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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农村商业体制可否“走回头路”?
——记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一份报告
作者:胡德平      时间:2018-04-14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编者按】415日,是耀邦同志逝世29周年的日子,为纪念耀邦同志,特刊发德平同志《农村商业体制可否“走回头路”?——记耀邦同志向毛泽东主席的一份报告》及纪念文章《从朱德给胡耀邦的赠书说起》,文中记述的耀邦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坚持以人民利益至上、强调“为人民谋利益才是真正的国家观点”的心语,在今天仍有启示意义。以此寄托我们滿滿的哀思!

 

 

 

 

 

这是1961年初夏,耀邦同志带领中央机关和辽宁省委调查组写的一份调研报告。报告成稿于55日,送中央办公厅登记后,直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首先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毛主席的政治秘书陈伯达看到这份报告,他的批语是:“读了胡耀邦同志带领的调查组所写的这个材料,觉得非常好,可以在商业工作问题上引人深思。”随后便直接向毛主席推荐了这份报告。毛主席看后,于529日写下了这段批语:“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可以发到县、社两级讨论。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说的工作会议是指什么会议呢?

 

 

一、报告产生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说的工作会议是指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幕,至六月十二日闭幕。事前,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请他起草通知,明确会议内容仍然是讨论并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若干关键问题,因为这个严重的问题,中央已多次开会研究过。毛泽东在信中的最后还提到了“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也要进行调查研究。并说下去调研的同志要用十至十五天的时间,“下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耀邦同志当即领下了关于手工业和供销社问题的调研任务。当时中央各部委,各地省委的同志下去调研的人很多。

 

应该说人民公社、大跃进发生的重大错误,自1958年入秋以来就明显暴露了,个别省份就出现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中央虽有觉察,有批评,但仍然未能遏制问题的恶性发展。1959年庐山会议时,问题的危害性更大了,明明是看出来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趋恶化了。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所谓的“天灾人祸”甚至比1959年还要严重的多,“一平二调”、“共产风”和其它“四风”更是肆虐全国,广大农村普遍过上了瓜菜代的日子。19601128日,毛泽东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做出了沉重的自我批评,中央才认真去解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承认了两年多来国民经济令人不安的现状,并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当时的问题固然是人民的生产生活遇到了巨大困难,但更可怕的是,全党干部不敢讲真话了,人民真实的声音听不到了,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想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也是难上加难的。当毛泽东收到井冈山老战友陈正人的工作来信,反映农村情况时,他异常高兴,并亲笔回信,并对一些肩负重任的领导同志,他也写信催问:“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毛泽东同时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发出通信的呼吁:“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备给你们回信。”当时毛泽东内心的孤寂愁闷可想而知,这时他又说到彭德怀,但那是战争年代,如今是和平时期,已把彭德怀定为反党集团了,怎么转变呢?回想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就曾说过:毛主席在党内属于少数。此话当时的学生都是相信的,果真如此,毛泽东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其次,毛泽东亲自布置人民公社的调查工作。他责成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三人分任大组长,分别去广东、湖南、浙江调查农村情况,调查时间十至十五天,届时他和三个调查组在广东会合,听取汇报,在广东过春节。

 

最后,中共中央于1961425日发出通知,提出农村工作中调查题目:其中包括食堂、粮食、公社的供给制、山林、三包一奖、大型农具耕牛的归属、农村整风和退赔等问题。题目的最后还列出了城乡手工业和供销社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最早在19613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耀邦同志选择了后两个问题作为调查题目,在辽宁海城牛庄、南台公社等社队做了一番调查,并听到了鞍山市财贸工作会议上的意见,综合成文后,正式向毛主席交上报告答卷。

 

 

 

二、调查报告集中分析了农村商业体制问题

 

历史上农村的商业体制是非单一性的所有制体制。调查组对1956年以前的体制有个形象的描写:两条腿,两种所有制,三条渠道。所谓两条腿就是有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两种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三条渠道就是国营、集体商业渠道之外的集市贸易渠道。1956年后,农村多种形态的商业体制逐渐变化。1958年后,两条腿变为一条腿,两种所有制变为一种所有制,三条渠道变为一条渠道。调查认为现行的商业体制最大的弊端是“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的”。调查组从所有制的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1. 供销社成为国营企业的弊端

 

调查组认为在农村“国营商业实际上是不可能全部担负起庞杂的商品调节和分配任务的”。“做买卖的权力那么集中,商品生产又那么分散,作为商品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不能直接交换自己的任何产品,这既不方便于消费,也不利于生产。”社员需要的细小商品既无力供应,又不准社员去外村串换,致使历史上形成的互通有无的传统交易中断了。供销社改变性质弊大于利。

