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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夫:发展经济永远居首位 ——学习胡耀邦《抓规划,抓管理,组织推动生产高潮》
作者:黄文夫      时间:2019-03-01   来源:
 

胡耀邦在1979年《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把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作为我们经济工作的第二条最主要的教训,对经济规律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认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首先是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真正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抓规划,抓管理,组织推动生产高潮》(1963年3月4日)一文,是胡耀邦在中共湖南省湘潭地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湘潭讲话的时代背景。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纠正“五风”错误,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争取尽快恢复(到1957年农业生产水平)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抽调一批领导干部带职下放到主要产粮区。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工作重点放在湘潭。

胡耀邦到湘潭的时候,正是我国处在“大跃进”、“大饥荒”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虽然中央调整了一系列政策,生产开始好转,但是困难尚未过去,粮食严重不足。粮食产量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群众口粮人均在400斤左右,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众温饱问题未解决。

当时湘潭地区有 10 个县(北有临湘、湘阴、岳阳、平江、湘潭;南有浏阳、醴陵、攸县、茶陵、酃县)。县、区、社三级干部在整风整社反“五风”中,由于受到“左”的思想路线干扰,不少同志挨了整,甚至连地委负责人也未能幸免。虽然经过中央和省委及时纠正,但干部还普遍存有“怨气、泄气、不服气”情绪;而群众因前几年“五风”严重,加上当时部分干部有贪污挪用、多吃多占等腐败现象,意见很多,情绪低落,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如何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高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胡耀邦到湘潭后,没有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而是在省委副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等人的陪同下,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从北到南深入各县和社队进行广泛的调查。每到一地,他最关心的是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通过调查研究,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针对当时三年经济困难恢复时期存在的问题,及时召开地委常委会议,作出“四个大抓”(即大抓粮食生产、大抓畜牧业发展、大抓经济作物种植、大抓封山育林)的决策。

胡耀邦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抓两头带中间,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1963年,湘潭地区在遭受特大干旱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好收成,粮食总产32亿6千万斤,比上年增产2.1%;生猪存栏123万头,比上年增加45%;棉花增产1.18倍;其他农、林、牧、副、渔都有发展。1964年湘潭地区的农业生产大为好转,粮食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经济作物和工业生产也都获得全面丰收。

(二) 湘潭讲话的主要观点。

这篇讲话的核心思想,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经济,推动生产高潮。

1、要抓生产规划。

生产规划是预先拟定在某特定时间内完成多少产量的目标和过程。胡耀邦认为“规划”就是“打算”。他说,群众可能听不懂“生产规划”这个名词,但群众一定希望今年生产有个好打算。群众不是不关心甚至害怕生产规划,群众害怕的是我们的瞎指挥,相反的倒是欢迎我们同他们一道想增产的主意。

生产规划的总要求,是在以千方百计增产粮食为主的同时,尽可能发展多种经营。一是积极增产粮食,二是因地制宜地积极地发展一些经济作物,三是认真抓好副业,四是大力发展生猪,五是为明年、后年大力经营山林创造条件。

生产规划要掌握两条原则,一是为了推动生产、促进生产,二是充分走群众路线。

生产规划的重点是生产队。当时我国农村经营体制是人民公社、统一经营。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经济单位,即以生产队为组织生产、核算、分配单位。耀邦同志认为,生产队是基础,只要把生产队的生产规划和经营管理抓好了,大队的、公社的就好办了。

生产规划管理是生产管理的首要环节。它为规划期规定生产活动的目标和任务,包括规划期产量和时间进度,以指导生产工作按照经营目标的要求进行。耀邦同志十分重视规划工作。在湘潭发动群众大力兴修水利时,强调县、区、社都要有个规划。后来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为制订一个好的规划,他于1975年8月邀请各部委负责人开科技规划座谈会,同时进行调查研究,对规划提出了一些初步设想。其中包括组织钢铁和粮食两个科技大会战,加强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等。在队伍、经费、基建、实验装备、科技情报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措施。这个初步设想为后来制订八年科技规划打下了基础。

