直到达赖喇嘛跑了,我们才搞了土地改革。邓小平明确指出: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现在还叫“独立国的领袖”行吗?对于台湾和西藏的上层人士,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以上见《邓小平年谱》)这是中央第一次公开表示欢迎达赖回国。后来邓小平在谈到统一战线工作时,曾讲过一句传得不广的名言金句: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欢迎达赖回国,就是邓小平“宽有利”思想的实践。后来三宽部长的三宽,也可以算是“宽有利”思想在文化思想界的一次实践,可惜失败了,三宽部长也因此得咎。

  1979年1月9日,西藏上层爱国人士、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和拉鲁·才旺多吉等人联合发表文章,文章指出:"达赖喇嘛历史上曾做过好事,曾赞同过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曾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许下维护祖国和平统一、走爱国道路的诺言,1959年曾给谭冠三将军写过三封信。此后,他跑到国外去了,真可谓佛心不纯,邪念横生。最近,达赖喇嘛又表示接受现状,回归祖国。凡持有此种态度的国外藏胞,包括僧侣贵族各界人士,我们都表示欢迎。"(见1979年1月9日《西藏日报》)3月24日,帕巴拉·格列朗杰等5人合写的回顾西藏平叛改革胜利20周年并欢迎流亡在国外的藏族同胞回国定居或探亲访友的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在《西藏日报》发表。

  1月26日,乌兰夫出席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在京藏族同胞联欢晚会,喜庆藏历土羊年新年。乌兰夫代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在会上讲话说:藏历年是藏族人民传统的喜庆节日,也是藏族人民欢聚、团结的节日。今天我们共同欢度这个节日,充分体现了我们伟大祖国是各族人民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乌兰夫在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宽大为怀。我们希望在国内外的藏族同胞,希望达赖喇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同亲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

  4月25日,乌兰夫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做题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固的边防而奋斗》的报告。在谈到如何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增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时,乌兰夫强调指出:一定要做好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的工作。1975年9月,乌兰夫向邓小平提出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的建议。1977年春乌兰夫重提前议,中央同意召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7月,中央决定,从全局考虑民族工作与边防工作,改为中央召集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1979年4月25日至5月11日在北京召开,近千人参加会议。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3000余人参加。会议强调边疆经济发展,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的恢复和落实。胡耀邦多次参加会议,这也为一年后的西藏工作座谈会打开了思路,提供了样本。

  (二)对达赖集团人员和参叛人员落实政策

  1978年11月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拉萨市召开有400多各界人士参加的宽大释放大会,宣布释放在押的24名达赖集团罪犯和10名美、印特务。西藏区党委书记天宝在大会上讲话。

  22日,西藏区党委对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公安局关于对未叛领代分子落实政策的《报告》作出批复,同意对未叛领代分子不再以专政对象对待。《报告》说,在1972、1973年的整社建社工作中,把绝大多数的未叛领主和领主代理人都作为专政对象,实行监督改造。《报告》建议把未叛领代分子约6000人从专政对象中划分出来,不再进行监督改造,恢复公民权。区党委同意《报告》意见,指出,这是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级党组织要切实落实好这项政策。

  1979年春节期间,中央决定为全国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并改变其子女出身。2月7日,西藏区党委向中央报告说:1959年参加叛乱,现在仍实行专政的,全区还有约6000余人。其中:在服刑劳改的362名;刑满戴帽就业的1413名;在社会上戴帽监改的约5000名(注:6000余人之数显然不准,应6800余人)。报告说,这些人绝大多数老实守法,表现较好。在1979年3月平叛胜利20周年之际,除有新的罪行给予捕、判、戴帽处理者外,全部宽大处理。对仍在服刑劳改的全部释放、安置就业,对刑满戴帽就业人员一律摘掉帽子,对这些人均给予公民权,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同工同酬,有家可归,本人要求回家的允许回家生产。对在社会上戴帽监督改造的,经社员评议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按社员待遇。对以上人员的家属子女,过去受牵连的,按新的政策纠正过来。

  2月1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西藏区党委的意见,要求妥善作好这项工作。2月16日,西藏区党委就此向西藏各地发了通知。1959年3月17日,是达赖出走印度之日,20年后的1979年3月12日,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召开大会,宣布全部释放1959年参叛的在押人员。对刑满后戴帽的就业人员和社会上戴帽监督劳改人员,一律摘掉帽子。中央对达赖集团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

