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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济泽:我看到和知道的胡耀邦
作者:温济泽      时间:2018-01-03   来源:《温济泽自述》
 

这里记述的是我亲自看到和确切知道的几件事。

我于1958年在广播事业局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我是“右派分子”中第一个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平反的人,当时我已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申请书是请院长胡乔木转送的,他和廖承志等4位同志还分别写了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是一件冤假错案的证明信。

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胡耀邦,他要审干局处理,并要一位同志查阅过去经毛主席批过的文件,对右派问题有过什么批示。查阅文件的同志告诉他,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说个别的确实划错的右派分子可以纠正。胡耀邦就批示给审干局“我意不用‘平反’两字,但应予以纠正,恢复组织生活。请考虑用中组部名义予以答复。”

胡耀邦要审干局的同志以中组部名义征求原划我为右派的广播事业局党组的意见,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此时是张香山同志,他答复同意,中组部即发下文件:“……1958年定温济泽同志为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是不正当的……应给予纠正,恢复温济泽同志的党籍和组织生活,恢复原级别。”日期是1978年5月26日,这证明当时中组部办事效率很快。我于是成为“右派分子”得到纠正的第一人,被后来也得到纠正的一些“右派分子”称为"春风第一燕"。

1978年,李维汉向中央建议组织人员编写一部《革命烈士传》,胡乔木以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名义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

我感觉工程浩大,想由中宣部牵头组织一个班子,就找我很熟悉的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商量。他说:“我陪你去找耀邦同志一起商量吧。”说走就走,我们一起到了胡耀邦办公室门口。这时,胡耀邦已由中组部部长调任中宣部部长,他正匆匆忙忙地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像急于去办什么事。朱穆之向胡耀邦介绍了我,胡耀邦忙说:“我认得,认得。”并转脸问我,“什么事?”我看他那么忙,就直截了当地说:“乔木同志委托我编辑一部《革命烈士传》,我想请中宣部组织一个班子……”他没有等我说完,便简单明了地说“你看,我们这样忙,连研究问题、决定政策都忙不过来,哪有可能管这么具体的工作?你同乔木商量吧。”我见他实在太忙,态度又很随和诚恳,一点没有部长的架子,我谅解他,也不愿耽搁他的时间,就握手告辞了。

隔一两天,我把这件事告诉李维汉。李老瞪着眼睛问我:“乔木同志要你干,你又为什么要找耀邦同志?”我说:“我的担子压得实在太多、太重,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啦!”李老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你在我这80多岁的人面前还说什么老啊?”看着李老着急的样子,我赶快说:“我一定抓总,组织人来干,保证完成任务。”李老的语气缓和了下来,说“党和国家百废待举,哪个人能不挑重担?都得超负荷地拼搏啊!”

那时,我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兼好多工作,只好四面八方求援,筹划编辑《革命烈士传》,组织起一个义务兼职班子。乔木也不止一次鼓励我不要向国家要编制,要少花钱多办事。我因此拖延了漫长的13年时间,直到1991年,离李老去世已7年、乔木去世前一年,才完成10卷《革命烈士传》的编辑出版任务。

1979年8月2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召开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我当时兼任这个协会的副理事长(理事长是董纯才),提早十几分钟就来到会场,没想到胡耀邦已经坐在会场里,正同先到的几十位代表随便谈话。我忙过去同胡耀邦握手问好,也坐下来一起交谈。其他代表也陆续到了,谈话的内容多半是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胡耀邦让外地代表先谈,这些代表谈了平反后的感激之情,也有的谈到还未得到平反或完全平反的意见。邓颖超、陆定一、姬鹏飞、茅以升、裴丽生等都来了,大会会务组请大家先到会场外面摄影留念。

照完相回来开会时,几百个代表围坐在一个平面上,没有设高一层的主席台。胡耀邦坐到主席的位置上说,这样开会很好,大家平起平坐,我不要什么主持人,我来自拉自唱。大家一阵轻松的欢笑。在这之前,胡耀邦已宣布过,同志之间一律互称"同志",不论职位高低,都不用职位来称呼。这件事得到很多人的拥护。

胡耀邦在会上作了亲切的讲话。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因此,同志们的岗位是很重要的。去年,几十位科学家倡导成立了中国科普作协筹委会。一年之间,发展了四千多名会员,虽是星星之火,十年总可以燎原吧!科普作协这个组织是很有意义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已经做出了可喜的成绩,还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胡耀邦对科普工作者如何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出贡献,作了深刻的论述之后,向代表们介绍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大好形势,并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是要有科学的预见,第二是要有科学的方法,第三是要有科学的态度。他说,粉碎“四人帮”不过3年的时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落实了一系列政策;调动了工人、农民、干部以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都上去了。但是,对于我国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顾虑今后党内会不会出现“四人帮”之类的坏蛋。我们认为,发扬民主,建立法制,健全党的生活,是可以防止的,或者说可能性越来越小。只要我们把工作搞好,制度搞严密,第一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第二好好搞现代化建设,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实现四化就大有希望。对于前途要作科学的分析,要有科学的预见,才能提高信心和勇气,没有信心和勇气,四化是搞不成的。

他接着说,四个现代化怎么搞?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在这方面需要的一是专家和尖子;二是提高和普及相结合,走群众路线。普及科学的方法,就是走群众路线的方法。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打倒法西斯,这就是正确的科学的方法。

