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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新时期的文艺工作
作者:      时间:2019-01-15   来源:
 

胡耀邦既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也是公认的熟悉文艺规律、了解文艺情况、善于做文艺工作的领导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胡耀邦总结经验,拨乱反正,办好“服务站”,做了大量工作,整个社会形成了文艺繁荣的新局面

 

办好“服务站”

胡耀邦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担任主管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外,还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面临着文学艺术界需要拨乱反正的严峻形势。人们知道,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在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无论是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还是戏剧、电影、曲艺、音乐、舞蹈、美术⋯⋯都遭到粗暴的摧残和破坏,许多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都被诬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有些人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一时成了指导全国一切工作包括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被定为“封”“资”“修”的各种文艺作品依然不能平反和解禁。

此时的文艺界,虽然那些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一时仍然还抬不起头来,但是大家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开始跃跃欲试,多年积蓄的创造力等待表现。广大人民群众也强烈要求有反映他们思想情感的新鲜文艺作品出现,使枯竭干渴的心灵得到浇灌。

胡耀邦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几天后,即会见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要求大家把包括理论战线、新闻战线、文艺战线等宣传战线各方面的工作,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努力做好。他说,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要发挥大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要当开明的“婆婆”,不要限制太多。我们要非常警惕,不要让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专制主义和理论的恶霸作风影响我们。我们文艺界的领导,不要抓着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动不动就把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砍掉、否定,我们要看人家创作总的倾向是好的还是坏的。

几天后的1979年1月2日,他特地出席了全国文联举办的迎新茶话会,和艺术界300多位著名人士亲切会见,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伟大的祖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列车,现在正式开动了,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列车启动的汽笛声。这列车子上面载的是什么东西呢?我看载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载的是他们的心愿、欢乐和幸福。要是我们大家都想到这一点,当我们车子前进的时候,我们的歌手,要为8亿人民的子孙后代想想自己肩负着多么重要的担子。我们不能不供给他们最好的精神食粮,鼓舞他们前进,鼓舞他们排除万难,团结一心,向着最伟大的目标前进。林彪、“四人帮”这一伙,把我们党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我们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多作建议。我想到的,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口凉白开喝;第四,还要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感冒了,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百花开得更鲜艳。有了这一些,我相信,在我们这列时代列车坚定不移的前进中,我们文艺界的同志是一定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

胡耀邦过去没有在文艺界工作过,如今他就先从广泛接触了解、调查研究入手。

1979年1月中旬,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主持座谈会的是著名诗人张光年(光未然)。早在延安时期,创作《黄河大合唱》歌词的张光年就认识胡耀邦了;在1月2日的新春茶话会上,张对胡耀邦说起要开个诗歌创作座谈会,希望他来讲一次话。胡当即表示,只要安排得过来,当然义不容辞;只不过自己要作点调查研究才能发言啊!诗歌创作座谈会开始后,张光年即将会议简报一期一期地送给了胡耀邦,并把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告诉他。胡耀邦细致地看了简报和大家提出的问题,作了一番思考,于1月19日到会讲话。他一开头就说:你们这一行我不懂。某种历史的偶然原因,把我推上了宣传工作的前台。搞宣传,总得大喊大叫。你们要我到会讲几句话,我有义务来。看了你们的6份简报,看了同志们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想了一想,今天打算就这么几个问题和同志们交换意见,不叫指示。我们党的三中全会上规定,各级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能叫指示,哪来那么多指示?叫个人意见,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讲得对的就采纳,讲得不对的就“靠边站”。他这番简朴的开场白,顿时把他和大家的距离拉近了。

在三中全会春风沐浴下,万物复苏,生意盎然,文艺工作的很多门类都开始活跃起来。进入2月,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省(市、自治区)文联工作座谈会、故事片厂长会议、全国摄影工作座谈会、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等先后在北京举行。胡耀邦关注这些会议的进展,听取中宣部、文化部的情况汇报,对与会人员反映的种种情况和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加深自己对文艺界的多方面了解。他对周扬、夏衍等老一辈文艺界人士十分尊重,经常向他们请教,征询意见;他也广泛结识中青年人士,与他们就某些问题商量、讨论。2月10日,这几个会议邀请胡耀邦讲话。他向大家介绍了国际国内最近的形势,如实地讲了目前国内面临的十大问题和困难,使许多与会者感到中央与自己十分贴近,增强了自己的责任感。胡耀邦还在讲话的最后,向全国上百万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四点希望:一、善于总结经验。建国已经30年了,为把我们的文艺搞得更好,要善于总结经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经验,要善于总结,发扬正确的,纠正错误的。二、经常反映情况。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应该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弄不清楚的疑问,有些什么想法和建议,都希望你们提出来。上上下下都要互通情报,交流意见。三、切实加强团结。旧社会有一句话“文人相轻”,我们新社会应该是文人相爱、相助。我们相互之间互相捧场是不对的,互相拆台也是不对的。你有好的我就向你学习,你有缺点我就帮助你,你有错误我就向你提意见甚至批评你。加强团结是个大学问,我们愈困难、任务愈重,就愈要亲密团结。四、认真奋发图强。历史上一切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人,都是奋发图强的,严格要求自己的。要彻底批判天才论,恢复马克思的这句话:天才即勤奋。天才是勤奋带来的。勤学苦练,这是最实在的东西。成就是自己创造的,是自己干出来的。人民希望我们大家要奋发图强,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胡耀邦提出的这四点希望,一时成为文艺界竞相传诵的话题,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相互间、上下间的交流、合作和团结。