2、要抓集体生产的经营管理。

耀邦同志认为,集体生产经营管理问题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必须切实解决经营管理上社员最关心的问题。一是劳动力剩余问题,二是忽视工夫质量问题,三是财务公开问题。

关于劳动力剩余,有的地方解决的办法是限制出工。比如浏阳全县当时有劳动力29万多个,110万亩田土,作一亩田以25个劳动日计算,一年约剩余400万个左右劳动日。耀邦同志认为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如指导生产队提倡精耕细作,扩大经营范围。浏阳是个大县,有5000平方公里,750万亩的面积,现开发的耕地只占总面积的17%,可开垦的荒山荒坡还有130多万亩。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们要向大自然去索取财富。

关于忽视工夫质量的原因,耀邦同志归纳了6个方面,包括定额不合理;定额合理但执行的不好,得不到应得的报酬;干部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干部只带头生产,对某些工夫质量不好的社员迁就,不教育,不批评;没有必要的分工,什么事都一窝蜂;分工不当,分的太细,力量太小,不利于在耕作技术上互相协作,互相帮助等。他强调严格实行定额管理,注意等价交换,坚持按劳分配。他还在湘潭推行责任制,提出“统分结合”的做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认为应当坚持协作和分工的统一,坚持统一领导下的集体或个人的责任制。指出劳动管理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建议每个县解剖三个队的“麻雀”(案例),进行深入研究。

财务公开是群众最关心得问题,因为许多群众并不吝惜多流点儿汗,痛心的是流了许多汗却少得了报酬。耀邦同志指出,必须用各种办法,死抓民主理财这一环,努力做到生产队按月公布账目。一切账目公开,包括工分账、实物账、现金账等。每三个月,以公社为单位将会计培训一次。

耀邦同志1980年12月在湖南零陵地区考察时说,农业经营管理,我们历史上搞了几十年,才弄清楚8个大字:专业承包、联产计酬。

3、改进领导经济的工作作风。

干部存在不健康的工作作风主要表现在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革命朝气三个问题上。耀邦同志认为,无论抓什么工作,都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1962年11月-1964年6月,胡耀邦深入基层,跑遍了湘潭地区的10个县,浏阳当时有65个公社,胡耀邦走了近60个,就连只有步行几十里才能去的山田、秀山等公社,他都去了。耀邦同志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并同地委同志统一了认识后,着手制定各项工作措施。他强调,不要过分迷信数字和汇报,这种过分迷信,往往妨碍了我们对真实情况的了解,使我们听不到群众特别是基本群众的呼声,也使某些干部感觉没有约束而敢于放肆。1958年以来,这方面的教训是及其深刻的,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几万斤等。

耀邦同志在帮助浏阳县委改进领导工作时指出,党委工作要有中心,不要什么都抓,什么都插手,没有主次,要采取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他还指出:本着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的精神,旱情特别严重的地方,可暂不开展,集中精力抗旱。

谈到生产规划如何体现总路线精神,耀邦同志强调,凡是经过努力今年可以办到的事情,就一定要集中主要力量,把它办起来;凡是对今后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是今年还不能用较多的力量去办的事情,就要认真说服群众,拿出一定的力量为它创造条件;凡是经过同群众反复商量,群众坚决反对而又实在办不到的事情,就一定不要硬着头皮去办。

耀邦同志关于改进领导经济的工作作风思想,在后来主政陕西时有了新发展。1965 月12日,他在安康地区视察的讲话中,针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法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领导经济的工作方法,认为经济工作面要放宽,不要拘泥于只抓农业,还要抓副业和多种经营,并且提出以“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 的标志” 作为评判标准。