  3月28日,中央批复同意西藏区党委关于邦达多吉问题的复查意见。3月21日,西藏区党委在复查报告中说,邦达多吉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常委、副秘书长、政协副主席等职。“文革”中,以其在1959年“组织策划叛乱”、“一贯反对改革”等问题,停止一切职务,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1974年7月,邦达多吉在拉萨病故。报告认为原决定不妥,应予撤销,没收的财产由没收单位退赔。西藏区党委于3月23日向中央报告说,土登格桑原是边坝县江措林寺活佛,十四世达赖侍读。解放后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文革”中以“里通外国”、“支援边坝叛匪物资”、“破坏文化大革命”问题,撤销一切职务,戴反革命分子帽子,1974年3月13日病故。报告说,经复查,以上问题均无实据,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4月1日,中央批复同意,并提出为其开追悼会,在地方报纸上发表平反消息。

  (三)开展争归工作

  1978年12月4日,就做好西藏跟随达赖喇嘛逃印人员返藏探亲的接待工作,中央通知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通知》说:“近来,一些逃印西藏人员多次向我驻印使馆要求返藏探亲。中央批准西藏释放叛乱要犯消息发表后,对达赖集团震动很大,估计要求回来的人还会增多。中央认为允许他们回来比较有利,因此请你们及时进行准备作好接待工作,按照回来人员身份情况,要由适当负责同志接见,进行谈话,然后组织探亲和适当参观活动。如果他们愿意留在国内,可以安排适当工作。对不愿留下的,仍礼送出境。”18日,西藏区党委成立天宝任主任的“西藏自治区接待藏族同胞归国参观委员会”。31日,西藏区党委、西藏军区党委发出做好逃印人员返藏接待工作的通知,《通知》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强调要给逃印返藏探亲人员参观、访友提供方便,要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不要限制过严。同时拉萨市、日喀则应尽快成立相应接待机构,暂定入境地点为樟木口岸和亚东县,两地并应尽快成立接待站。(以上参见《西藏党史大事记》)

  12月10日,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委托中央统战部2局局长薛剑华召集调查组、公安部、民政部有关的司长、副司长共9人,开会讨论研究《争取西藏逃印人员回归问题的几点意见》草稿。23日,乌兰夫召集有关边疆省、市、自治区、军区负责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西藏逃印人员的回归问题。31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报告》分6个部分:1、达赖集团的基本情况;2、对达赖集团的基本方针;3、对有关藏人回归的政策问题;4、落实党的各项政策;5、对外宣传问题;6、组织领导问题。《报告》分析认为,达赖流亡集团中对“西藏独立”和回归中国问题有3种态度:1、主张放弃“西藏独立”,返回中国;2、坚持“西藏独立”主张;3、达赖等人犹豫动摇,想回国,有顾虑。《报告》提出,争取达赖集团返回中国,对我们有利,同时也有可能;我们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积极争取,既往不咎。《报告》提出,要特别重视对达赖的工作,只要达赖愿意返回中国,应作为宗教领袖对待,给以适当安排。关于争取达赖集团返回中国的意义,《报告》指出,这件大事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具有重大的作用。《报告》强调,必须高度重视争取达赖及其集团的工作,态度要积极,做法要谨慎周到,要有长期打算,不可急躁从事。

  2000年时,西藏有关部门在回顾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历史时,认为“这就是党中央开始提出争取达赖集团及外逃藏人回归问题时的主要情况”。其评价说:应当说,作出这一决定是与当时党的总任务总路线相适应的,是符合我党一贯主张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内部也要团结和全心全意为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同时,对达赖集团处境的分析也基本符合实际,因而是具有一定成功可能的。但是,后来的现实情况及发展比我们的预想复杂得多。(见《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五十年》)

  1 979年1月6日,西藏自治区成立"接待藏族同胞归国和参观委员会",3月18日,在《西藏日报》上公开宣布对藏胞归国的政策:"欢迎回国探亲访友,参观和定居,不管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和热情接待。有的回来以后想回去的,我们提供方便,礼送出境,并欢迎他们下次再来;对经过参观访问后愿意留下来的,人民政府将妥善安置他们,让他们各得其所,发挥一技之长"。

