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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者:      时间:2018-12-20   来源:
 

中央工作会议

1977年8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大”政治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状态不可能马上得以改观,导致各项工作在前进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然而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全面展开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如何不失时机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中央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了准备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决定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了开好会议,参与会议筹备工作的胡耀邦认为确定哪些人参加十分重要。由于此时已有不少老一辈革命家次第恢复工作,担任中央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职务,胡耀邦向中央建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可以开得大些。这个意见得到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支持,决定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参加。胡耀邦为确定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名单,提出了很多建议,诸如提名思想理论、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部门也要有人参加。这就使得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人员的组成上,与前几次的中央工作会议有很大的不同。

胡耀邦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些重要的准备。他让中央组织部加紧写出了“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整理了已经着手复查、清理的重大冤假错案,其中包括彭德怀案;也让中央党校写出了康生问题的材料。他将这些材料带到了中央工作会议,报送给中央常委,也分送给出席会议的陈云等人。这些材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11月10日的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接着说,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参加者分成六个大组,在重点转移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胡耀邦参加西北组,是西北组四个召集人之一(另三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萧华)。在分组会上,大家讨论了如何端正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问题,也就是要结束“两个凡是”的“左”的指导方针,拨乱反正,确立新的指导方针。

13日上午,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也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要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康生,欺骗、蒙蔽毛主席,搞了许多假东西。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教育子孙后代,关系到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赫鲁晓夫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吸取。

他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问题。他说,我们有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的人受到种种“审查”,人数达200万之多;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现在还不知道,总之是不在少数。对受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着重点的转移也难顺利。这件事情应当在1979年庆祝建国三十年前基本完成,有些事可以“一风吹”。接着他说:“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毛主席在世时,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就提出,定他们叛徒是不公道的。他也谈到了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等,主张坚决平反昭雪。

胡耀邦还谈到康生的问题,说:我对他的历史情况不了解。他在1942年抢救运动中,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从不作一句自我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据中央党校统计,被他点名戴上叛徒、国(民党)特(务)、死不改悔走资派帽子的,就有600多人。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里面。在这方面,他超过了林彪、陈伯达。他指使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六十一个叛徒”也是他点的名。胡耀邦认为,康生在“文革”中也是罪魁祸首。

胡耀邦在发言中,进一步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10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他认为我们党内生活长期不正常,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他介绍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他主张要揭露党的生活中的矛盾。

胡耀邦的这次发言,在西北组引起热烈反响,其他组的与会者纷纷打听,很多人表示赞同。

谭震林、陈云、胡耀邦的发言,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革”前的“左”倾错误,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会上会下议论纷纷。

当时,邓小平正在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国访问(11月5日至1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商量会议的进展将突破原来设想的议题时赞同胡耀邦的意见。后来,中央常委会决定,会议就这么开起来,大家有什么讲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指名道姓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等许多人在此后几天的讨论中先后都说,要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平反。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陈漫远、铁道兵政委吕正操、军事学院院长萧克等许多人在发言中揭发批判了康生的问题。许多人在发言中又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对一些中央领导人阻挠解决历史问题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对于大家发言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至22日只开了5天。胡耀邦等169名中央委员和112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黄克诚等9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的第一天,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讲了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为了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充分发扬民主、统一认识、增强团结,要加强群众监督和中央委员的监督,加强法制建设,等等。大家在讨论中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三中全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于人事问题,由于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已经有了广泛而充分的酝酿,所以各组在讨论时意见都比较一致。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以后提请党的十二大追认。

恢复建立在“文革”中被取消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步骤。中央政治局在几个月前讨论三中全会的议程时,就将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交给胡耀邦负责进行。胡耀邦领导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全国范围考察、提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名单,1978年10月25日、12月2日、12月16日三次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方案。在16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一、上届中央监委委员共60人。现在提出的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是99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3人,委员61人。按我们党的状况,同时考虑到目前还有一批老干部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我们认为,中纪委候选人的总名额99人是适宜的。