(三)湘潭讲话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胡耀邦经济思想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抓规划,抓管理,组织推动生产高潮》一文,则是胡耀邦早期经济思想中,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其中的核心观点,对当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政川北时,胡耀邦就提出,恢复和发展生产永远是第一位的。他当时兼任川北行署财经委员会主任, 非常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注意抓好经济建设,正确处理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关系。他常说: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证土地改革任务的最终完成。他及时提出了“有计划、有预见地领导农业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拟定了发展农业的四大措施:大量发展蚕丝棉麻;大力提高粮食生产;大规模地植树造林,多种桐树,多种果木;大量繁殖畜牧,多喂猪,多养牛羊,多喂鸡鸭。这些措施,由于切合农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了热烈响应。可以说,虽然川北工作时间不长,但新中国早期的建设实践,为胡耀邦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耀邦同志后来评价自己进步最大的,是在川北的两年半。

此次主政湘潭,他又在湘潭推广了四大措施,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四大措施在这里概括为“四个大抓”一是大抓粮食生产,并作为一个长期的方针。二是大抓牲猪养殖,大力发展畜牧业。他指出,养猪能三变,即变粮、变钱、变富。号召农户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县、区、社要确定专人抓养猪。三是大抓经济作物,扩大棉花、苎麻、辣椒等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稳产、高产,解决好农民的穿衣和零花钱等问题。四是大抓封山育林,有计划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荒山荒坡造林运动。

正当胡耀邦集中全力在湘潭地区进行“四个大抓”的时候, 1963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根据这一精神,胡耀邦认为,既然叫教育,方法上就要稳妥,立足于帮助教育,要认认真真地“帮”。于是,他和地委领导同志商量,先在浏阳县搞试点,开展“四查四帮”,待试点结束后,再向全地区各县推开。“四查四帮”是:一查贫下中农发动情况,帮助大队、生产队把阶级队伍组织好;二查干部放包袱的情况,帮助基层干部密切同群众关系;三查生活安排情况,帮助基层对困难队、困难户粮食供销安排落实;四查生产情况,帮助下面搞规划,抓管理,解决当前生产上急需解决的问题。

胡耀邦的注意力始终没有放在阶级斗争上。为不影响生产,他提出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白天抓生产,晚上抓教育;教育为了生产,生产不忘教育。

1964 年11 月至1965 年6月,胡耀邦主持陕西工作期间,继续提出大力发展生产,调整领导方式与方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和搞活经济的一系列措施,为恢复因“社教运动”而千疮百孔的陕西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指出,“一切都要围绕把生产搞好,争取大丰收”,“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还说,“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生产”。

主政陕西是胡耀邦继主政川北、湘潭之后又一次全面主持地方工作,为三中全会后,胡耀邦领导我国经济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79年10月,胡耀邦在中共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谈到20多年来在经济问题上吃苦头,最主要的三条教训第一条,就是我们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毛泽东同志虽然在50年代就提出来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偏离了要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建设这个方向。

2、正确处理以粮为纲与多种经营的关系。

胡耀邦早在川北发展经济的四大措施中,已涉及到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问题。在湘潭明确提出以粮食为主,发展多种经营。湖南是个“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农业大省,湘潭地区必须从山多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只搞“以粮为纲”单打一的经济发展思路,必须进行综合经济开发、利用和管理。山区要以山养山;江湖区靠水吃水;有田的种好田,能搞副业的搞副业,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综合开发利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作出并实施了恢复发展农业的若干重大决策。比如为了发展以粮为主的多种经营,胡耀邦当时制订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就是稳定和刺激粮食生产,把粮食征购任务固定下来,3年不变,3年后再稳定5年不变。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解除了许多农民多产多征购的后顾之忧,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耀邦同志在陕西也曾明确提出农业的增产方针是:“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安康地区是靠山吃山养山——积极开发潜在的经济资源。

1983 年,耀邦同志视察甘肃、青海时,针对西北、北方干旱地区提出“种草种树第一”的思想。种草种树,发展牧业,由此增加肥料,增产粮食。他认为草、林搞上去,畜牧业就上去了,肥料就上去了,粮食也就一定能够搞上去。多种经营上去了,粮食生产也就搞上去了,这是辩证法,也叫‘反弹琵琶'。”