  1月20日,中央统战部、外交部电告西藏自治区区党委,同意原西藏地方政府孜本,参与1959年叛乱,被宽大释放的雪苦巴·加央伦珠之子益西顿珠回藏探望父亲。益西顿珠也曾参加1959年的叛乱,现住在瑞士,要求回国探亲。中央统战部、外交部同意他的要求,并提出,为了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凡要求回国探亲者,原则上都可以同意。

  5月2日,就达赖集团人员回国“探亲”问题,中央发出有关指示。《指示》说,按照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关于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的精神,办理达赖集团人员回国“探亲”问题。他们到达各地时,当地负责人可以接见、谈话。对他们要去的地方,要见的人,一般应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意他们从亚东乃堆拉山口作为入境口岸入境。《指示》说,关于这批藏人回国的名义,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或名义,均以私人回国探亲对待,不承认他们是什么“代表团”或“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不称呼任何官衔,只称是“从国外回国探亲参观的藏胞”或先生。他们的活动可在当地报纸或广播电台适当报道。

  三、邓小平推动争取达赖集团的工作

  1978年5月达赖回话,表达了与中央接触的愿望。据纪硕鸣在《亚洲周刊》刊发的《邓小平西藏政策揭秘》一文中嘉乐顿珠回忆披露:1978年底,邓小平委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派人寻找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已开过,中国新的发展道路正在确定方向。几个星期后,经人介绍找到嘉乐顿珠。李菊生对嘉乐顿珠表示,邓小平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可以当天去当天就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嘉乐顿珠很兴奋,但他表示:“我的身份特别,我是达赖喇嘛的哥哥,要去北京的话需要达赖喇嘛的许可和同意。”回到印度,嘉乐顿珠向达赖喇嘛作了报告。达赖喇嘛表示同意:“如果邓小平先生要你去,你就去呀,你以私人的身份去拜访邓小平先生。”

  嘉乐顿珠回忆,1979年1月份(本文作者注:应为2月份),正是北京严寒时节,李菊生陪同嘉乐顿珠去北京。(以上见纪硕鸣《邓小平西藏政策揭秘》,《亚洲周刊》第21卷第9期)

  1979年2月28日,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到达北京。乌兰夫、杨静仁、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平措旺阶等有关人士先后接见了他,阿沛、班禅并为他设家宴接待。嘉乐顿珠多次表示,他是作为一个可靠的联络员,回国内听取中央意见的。嘉乐顿珠在谈话中,主要谈到有关达赖等人回来的问题,他说达赖一定要回来,但又强调达赖回来也不容易。嘉乐顿珠声称他们在国外不是走投无路,试探中央对1959年叛乱问题的态度等。3月2日,中央统战部通报了嘉乐顿珠在北京活动的情况。

  3月1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嘉乐顿珠,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令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与中央开启了沟通的大门。谈话在座的还有乌兰夫、杨静仁、熊向辉、李菊生等人。据《邓小平年谱》记述,邓小平指出:

  欢迎达赖回来,欢迎更多的人回来看看,请达赖好好考虑。如果不愿回国,只回来看看,欢迎;回来后出去,欢送。如果他们回国,政治上会作很恰当的安排。我可以保证一条:来去自由。二十年隔离,不看看怎么行?在外边的藏族同胞总要落叶归根。现在华侨和华人都是一片爱国心。美国有很多华人科学家,但心是在中国的,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还说:

  1959年达赖的行动是不好的。根本问题是,西藏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现在,各民族要好好团结,利用国内外大好形势,搞四个现代化。一个国家站起来了,国际上的看法就不同了。我们常说,中国人说话算数。我们都是中国人。

  据纪硕鸣文章说,嘉乐顿珠当时向邓小平提出了几个要求。有一条要求是20年来,大部分流亡的西藏人与家人失去联络,不知西藏亲人的情况,他要求邓小平可以开放印度和西藏边境,使得海外的藏民可以回去探亲,找他们的亲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中央和西藏官方已多次放风欢迎流亡藏人回家乡看看。因此邓小平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欢迎藏族人民回来探亲,来去自由。在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游、或者去朝圣,一点不阻挡。”后来回家乡看看的代表团,引起西藏当地藏民的强烈反应,甚至到骚乱的程度,这是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胡耀邦进藏考察工作的原因之一。