 

2.供销社还应是农民入股的集体所有制

 

农村的供销社变成国营企业后,社员反映“过去的供销社是咱办的,干部也听农民的话,社员需要什么就进什么,社员要卖什么就收什么,现在不管需要不需要,有什么卖什么,照顾国家多,照顾农民少。”“社员群众对于供销社大大疏远了,不关心,不监督。由于失去了群众监督,供销社经营管理水平下降了,丟款差货的现象普遍增多。”因为农村的供销社原来都是农民入股办起来的。

 

调查组对供销社体制听取广大社员、干部的意见:是否应恢复供销社的原有体制了,“走回头路”好不好呢?调查组形成的最后意见是:对农村现有商业体制应作彻底改变,恢复供销社的原有性质,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在是否“走回头路”的问题上来了个否定之否定。

 

3. 家庭所有制的提出

 

调查组提到的农村商业三条渠道,其中说到的集市贸易的主体就是社员家庭。据此,调查组认为在“商品生产方面有几种所有制”,有全民的,有集体的,同时家庭的所有制也是一种,哪怕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时期也会如此,尽管那时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喂养的禽畜,到头来人民公社纠错时,还要允许家庭在这狭小的领域中进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进而才能进行商品生产。

 

调查组认为家庭生产的范围还应扩大,国家“对于第三类物资还要允许公社和农民个人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采购,自由推销,恢复旧有的购销关系。”一类物资是国家的计划收购;二类物资是政府主管部门统一收购,都不准进入集市;三类物资则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地管物资,允许上市。如麸皮、草席、浆果、小土产、部分山货等。农民自己的供销社完全可以与农民共享发展。计划经济真是铁桶江山,管理的滴水不进,所谓家庭所有制真是在针尖麦芒中存留下来的奇葩。

 

 

 

三、农村的商品生产如何发展

 

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与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在很多人眼里,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回顾历史,吊诡之处真让人大跌眼镜。

 

195811月上旬,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专门讲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着重强调了人民公社也要生产用于交换的商品,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经济核算。并以颇有讽刺挖苦的口气问道:“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并为“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说了公道话。可为什么“共产风”还屡禁不止,愈刮愈烈,犹如一场暴发的洪水不可阻挡,不是毛泽东有莫大的权威吗?

 

耀邦同志带队的调查组在报告中,可是放开胆量大谈农村的商品生产。这不是他有多么高明,而且他对毛泽东说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有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报告十分清楚,当下中国农村还存在着商品生产,报告中也说到了“商品生产规律”,要“刺激商品生产,活跃农村市场和便利群众购销为原则”,“对集体商业的活动不宜限制太多太死”等问题,报告没有多讲理论,而是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中,分析尊重或违反商品生产产生的利与弊。

 

1.农民对政府收购二类农副产品任务过大表示不满。他们说种花生的吃不到花生,种麻的没有绳子用,种烟叶的没有烟抽,种果树的没有果子吃,养蚕的不光穿不到绸子,还吃不到蚕蛹。这几年很多产品统统购光了,结果农民只好瞒产私分,这怎么发展商品经济呢?

 

2.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农村中什么产品都统起来,管起来,统一计划、统一收购、统一分配,连杀猪也要实行一把刀政策,农民连猪下水都吃不到。结果是国家购什么就少什么,少什么就统什么,完全是逆规律而行。如牛庄公社1956年收购草席七万五千片,1960年只收获一万六千片。1956年收购扫帚六万把,1960年只收购一万二千把……。农民赌气地说:“我们不能好好地买,你们也别想好好地吃。”

 

3.亟需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农村许多产品都是1955年定下来的。“快马赶不上青菜行”,这几年一些手工业产品的价格甚至低于原材料的价格。牛庄公社社员反映一片丈二的苇席成本费是八元三角五分,国家收购价是四元七角。农民怨言:“烧木炭的不如卖木柴的,编席子不如卖秸秆,织草袋不如卖稻草的,采药材不如搂干草。”农民心中都有一个“小九九”,赔钱的买卖谁也不肯做。奇怪了,国营商业的买卖都不如农民自由议价的常理和水平。原因在哪里?这些物资好像都是工业化边沿化之外的,不被重视,另外就是国营商业官僚主义坐商的恶习。报告中对这些同志说的还很客气:供销社的“人员那么多,几乎每个队都设有一个‘驻社员’,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经营作风又不那么‘文明’,翻东翻西,又不参加劳动,群众意见很多。”