长期以来,农业战线指导思想就是以粮为纲,推行单一抓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的片面性方针,导致农业生产严重单一化,农业内部结构比例失调,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耀邦同志深刻认识到我国农村经济一直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只知道“以粮为纲”,而不注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多种经营的重要性。认为解决我国农村经济单一发展的根本方法,就是要把“以粮为纲”和多种经营有机结合起来,要把“以粮为纲”换成“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用多种经营方式促进粮食生产,以达到搞活农村经济的目的,这样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体现了 让“人民富裕”的胡耀邦经济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3、尊重经济规律和农民生产自主权。

在农村发展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虽然不是胡耀邦最先倡导的,但他是最早参与实践的领导者,也是那场争论的终结者。

作为农村生产责任制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自1956年在浙江省永嘉县试行以来,曾经三起三落。它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又因为有悖于人民公社体制而成为当时经济领域的禁区,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

胡耀邦对包产到户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曾说过“认识有先有后”。

1961年,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受毛泽东委派到安徽调查责任田问题。他在写给中央的题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报告中阐述了他对于“包产到户”这一普遍适用于我国广大农村并能够解决农村基本问题的策略的态度,认为“包产到户”所起的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仅适用于“五风”危害较严重的地方,是作为缓解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短缺而带有临时性的权益之计,并且对随之而产生的矛盾及危险性是有所顾虑 的,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1982年10月,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到合肥,特地约见了原宿县地委书记孟亦奇,原阜阳地委书记任松筠,原凤阳县委书记马维民。这三个人在1961年的时候,都带领着当地农民推广了责任田。胡耀邦对自己当年不赞成责任田的表态,向他们表示道歉)。

然而,主政湘潭期间,胡耀邦顺应人民的意志,尊重经济规律和农民生产自主权,支持了包产到户。当时浏阳县14132个生产队,采取各种形式分田单干的有7298个,占51.6%,县委感到压力很大,进退失据。胡耀邦看到,那么多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要求把田地分到各家各户自己干,而且从实际情况看,确实是精耕细作,丰收有望。与此前在河南内黄调查中所看到的情况大同小异。认为应当实事求是,纠正单干方法要讲究,步子要稳妥,不能强迫命令(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反“单干风”)。包产到户是产量到户,责任到人,这个办法不要完全拒绝。据时任地委负责人回忆,后来,大约有30%的生产队坚持了包产到户,个别地方搞了“明集体,暗单干”,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农村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什么优越性。此时的耀邦实际上是在阐述包产到户对于发挥农民积极性和集体优越性的重要作用。可惜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两个农业文件,仍保留“不许包产到户”字眼。

1979年1月11日,由胡耀邦主持,经过多次改写的两个文件下发试行。文件明确指出: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规定可以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虽然文件仍坚持“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它在纠正农业战线“左”的思想毕竟迈出了关键一步。

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经过胡耀邦等一些同志做工作,文件对包产到户由“不许”改为“不要”,口气缓和了,还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例外。

1980年9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前,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根据当年4月2日和5月30日邓小平两次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讲话起草了一份文件,引用了大量调查材料,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会下,胡耀邦又同万里、杜润生一起反复商量,两次对文件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75号文件),对争论近两年的包产到户作了初步结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而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试行”。

1983年,胡耀邦主持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人民公社体制逐渐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长达20多年的争论终于画上句号。

胡耀邦在1979年《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把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作为我们经济工作的第二条最主要的教训,对经济规律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认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首先是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真正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2、《胡耀邦传(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3《胡耀邦与家乡(征求意见稿)》,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浏阳市委党史办编

4、张维青《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东方城乡报》2015年11月26日

5、钱江《大饥荒年代,胡耀邦和“包产到户”的初次接触》,2016-04-29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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