  据《邓小平年谱》记述和中央档案馆存原始谈话记录,这次谈话,邓小平指出两条:一、1959年达赖的行动不好。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欢迎达赖回国,但这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3月12日,邓小平接见嘉乐顿珠当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大会,宣布全部释放1959年参叛的在押人员,之前参叛刑满释放后戴帽的就业人员和社会上戴帽监督劳改人员,一律摘掉帽子。

  邓小平在接见嘉乐顿珠时明确提出“欢迎达赖回来”的口号。邓小平和嘉乐顿珠的会面加快了达赖集团与中央沟通、交流的步伐,减少了双方的疑虑,增强了双方的信任,这次会见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9年3月10日,西藏拉萨发生叛乱。3月17日,达赖出走印度。19日,叛乱分子对解放军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发动全面进攻,随后解放军平叛反击。20年后的1979年3月17日,邓小平同意新华社关于公开广播和在报上发表西藏司法机关决定宽大释放1959年参加叛乱的罪犯消息的报告。19日,即西藏叛乱分子进攻解放军驻藏部队的20年后,新华社发表《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决定宽大处理参加西藏叛乱的全部服刑人员》的消息。邓小平的决定充满了政治智慧,充分表达了中央的善意和邓小平历史性的大度。(以上参见《邓小平年谱》)

  邓小平对待达赖的政策,是中央集体的决策。8月1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接见旅印藏胞上层人士。李先念在谈话中说:我们欢迎旅印藏胞回来,各处看看,提些意见。宗教不能用粗暴的办法消除掉。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民族间应是平等的。今天还是这个政策。这是长期的,不是权宜之计。我们欢迎达赖回来。如果现在条件不成熟,可以不回来。再过几年,回来看一看也可以。回来,在北京住可以,去西藏住也可以。如果感到在国内不适合,还可以再出去。来去自由。有来往总比没有来往好。希望你们回来看看。你们到甘、青、川、藏去看一看,我赞成。(见《李先念年谱》第6卷)李先念的谈话精神与邓的做法高度一致,并就宗教问题委婉地对过去的错误表示了批评。李对流亡海外藏胞的谈话既坚持了原则又令人亲切。而此刻达赖已访苏结束,访美正在筹备之中。此时,达赖参观团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显示出来。

  8月27日,李先念会见尼泊尔比兰德拉·德瓦国王陛下。李先念向事态相关国的国家元首重申了对待达赖集团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保证。李先念在会谈中说:达赖问题我们表示过意见,如果他愿意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并给他适当的政治地位。如果他进行真正的宗教活动,我们不干预。如果他认为现在回来时机不合适,需要在外面多待一些时间,也可以。从西藏跑出去的其他人也一样,如果愿意回来也欢迎,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说话算数,说到做到。(见《李先念年谱》第6卷)此时距达赖以私人身份首访美国,还有一周时间。李先念的谈话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自信与大度。

  9月17日上午,在达赖以私人身份首访美国之际,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谈到西藏问题时,邓小平说:过去10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西藏受了损失,不然西藏的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现在西藏人民还很穷,生活还很困难,但比起过去是天壤之别了。关于对待达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达赖可以回西藏看看。要搞独立国家,那怎么行啊?他以为他不回来,我们很难办,其实我们是为他好,落叶归根,回来好。西藏老一辈人有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过去是奴隶,后来得到解放了,对新旧制度的体会比年轻人更深。如果达赖回到西藏,一些老年人会要他摸顶,但如果他要改变政治制度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也不会答应(以上见《邓小平年谱》)。在达赖于年内6月首次访苏和9月3日首次访美之后,邓小平又重申了对待达赖的政策不变,并且不失原则的表示,西藏人民不会答应达赖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邓小平以其一贯直率、不回避难题的作风,坦率地承认“现在西藏人民还很穷,生活还很困难”,而这正是胡耀邦进藏要首先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四、达赖代表参观团引发的骚乱