二、我们党已经多年没有设立纪律检查机构,林彪、‘四人帮’又把党的纪律废弛得不像样子,中央一旦恢复纪委,全党都注意是由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所以这次挑选的中纪委候选人,一般都是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同志;同时也注意了党性、组织纪律性较强,能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看问题比较全面,党内信得过的同志。

三、提名的中纪委候选人,大多数是党龄较长、年龄较大而能工作的同志,也提了20多名年富力强、有实践经验的中年同志。名单中包括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以及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还包括蒙古、藏、壮、苗、回、朝鲜、维吾尔等7个少数民族的同志。女同志有12人。

四、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以兼职委员占多数组成,还是专职委员占多数组成?我们反复考虑,鉴于过去监委兼职委员太多,心思不在监委工作上,甚至开起会来都很困难;同时考虑到目前还有一批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的老干部,因此,这届中纪委多配了一些专职委员,占到委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中央组织部在报告的后面附上了中纪委候选人名单,包括各人的简历。

由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泛征求意见,并不断修改补充,所以全会在酝酿讨论中都表示满意。在22日的正式选举中,所有候选人全部当选: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11人,常委帅孟奇等24人,委员朱穆之等61人。

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对于全会的《公报》,全会亦决定原则通过。

全会的《公报》,历来是表述全会成果的重要文件,中央常委会十分重视。先是,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几次同胡耀邦谈及《公报》的起草事宜,说要胡耀邦关注此事,并布置中办研究室着手起草。胡耀邦认为这是一个既要体现三中全会还要包括中央工作会议的巨大成果的重要文件,乃推荐擅长起草文件的胡乔木主持。华国锋同意,即于12月10日亲自向胡乔木作了布置。12月14日,胡耀邦与胡乔木等人商量《公报》起草问题,对中办研究室写出的稿本进行了讨论,大家提出很多建议。胡耀邦为《公报》设计了大的框架,说:“除了开头、结尾外,搞四个部分:经济,政治,思想,组织,都是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这就使得起草工作有了纲目。18日,全会开始。当晚,胡耀邦与胡乔木等看了起草小组改出的第二稿后,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20日上午,胡耀邦看了胡乔木的修改稿后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晚上还去人民大会堂与华国锋等共同商量修改方案,让胡乔木再加修改。2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公报草案,胡乔木根据讨论意见再次加以修改,于22日清晨印发出席全会的全体人员审议。这是全会的最后一天,各组集中讨论了公报草案,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在当晚的全会闭幕会上,全会决定原则通过,根据各组讨论意见再加修改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发表。

在三中全会闭幕后于12月2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决定人事问题。会议讨论了新增选的4位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陈云分管中央纪委和公检法、民政等政法部门,邓颖超分管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胡耀邦分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王震仍分管国防工业部门。

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时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许多人的意见,决定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除此之外,还宣布了其他人事任免。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经过这次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决策的实际作用看,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些人事任免变动的决定,使党中央机构得以新的面貌出现,为贯彻和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健全各级领导班子

领导班子问题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早在1977年,尚未正式复出的邓小平就提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从广大干部中找积极分子,对有错误的班子要坚决改组,对有问题的人一个也不留,要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得更年轻一些。1979年夏,邓小平到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把领导班子建设问题放到突出的地位。他提出:“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

胡耀邦在工作中,大力推动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和健全。这项工作为推动落实干部政策,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鉴于“文革”之后各级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并未改变,胡耀邦提出了“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的方针。这就是:一、把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以及反对党中央路线和有各种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二、对犯有严重错误和不称职的干部进行调整;三、选拔充实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一方面积极恢复和安排老干部的工作,使他们重返工作岗位,发挥骨干作用;另一方面推动各地充分认识选拔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要走群众路线放手进行。他与各省市区党委主管组织工作的负责人共同研究,充分讨论,草拟了《关于调整领导班子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了“调上”“调下”“调开”“交流”四种调整办法。