 

 

 

四、发展农村的手工业作坊(企业)

 

 大跃进提出了全民办企业的号召,确实提的不科学,提早了,很多地方不具备办企业的条件,这是失算的第一处。很多地方又认为大办企业就是大办钢铁,更是不切实际,这是失算的第二处。教训现在已成共识。但农村中是否应该兴办一些合乎地宜、合乎时宜、合乎农民人宜的农村企业呢?企业的原始水平,也就是手工业作坊的集中经营而已。调查组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调查组看准了与种植业、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农村企业。具体讲就是油坊、粉坊、酒坊、豆腐坊。这些适合于农民在农村兴办的企业(手工业作坊),那时都搬到城市里面去了,据说是因为城市生产成本低。

 

 报告中说:农民却不这样认为,农民认为传统的“种地经”就是种地增产以后,可以多养猪,猪多了以后可以多积肥,肥多了以后可以种地多增产。1958年,南台公社办粉坊最多,曾达到一百五十九个,养了三千四百多头猪,积了三十五万堆优质肥,在二千四百余垧施肥,每垧可增产粮食六、七百斤,垧产达到五千五百斤。社员回忆:“那一年有六多:粉坊多、养猪多、积肥多、粮食多,社员吃的多,国家得的多。”农民“种地经”中还有循环经济之说,多么有意义。现在又说猪粪有污染,真不知怎么养猪了。那时这些乡间作坊都搬到城里去了,粉浆、豆腐加工时都顺水流走了,粉渣、豆腐渣无处利用,很多都发霉了。农民认为这是莫大的浪费,既气愤又心疼。更不要说四坊原料的运输成本了。

 

 

 

五、谁共谁的产?

 

我国的计划经济造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结构势必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被打破的。其中一条路径就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其中农村副业发展的活力和潜力空间就相当巨大。上面说的手工业四坊(“四坊五匠”泛指与屯堡人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手工业和工匠,具体有豆腐坊、米坊、酒坊,篾匠、绣匠等,,人们通过在乡场上买卖交易,调剂手头的余缺),完全可以发展为农村现代化的支柱产业。回想改革之初,大城市里的人没有豆腐吃了,此事还惊动了中央领导同志,那是全国劳模,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王崇伦被逼上了梁山,亲自抓哈尔滨的豆腐生产,一时传为全国佳话。

 

调查组关心手工业作坊的发展。报告中说:“要把农村‘四坊’办起来,首先要解决原材料的安排问题。”报告支持社员的要求,“把农村需要的油、米、面、粉条、酱油、醋等食品原料留下,由他们自己加工,自给自足。加工的副产品,如糟、渣、饼、浆、水等用来发展畜牧业。”其目的就是“把农村的食品加工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调查组这种意见,不仅冲击了政府对二类物资的计划收购,也冲击了对一类物资的统一收购。不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建议有无争论?调查组执笔时,不知耀邦同志是否想到了毛泽东在19611128日讲的那句惊人的话语:“即使(公社所有制)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耀邦同志既然1969年还记着这句话,此时他也一定会记得这句话,毕竟毛泽东这话成为文件还不到半年嘛。让广大农民共部分一类物资、二类物资,再次变换使用权,只要生产发展,人民得以温饱又有何不可。

 

 

 

六、农村集镇行政体制的改革

 

调查组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在辽宁这一工业发达,城市人口占一半的省份是否可以兴办集镇公社,以示和农村公社的区别。集镇公社的社员,多以经办非农产业的农村副业、手工业、小作坊、食品业为主。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目标也大大超越实现了。现在,我国出现了多少亿元产值的小集镇呀!尤其是在株江三角洲和苏南地区。

 

调查组的报告,在我国困难时期获得了毛泽东积极的、鼓励性的批示以后,他对经济问题更感兴趣了。这是他第二次对经济工作动脑筋的时间节点,第一次是在川北区党委工作时期。1962年年底,他下放湖南省湘潭地委工作,1964年底去陕西省委工作,他都以极大的责任感关心着生产,因为生产的目的就是民富国强。在1984年视察湖北鄂西自治州工作时,他还情不自禁地说起他给毛泽东写过的这封信。那次调查很得利于鞍山市委的帮助,从那时起,他和辽宁鞍山的市委书记杨士杰、杨克冰书记便成为一个时段经常来往的朋友。

 

 

 

201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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