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动乱，却依旧被极左阴霾和桎梏所笼罩所禁锢。冲破阴霾和打破桎梏的，是那场振聋发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大平反。这两件大事都是胡耀邦发动、领导和全力推动的。他以非凡的勇气，破冰般打开思想解放的局面，这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大潮。 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六十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知识和科学，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世价值和普世规律。由于具有这样的认识和为此坚持奋斗的精神，他终于遭到“生活会”那种老待遇而被迫辞职。 耀邦是红小鬼出身，只读过一年初中。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打AB团时几乎丧命。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党内不少，为什么独独出现了这样一个胡耀邦呢？ 熟悉耀邦的人都知道，他极喜欢读书，尤善博览群书（《博览群书》那个刊名就是他题字的），读过《马恩全集》，也读过《圣经》。这个特点，在延安曾被毛泽东欣赏过。因此，中外古今许多重要的史实和学说，他都有所了解或接触，他的头脑并没有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凝固起来。同时，他习惯接触基层，熟悉实情，做报告不念稿子；他还会写文章，不要秘书代笔；晚年还作旧诗，字也写得好。因此被陆定一称为大知识分子。 由于打AB团的教训刻骨铭心，终生不忘。延安整风搞抢救运动时，他就反对，向毛泽东提过意见。反右派时，他正在国外，对青年团中央打出一批右派，很是难过，尽力善后。这些事情，他都同我谈过。在党性、阶级性控制人们思想的年代，红小鬼出身的耀邦，为什么还能保持人性，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呢？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当然同个人品德有关，同坚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有关，也同古训讲究仁义礼知信有关。可以说，耀邦的一生，是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为人处事的。 近年来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时，我常讲有三个问题必须彻底弄清楚：一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到底依靠什么？二是，主义和理论在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三是，党在其中的作用，尤其执政党同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这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反思过去，善待当今，认定未来，从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简单地说，第一个问题，不论东方西方，中外古今，人类是从科学与愚昧、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较量胜负过程中走过来的。一九四九年后，我们曾走过三十年大弯路。现在也认识到这一普世规律，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依法治国”、“发扬民主”了。但问题在认真执行，首先要解决言论自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属于理性认识、社会科学问题，这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凡真理必须经过实践证明。任何主义、理论都会有其正确和错误的两面，因为都是人创造的。恩格斯说过，任何人都受三种限制：时代、知识经验和智力，我认为还要加一项：品德。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马恩列斯毛都不例外。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曾前者蔑视打倒，后者实践中犯了大错，两者至今也没有弄清楚。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政党是孙中山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输入的，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建党理论和实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党的专政、领袖专政以及个人崇拜和一人说了算。因此，苏联东欧红旗落地；我们也曾坠入“文革”十年浩劫，国家到崩溃边沿。革命党革命时对其对象难免无法无天，可是革命胜利后治国时，就不能“打天下坐天下”再无法无天了。关于党同国家、同宪法、同政府、同其他党派、同人民的关系，以及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作用等，我们是否都弄清楚了呢？党究竟应当怎样执政呢？ 除这三个问题外，另一个有关的根本问题我们过去也走入歧途，即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的看法。从反右派发展到“文革”时，将知识分子当作“皮上之毛”，划入资产阶级，直到“臭老九”；放言“知识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可是知识与知识分子乃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我在文章中写过，如以人体作比喻，推动历史进步，知识分子乃头脑，工农为手脚也。 上述三个问题及对待知识与知识分子，耀邦是越来越清楚的；经过十年浩劫后，他更是大彻大悟，努力将中国同人类进步的普世规律接轨。虽然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思想遗产，是我们国家、民族、人民、党的大幸！ 《胡耀邦思想年谱》是一部很好的书，编者经过几年的努力，将散见于不同时空、不同介质的胡耀邦的言论、理论、思想，收集起来，经过整理，成为这样一部洋洋洒洒的大部头图书，将无形的信息物化固定下来，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愿意向关心中国事情的读者推荐这部书，也感谢编者为读者作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应编者之约，写了这样一篇序言。 李 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