胡耀邦强调要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这是党的干部工作中富有创见而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他通过《组工通讯》发表有关言论,反复阐明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干部这个观点。他告诫组织部门的干部,必须把选拔人才的思想搞对头,弄清楚什么样的人是四化建设需要的干部,要破除“左”的思想,特别是轻视知识分子的偏见,跳出只从党政干部中寻找人才的圈子,扩大视野,放眼于广大知识分子,把大批优秀的人才发现出来,选拔上来,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胡耀邦还多次指出,仅仅靠翻档案,凭死材料办事,或者只听少数人的汇报,偏听偏信,都不可能把人选准选好,越是充分走群众路线,选拔干部的工作就会做得越好。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提拔上来的大批中青年干部,当时有些人主张统统撤下去,“大换班”,有的说至少要把他们放到基层去锻炼考验几年。胡耀邦则主张:在分清思想政治是非的基础上“多换思想少换人”。他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作具体分析,分别对待。他说,对他们一般不要讲“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那样容易伤感情。提得恰当的,应当保留;好的很优秀的,就要很好地加以爱护;提得不够理想的,要区别对待:思想品质作风都好、能力不够、群众不赞成下去的,也可保留;思想品质不好,在路线斗争中又犯错误,群众不赞成的,应调下去。他在另一次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是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几十个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许许多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有些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犯了错误,对此要有历史唯物论的分析和认识。对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和若干成员所犯下的罪行,必须予以法律惩处外,对于为数众多的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我们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观点来认识和处理他们,而要以党的最高利益和全局的长远利益来考虑和认识他们。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要从历史的特定条件出发,作出具体的全面的分析。

对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和配备,胡耀邦加以精心指导,指出领导班子要调整好,主要是把一二把手配好。绝大多数地方不必大换班。重要的是班子配好后,要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要有一套好的制度和办法。由于指导思想对头,政策把握稳妥,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和配备,进展相当顺利,没有引起大的波动。这就为进一步拨乱反正,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组织保证。

努力推进新老交替

不仅是中央领导机构,就是在全党,都有一个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的重要任务。站在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的战略高度,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78年2月,邓小平在听取四川工作汇报时就明确指出,总的政策是,过去“四人帮”要打倒的一批老家伙,现在还得请他们回来。老家伙的任务,首先是找接班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把这项工作作为重要议事日程之一,胡耀邦为此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大量工作。

干部队伍老化,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拥有许多开国元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富有革命经历的各级领导干部。然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进入了老年阶段,体力上、精力上都难以胜任繁重工作和继续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艰巨重任。大量选拔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做好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工作,一时显得十分紧迫。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设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并提出“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做好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关系到提高工作效率、搞好现代化建设、全党安定团结、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国家长治久安。如果新老结合不好、交替不好,我们党不是不可能再有动乱的。即使政治路线正确,如果组织路线不正确,同样会有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处理得好,我们的天下,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预见到未来的20年、30年,肯定会兴旺发达。

1978年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把选拔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提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来抓。他曾分三批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汇报会加以推动。他在1978年8月19日的7省市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汇报会上说,现在我们干部队伍青黄不接,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走群众路线才能搞好。他强调从现在起,就应当放手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一定的领导岗位上经受锻炼,增长才干,请老干部对他们进行传帮带,使他们成为各级领导班子强大的后备力量,以便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样,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后继有人,兴旺发达。他特别要求组织部门的干部,思想和工作必须跟上形势,努力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把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做好。同时要求把过去行之有效的领导干部后备名单制度逐步恢复建立起来。胡耀邦的这一举措,受到叶剑英等人的赞赏。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提出全党要重视培养和选拔接班人,要求“老干部、老同志要用心发现、积极培养、无私支持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挑担子”。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讲了很多重要意见。他要求老同志做好这项工作,说这是老同志最主要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路线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见不了马克思。

1982年1月11日、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机构精简问题,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解决干部新老交替的重要性,指出:“这次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他还说:“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邓小平的讲话,成为其后中央和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

原文详见《胡耀邦(191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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