  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统战部共接待达赖喇嘛先后派出的3批参观团回国,包括他们亲属在内共20余人。中央和藏区各级政府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参观团给予热情接待。既让参观团看成绩的一面,也让参观团看不尽人意的一面,客观地展示西藏人民生活的发展变化。

  1979年8月2日,达赖喇嘛派遣的参观团一行5人,离开新德里,回国观光。由中央统战部负责接待,并派人全程陪同。中断了20年的来往,开始恢复。他们走遍了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5个省、区的藏族地区,历时5个月,接触了各阶层人士。

  参观团到拉萨前夕,自治区领导向广大干部群众作工作,大意说:达赖派来的参观团快来了,他们长期流亡国外,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受尽了屈辱和苦难,日子很不好过。我们获得了翻身解放,是国家的主人,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现在他们回到祖国,我们应该表示欢迎,显示我们当家作主的气度和风格,而不要骂他们是“叛乱分子”、“叛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动派”……。

  出乎意料的是,参观团到拉萨后,非但没有人辱骂、围攻和殴打他们,恰恰相反,说“达赖佛派来的亲人来了”,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有时竟然达到狂热程度。有的贫苦农奴甚至向他们哭诉十多年来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所遭受的苦难,希望他们回去后向达赖汇报,……。事后经有关部门反复调查证明:这些人群中没有一个贵族农奴主和上层人士、全是贫苦农牧民和普通市民。(参见降边嘉措未刊稿)

  9月25日,达赖集团图登朗吉、彭措扎西(达赖姐夫)、洛桑三旦(达赖三兄)、扎西多吉、洛桑达杰5人参观团到达拉萨。参观团先后在拉萨、那曲、日喀则、江孜、泽当、林芝、昌都等地区进行参观活动,于11月5日离开昌都去四川。在参观访问中,参观团引发群众围观,发表煽动性讲话。他们访问大昭寺时聚集了上千人,进行煽动,拉萨当年逃印人员的亲属基本都到了。在罗布林卡,洛桑三旦竟向围观群众公开煽动藏人团结起来。他们的活动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参见《西藏党史大事记》)

  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出乎有关部门的预料,是西藏问题的一次大暴露,大爆发,使西藏有关领导十分被动和尴尬,使各级领导感到十分意外和震惊。也引起中央的关注。五人代表团到北京后,乌兰夫和杨静仁接见了他们。他们又先后拜会了班禅和阿沛两位副委员长,谈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讲了他们的感想和意见。也有一些藏人拜会班禅,向他反映藏区情况。班禅将有关情况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参见降边嘉措未刊稿)

  12月4日,李先念同乌兰夫、杨静仁等接见旅印藏胞上层人士参观团。李先念在讲话中说:我们知道西藏的一些情况,但我们不怕,有些问题暴露出来好,便于解决。达赖什么时间回来,早也好,迟也好,没有关系。但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是中国大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你们可以转告达赖,就这么一个原则。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去解决,而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去解决。民族要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我们是多民族的国家,作为国家,就不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国家对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化生活均应尊重。在中国一方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但对民族同志来讲,也应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见《李先念年谱》第6卷)

  从争取达赖回归的大局出发,李先念向达赖代表团晓以大义。李先念代表中央的一席话,即指出我们过去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存在错误和问题,也指出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还对达赖代表团引起的骚乱表现出直面问题的坦率,并强调了中国与西藏关系的原则。李先念的谈话,预示着中央要下大力、下大决心解决西藏的问题了,也可以说这里留下了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胡耀邦进藏的伏笔。乌兰夫也对达赖代表团表达了宽厚的诚意。他在谈话中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的祖国,要爱国,要有爱国主义,只有国家发展了,各民族才能发展。请向达赖转达我们的问候,他想回来看看也可以,看了想走,可以走。都是中国人,有此自由,今后想来可以来,来去自由。”(见《乌兰夫年谱》)

