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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胡耀邦与中央专案组的一场斗争
作者:      时间:2018-06-21   来源:
 

1978年6月9日,胡耀邦和陈野苹、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按中央指示,接收中央专案组档案材料。

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初成立的特殊机构,先后关押和“监护”的干部达一千一百二十四人。中组部准备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经胡耀邦要求,华国锋、叶帅等中央领导同意,中央作出决定:中央专案领导小组下属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案件全部移交给中央组织部。

在移交的过程中,工作受到了阻碍。中央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把着不交,认为专案组没有“四人帮”的干扰。这就意味着专案不能复查平反。专案组负责人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初期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吴德)直接负责的。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汪东兴说,“组织路线犯了错误,第一个是我负责,第二个是你胡耀邦负责!”并训斥胡耀邦:“你还要不要工作”?胡耀邦说:各种案件的真正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都要看文书档案才能弄清楚。胡耀邦又说: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是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指出:“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作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三十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帐?对这本帐,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是惟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他说:至于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应当统统交。汪东兴说:“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中央专案组的人盛气凌人,以命令的口气对胡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案”翻案,并说,帅孟奇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胡耀邦当即针锋相对地说:还是有错必纠,全错全纠,不错不纠,部分错部分纠的好。谈话时纪登奎、吴德在座。

移交会议结束,但专案材料一直没有移交。邓小平批示予以平反的几位高级干部的档案材料,经多次交涉后,也只交了其中一个人的三页材料,而且基本上是结论性的。干审局天天接到受诬陷同志的申诉,却因没有原始材料,无法着手复查。胡耀邦知道多说无用,同时也想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过去虽然也做过一些调查,但大部分是实用主义的,不符合他们口味的东西是绝不会写到结论上的,即使他们把专案材料移交过来,也没有多大价值,僵持下去只是浪费时间。胡耀邦下决心抛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另起炉灶。他对来诉苦的干审局负责同志说:“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许多同志尖锐地批评了中央专案组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做法。全会决定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所有档案全部移交中组部。

为了贯彻执行全会的决定,1978年12月19日,原中央专案负责人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等同志召集中央专案组和中组部的同志讨论交接工作。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陈野苹,公安部部长赵苍璧等同志和3个专案办以及中组部干审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自即日起撤销、停止办案;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在移交过程中,不准销毁材料,已送交中央档案馆的专案材料,全部调出,统一交中组部。12月20日上午,陈野苹同志在中组部厅、局长会上,传达了交接会议精神,并对中央专案材料接收、复查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会议决定从中组部有关局抽调和从外面借调几十名干部成立3个组:一组是案件组,负责清理一办、三办和联办的案件;二组是材料组,负责清理借阅材料等;还有一个组负责文书档案处理工作。专案材料交接的日常领导工作由陈野苹同志负责。这项工作于1979年2月底全部完成。

中组部接收原中央专案组移交的专案材料17349卷。391363件,涉及受审查人员共计669人。据中央专案组1975年的一个(报告),上述被审查的人员,定为“问题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就有320人,占被审查人员的47.8%。被审查的人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南征北战的元帅和将军,有原中央各局领导,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省长,有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司局长,以及一大批专家、教授、作家、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还有少数居民和学生(其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干部213人,其中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71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7人。

过去,中央专案组的情况是被严密封锁的,很少有人了解全貌。在一次中组部办公会上听取了专案材料接收人员对上述情况的全面汇报后,大家无不感到震惊和愤慨。中组部领导和承办局室昼夜不停地抓紧这些案件的复查平反工作。这么多的大案、要案,加上受他们株连的家属、亲友和工作人员,也要随着他们本人冤案的复查平反一并加以解决,案件的数量之多、工作量之大、情况之复杂是空前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短时间内对这些案件实事求是地作出复查平反结论,只靠中组部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鉴于此,中组部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把被中央专案组下放到外地仍在监督劳动的领导同志全部接回北京和有关单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组部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权。当时回到北京的有彭真、张洁清夫妇,原被关押的王光美同志被接了出来,其它同志也由各有关单位陆续接了回来。其次,对一部分同志采取了先分配工作,后作复查平反结论的办法,使这些领导同志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再次,按照全党办案和群众路线的原则,采取转请本人原单位进行复查,然后送中组部审理,转报中央审批的办法,这样就大大加快了复查平反的进度。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1979年到1980年,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作出结论并报中央批准的就有445人,其中包括彭真、陆定一、陶铸、刘澜涛、习仲勋、安子文、钱瑛、胡乔木、帅孟奇、赵毅敏、林枫、谭震林、李立三、王任重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中组部受中央委托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12月底,先后对453名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结论进行了复查或审理。“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85人,全部平反,恢复名誉;过去有历史问题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又加码定性处理的,大多数维持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结论。经过复查,这些同志中身体好、能工作的都走上了领导岗位,身体不好的做了妥善安置,含冤逝世的进行了昭雪,对因这些同志的冤假错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家属子女,做了消除影响的工作。  

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据理力争撤销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为众多的高级干部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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