总结经验,拨乱反正

经过广泛的调查了解,胡耀邦认为适时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十分必要。他对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负责人说,尽管文艺界的一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调查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年一定要召开文代会,参加的人可以多些,约3000人左右。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组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写好一个工作报告,总结30年来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除了原有的筹备组成员外,他还提名周扬牵头加紧大会的筹备工作。胡耀邦的这个决策,有力地推动了文联和各协会的活动,文艺界人士获悉后都很兴奋。夏衍说,文代会已经19年未开了,打倒“四人帮”也两年多了。去年文联扩大会就说要在适当时机召开,可为什么老是准备,却始终定不下来。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同志当了宣传部部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思想路线,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要开好这次大会,真正“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要拨乱反正,总结文艺战线30年来的经验,特别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认识。

胡耀邦不仅自己调查研究,总结文艺工作的经验,还发动文艺界上上下下开动脑筋,总结经验教训。他采取实际措施来加以推动。还在他刚到中宣部工作时,就看到了《文艺报》编辑部推荐的周恩来1961年6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批评文艺工作中“左”的思想,阐明正确的文艺工作方针,倡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造成一种民主风气”,强调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在讲话中阐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领导与深入群众等问题的辩证关系。胡耀邦在对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周恩来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先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前后可以在文化、文艺部门组织座谈。这对于我们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都有好处。要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发动文艺界总结经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

在胡耀邦的组织和推动下,文艺界人士对周恩来这篇讲话纷纷展开了学习和讨论。《文艺报》和有关刊物举行了多次学习座谈会,把文艺界的领导和作家、艺术家的重要发言刊登出来,推动全国文艺界共同探讨新中国成立30年来文艺战线的经验教训,探讨如何按艺术规律办事,如何正确开展文艺批评。

在上上下下总结经验的过程中,议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开展文艺批评与评论。

1979年3月《文艺报》编辑部举行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讨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理论的批评与评论。许多人都说,文学艺术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按照文艺规律进行评论、批评,实事求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就能促进文艺的繁荣和发展。要突出注意对作品进行艺术形象的分析和科学的、理论的总结,不要无中生有,随意影射附会,无限上纲。同时批评家要善于当伯乐,特别注意发现好作品、好人才。批评家要做作家的亲密战友。

如前所述,文艺界在“十年浩劫”以及此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到严重摧残,还有许多冤假错案。尽管1978年有些地方开始了一些复查平反、落实政策的工作,但是由于“文艺黑线不能批”,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人士仍然被诬为“黑线人物”“封资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等等,不是靠边站就是监督劳动,大量冤假错案原封不动。这时,著名作家茅盾的一封信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茅盾在给全国文联筹备组的一封信中说,希望第四次文代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应该一个都不遗漏。他在信中建议中组部过问一下对老作家、老艺术家落实政策的问题,举了浙江的老作家陈学昭至今还没有人管的事例。胡耀邦当即推动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于3月下旬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文化厅(局)、文联的干部都请来参加,还邀请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派来代表,共同商讨如何加快落实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这次座谈会开得相当热烈而顺利,大家都赞同:凡是因所谓“文艺黑线专政”“30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等等而被审查、点名批判、错误处理或受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绝大多数人也赞成: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的政治帽子,经过复查确实搞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改正;对批错了被当作“毒草”的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座谈会上许多人提出,落实政策还要对受害者的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等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心,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根据可能的条件积极地给予解决。尤其是对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要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热情支持他们的创作活动。这些意见也得到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一个《联合通知》下发到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求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落实党的政策,妥善解决善后问题。

3月30日,胡耀邦在座谈会上讲话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种人的政策,是我们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坚决把它办好。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必”者一定之谓也。实事求是嘛!错了不纠正,就叫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功过不分。把是非分清楚了,功过分清楚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达到安定团结。他在讲话中还分析批评某些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人家把他搞错了,住了几年牛棚,他那个火大得很;可是他把人家搞错了,他就不承认,不让平反。要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懂得做好这件大事的重大意义。胡耀邦要求各地防止马马虎虎草率了事,把党的政策真正落实到实处,切实解决问题,把工作做扎实。

在座谈会和《联合通知》的推动下,全国文艺界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度大大加快,尤其是在几个大案中受到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迅速得到平反昭雪,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就为文代大会的召开,在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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