  纪硕鸣的文章《邓小平西藏政策揭秘》也点明了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为落实座谈会精神而赴拉萨考察指导工作的原因:即为达赖代表团访问藏区违规活动,而西藏区领导应对无方引发的骚乱去做善后、擦屁股。文章说,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1979年到1980年间,先后派出了3批参观代表团到西藏。但前去西藏的访问团回来后的反映都不好,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是哭诉所遭遇的苦难。嘉乐顿珠将详细情况告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李菊生向中央作了汇报,这是直接导致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达赖代表团脱轨行动引发的骚乱,暴露了西藏工作中的问题,影响到西藏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造成一定的紧张形势。南边中越边境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苏联的战车已经驶入阿富汗。西部边疆能否安宁?西藏地区能否安定?西藏人民能否摆脱贫穷状态?这就是历史给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出的时代课题。这就是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胡耀邦进藏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作为胡耀邦赴藏考察工作的助手、资深藏学专家的王尧教授回忆:咱们在西藏的基础本来就很薄弱,1951年和平解放后,历届领导在中央直接关怀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工作基础,在“文革”中却遭到严重的破坏。当时,由于文革的冲击,形成两个大派,西藏的民族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关系、民族工作、财政工作等等,矛盾很集中,千头万绪,形势很紧张。中央专门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文件。(见《王尧口述:我陪耀邦书记进藏侧记》)

  王尧还回忆:“(胡耀邦)感冒刚好,耀邦同志就组织了自治区各级干部参加的4500多人的大会,会上,他做了‘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的报告。……他是脱稿讲的,这个讲话非常及时,他讲话之后,西藏整个形势都缓和了下来。西藏的老百姓非常喜欢他。到现在人们提起他,还常常竖起大拇指说:‘Hu,Hu,Hu。’(胡,胡,胡)”《王尧口述:我陪耀邦书记进藏侧记》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随后胡耀邦率中央工作组进藏视察指导工作,原因是十分清楚的。

                                        2020年6月30日完稿

                                            11月25日定稿

                 胡耀邦为什么去西藏考察(之四)

            ——苏联侵略阿富汗促使胡耀邦尽快进藏

  胡耀邦和万里1980年5月中旬受中央委托,率中央工作组进藏考察工作,指导帮助西藏区领导落实中央31号文件。为什么3月中旬中央刚召开过西藏工作座谈会,并于4月7日转发了座谈会纪要,胡耀邦却不顾高龄而进藏呢?这须从邓小平一次重要谈话讲起。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处于南亚、中亚交汇之处,苏联如果控制了阿富汗,即可南下印度洋,进入温水海洋。苏联的军力到达印度洋,会明显改变美苏争霸的战略态势,东向则进入东南亚,西向则威胁中东产油区,并能拦腰切断连接欧亚大陆的海上通道。阿富汗是苏联的帝国梦。

  1980年5月3日、4日连续两天上午,邓小平同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见面并谈话。邓小平指出,不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待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见《邓小平年谱》上卷6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0年5月5日,邓小平作题为《我们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认识》的谈话,该谈话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中,该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收入了历史转折时期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献。该谈话题注为: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时谈话的一部分。据《邓小平年谱》1980年5月5日记述,中午,邓小平会见并宴请几内亚塞古▪杜尔总统,并谈了一大篇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人民要增加收入,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谈社会主义不行。年谱称“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四部分”,其他部分则应该是关于中苏关系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内容了,但年谱该条并无只言片语提及。根据《我们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认识》一文的题注及《邓小平年谱》5月5日的内容记述,可以断定,邓小平的这篇谈话即是对塞古▪杜尔总统的谈话的一部分。联系到邓小平5月3日、4日连续会见齐亚▪哈克总统,谈话内容应多涉及阿富汗问题,故本文多处也谈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关系。

  《我们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认识》一文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苏联侵略阿富汗的问题,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始末。这是一篇事关中国西部边疆安危的重要谈话,在邓小平80年代关于中苏关系的谈话中,这次谈话的分量最重。这是胡耀邦率领中央工作组进藏处理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原因。

  1978年4月,阿富汗爆发苏联策动的“四月革命”,新上台的“人民民主党”宣称要走苏联道路,苏联欢欣鼓舞,认为阿富汗将成为“又一个蒙古”。如果阿富汗加入苏联阵营,苏联就可有新的平台,向南亚、中东等地区推进。政变上台的苏联傀儡塔拉基政府,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贸然搞起“苏维埃化”,引发阿富汗社会的巨大反抗,激化了国内矛盾。1979年9月,阿富汗人民党内讧,阿明发动政变上台,并秘密处决了政府首脑、亲苏党首塔拉基。12月27日晚,苏军悍然攻击阿富汗总统府,杀死阿明及他的4名妻子、23个子女。28日凌晨,苏军12.5万人,配备成千上万的坦克、战车、火炮、汽车、飞机,入侵阿富汗。

  苏联侵略阿富汗造成其周边国家的忧虑。巴基斯坦毗邻阿富汗,有大量普什图族人,阿富汗四月政权希望倚仗苏联向巴基斯坦提出领土要求,苏联的盟友印度也是巴基斯坦的对头。此举同时也危及我国新疆和西藏的稳定。从60年代初中苏两国、两党交恶以来,文革中甚至多次爆发局部冲突,苏联百万大兵压境,苏联还鼓动越南不断侵犯我国边境。1978年11月初,苏越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形成南北夹击中国的形势。1979年初,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2月中旬,中国反击了苏联盟友越南的侵犯,而苏联除了在北部边境向我施加压力,同时借助入侵阿富汗,形成对我国东西夹击的态势,直接威胁我国薄弱的西部边疆新疆、西藏的安全,阻击中美联手,这是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地缘政治考量之一。通过阿富汗施压巴基斯坦和中国,以干扰中国的新疆与西藏,而拉拢达赖集团即是其手法之一,以搅乱中央与达赖的谈判。调整、落实西藏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密切与巴基斯坦等国的合作,则是中国的应对之一。

  邓小平在谈话中首先历数中苏争端的历史,邓小平说:

  我们过去有个对苏联的认识问题。因为我们对苏联有自己的切身体验,所以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们认识得更早一点。……中苏争论的开端,就是苏联要控制中国。中国反对、拒绝了,从此关系就恶化了。1958年,苏联提出要跟我们搞“共同舰队”。什么“共同舰队”,中国一只象样的军舰也没有,只有国民党留下来的几条破船。实际上苏联是想控制中国的海岸,建立军事基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当然不能接受。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联逐步增加在中苏边境的军队。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在中苏边境上只有十几个师,而且还不是在边境前沿,只是在边境地带。现在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上竟把驻军增加到几十个师。邓小平强调说:

  如果说,过去上百年对中国的威胁是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包括沙俄帝国主义)和日本,在我们建国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主要威胁是来自美国,那末,现在情况变了。现在中国受到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日本,不是来自美国,也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苏联。

  作为一位现实的战略家,邓小平明确指出:

  就全球来说,战争的威胁只有来自苏联和美国两家,但他们两家比较起来,现在世界战争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由于美苏力量对比中,美国力量在下降,使得美国的盟友,包括欧洲、日本,在苏联的扩张面前感到恐惧。

  1979年12月27日深夜,苏军悍然入侵阿富汗,苏联侵略阿富汗并不单纯,是出于一系列地缘政治的战略考虑。控制阿富汗就切断了亚洲,控制了整个亚洲。阿富汗局势冲击其周边国家。此举促使中国和巴基斯坦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本文前边已经谈到苏联侵略阿富汗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冲击。同时苏联的阿富汗战略也针对伊朗和美国。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奉行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政策,并大力输出“伊斯兰革命”。当时混乱的邻国阿富汗是最佳选择,伊朗开始向阿富汗南部渗透。苏联恐惧伊斯兰革命风暴蔓延阿富汗,并波及苏联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这种局面对苏联的安全威胁巨大。苏联出兵的另一个考虑是维持阿富汗亲苏政权,以遏制伊朗的渗透。

  从苏联成立到1945年之后,阿富汗成为所谓“中立国”,其实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阿明1979年9月政变后,排斥亲苏势力,与美国开始接近,阿富汗可能成为美苏争夺的战场。对美国的渗透,苏联怀有高度的敌意。

  邓小平指出:

  苏联侵略阿富汗事件出来以后,人们对它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苏联的一些言论很值得注意。他们的报刊强调这样三个论点:第一点,就是苏联不需要顾及国际法的原则,可以任意地用武力干涉别的国家。第二点,是宣扬苏联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强大到了任何人也不能忽视的地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论点,就是苏联的军事力量对外的职能扩大了,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论点是狂妄的,是赤裸裸的。当然是为了吓唬人,但也确实反映了苏联头脑发胀,反映了它的真实政策,就是它可以随时自由地在这里或那里闹事。对于苏联,现在世界人民还要通过实践来加深认识。

  1962年5月下旬,我国新疆伊犁、塔城6万余边民,在苏联当局默许鼓励下,越境逃迁到苏联境内,严重影响了中苏两国关系。这起事件对中国的伤害之深,邓小平应有切肤之感。1968年8月20日,苏联入侵捷克,镇压捷共发起的布拉格之春改革。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军在东北珍宝岛发生冲突,后来发展成苏联陈兵百万在中苏北部边境,威胁中国。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苏联一直有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设想,若非美国人反对,后果不堪设想。这几件事对中国领导人刺激甚深。10年后的1979年苏联又故技重施,邓小平对苏联人的作为,记忆犹新,深恶痛绝。

  苏联为什么这么具有侵略性?邓小平说,我们对苏联的认识,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得出的结论。你们也有自己的实践。我相信,通过实践,我们的观点会越来越接近。

  邓小平分析了苏联的战略意图:

  苏联扩张的步伐会加快。80年代究竟怎么过,很值得注意。确实存在战争的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两次大战都是在小的问题上爆发的。苏联在阿富汗得手以后,肯定还要南下,力图控制印度洋和波斯湾,取得暖水港。而且不会就此为止,它还要控制中东、北非的石油资源。

  邓小平强调指出:到了那个时候,西方就面临着一个选择问题了,选择无非是两条,一条是屈服,另一条是打。

  邓小平呼吁道:这就发生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现在选择好,还是将来到了那个时候再选择好?现在选择,就是大家坚决联合起来,在阿富汗问题和柬埔寨问题上顶住苏联霸权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靠一家不行,靠欧洲、日本力量也不够,还得加上我们第三世界。大家联合起来,可以使和平维持得久一些。(以上邓小平论述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P588-590页)

  至1989年2月15日,苏联政府发表从阿富汗撤军结束的声明,这场延续10余年的侵略战争致使阿富汗130多万人丧生,600多万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苏联先后有150多万官兵参战,累计约1.5万名官兵阵亡,伤残5.37万人,耗资450亿卢布。此后苏联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均受到各国谴责,引发严重的制度危机。侵阿战争最终拖垮了苏联帝国,12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加强西藏的民族关系,平息达赖代表团引发的骚乱,防范苏联的压力和破坏,这就是胡耀邦进藏的重任之一。具体讲,中央委托胡耀邦进藏,时间应在邓小平这次谈话之后的5月中旬,中央决定的很急迫,胡耀邦成行很迅速。

  据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刘回年回忆,他得到胡耀邦即将赴藏考察的信息,及时给总社领导曾涛、穆青作了汇报。曾涛、穆青当天5月17日即拟好请示信,请示胡耀邦,拟派记者随行报道,18日送出请示信。19日胡耀邦批示同意,20日胡耀邦的批示信转到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处,王当即批示同意。同日,中办通知新华社要刘回年马上准备,21日早7点半前赶到机场,随胡耀邦进藏。

  随行的阿沛副委员长1980年9月对新华社记者回忆:

  今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胡耀邦同志那里来了个电话,问我现在工作忙不忙,身体怎么样,可不可以同耀邦同志、万里同志一起去一趟西藏,我一听胡耀邦和万里同志要亲自到西藏去考察,高兴极了,连忙说,我没有什么急事,身体也可以,我很愿意一起去。(见刘回年《重大事件亲历》第286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随行的陈维仁同志、王尧教授回忆中也都提到,5月受到批准同行进藏。总之,这是一次受中央委托、急迫的进藏之行,任重道远。最终,胡耀邦稳定了西藏大局,巩固了西藏与中央的联系,增强了汉藏民族团结,消解了苏联侵略阿富汗可能引发的边疆民族隐患。

  1980年期间,中央为什么多次委托胡耀邦召开边疆民族地区工作座谈会,高度关注新疆、内蒙、云南等地方的民族问题?除了国内必须调整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缓和社会关系之外,应对苏联侵略阿富汗及越南入侵柬埔寨引发的地缘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20年6月24日完稿

  11月27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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