胡耀邦说,我们科学工作者要有科学的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科学的态度,做到是不容易的。第一,不瞎说八道。这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第二,要调查研究。不做调查研究,不懂具体事物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是不可能实事求是的。第三,要进行新的探索。调查研究之后,根据新的情况,找出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实事求是,不悲观,不失望,一往无前干下去,总会干出成绩来的。你们说有困难。对工作条件也要实事求是。有人说什么你们搞科普是“不务正业”,牛鬼蛇神的帽子都戴过了,还怕说“不务正业”!要有勇气。千秋功罪,历史自有公断。拨乱反正,没有魄力是不行的。让他说去吧!你们这一界(科普创作界)还有谁没有平反?政策落而不实的有没有?如果有,可以写信给我。

最后,胡耀邦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说,现在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大有作为的时代。我们的科学文化要繁荣昌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整个历史时代的要求,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希望同志们顺应历史和人民的要求,克服困难,为党和人民做出应该做出的贡献。

代表们听了胡耀邦的讲话,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的60周年,是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60年……也是经过无数艰难和曲折走向一系列胜利的60年。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整整60年的艰苦战斗得来的,是千百万在刑场上、战场上和各种战斗岗位上牺牲了的共产党员和党外革命者,用鲜血浇灌出来的。”讲到这里,他提议“现在,让我们大家起立,向60年来,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中,一切为中国人民利益而献身的革命领导人和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老一辈革命家和年轻战士,党外战友和国际朋友,向所有这些革命先烈们,表示最深切的悼念。”

他扼要地回溯了60年的党的历史,提出一大批值得深切怀念的先驱者的名字。他首先指出“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同志。”“虽然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看来……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伟大功绩是永垂不朽的。”“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党的其他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任弼时、董必武、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林伯渠、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陶铸等同

志。我们还深切怀念我们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李立三等同志。我们还深切怀念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同志。我们还深切怀念长期同我们党战斗在一起,临终前又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本世纪伟大的女战士宋庆龄同志,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蔡元培先生,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我们还深切怀念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廖仲恺、何香凝、邓演达、杨杏佛、沈钧儒等同志。我们还深切怀念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邹韬奋、郭沫若、茅盾、李四光等同志和闻一多先生。我们还深切怀念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杨虎城、陈嘉庚、张治中、傅作义等先生。我们还深切怀念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史沫特莱、斯特朗、柯棣华等同志和斯诺、浅沼稻次郎、中岛健藏等先生。"

为了纪念这些杰出领导人,胡耀邦曾经设想在毛主席纪念堂设若干纪念室。他起初计划要纪念的有80人左右,每人在像片下面写有简介,前面放一张玻璃柜,里面陈列遗物等。我被分配筹划纪念瞿秋白的部分,我召集了几个同志,拟好简介,并尽力收集了手稿和遗物等。我曾想,如果能找到杨之华在瞿秋白遗骨移葬时留下的两颗牙齿该多么珍贵!后来听说对纪念哪些领导人有不少争议,无法决定。最后,1983年,就决定只设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个纪念室。

1983年7月23日,胡耀邦视察正在建设中的青海龙羊峡水电站,点名要接见一位从事治理黄河事业达30年、被人们称为“老黄河”的副总工程师温济中。

第二天早晨,胡耀邦在同工程局干部和职工合影留念时见到了温济中,他亲切地握住温济中的手久久不放,鼓励他说:“你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这个根治黄河的事业,这很好,能够一辈子埋头在这儿工作,应该表扬……开拓大西北,需要像你这样的精神!"他又转身向旁边正在摄影的几位记者说:“你们要多宣传这样的‘老黄河’。”

温济中,1953年在燃料部水电总局黄河研究组、国务院黄河规划委员会工作,后来被派到三门峡、龙羊峡水电站,1965年调到青海水电设计院。

在三门峡工地,1957年整党开始大鸣大放时,他提出,党委都是工农干部,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应该让技术人员参加,或者征求技术人员的意见。就因为给党委提了这条意见,他被当作“牛鬼蛇神”引出洞了,被错打成右派。此后,他大部分时间被处罚劳动,很少参与工作。1966年4月,邓小平到青海视察,询问黄河上游各梯级水电站情况,省水电设计院领导才急急忙忙找到温济中,要他马上赶出一份黄河上游七级梯级水电站的情况报告送给邓小平。

“十年动乱”期间,温济中又被“横扫”,被押送到黄河“龙头”贵德县一个村子里监督劳动。到了黄河"龙头他自告奋勇要帮助村里设计一个小水电站,在那“左”得出奇的年代,有谁能接受一个“右派”的建议?他就走家串户动员,起初有八九个青年,后来有二十多个青年帮助他,他们用土法上马,奋战3个月,终于把小水电站建成了。偏僻的山村从此夜晚灯火通明,白天响起打麦机、碾压机的轰鸣声,全村藏胞都称他“老阿爷”、“活神仙”。

但不久,温济中又被押回西宁,受审挨斗,折磨得实在难以支撑,被迫提前退休。他甚至想到过自杀。他孑然一身,无处安置,最后只好回到黄河“龙头”贵德山村,与一个17岁的藏族孤儿南国孤苦相依,结成一个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大地。1979年4月,温济中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龙羊峡工地工程局党委把他调回来,恢复了他工程师的职务,并查到他在建国初期就交给组织的入党申请书,又于1981年10月吸收他入了党。他后来担任了副总工程师,焕发了青春,年已65岁仍活跃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胡耀邦到青海视察时,事先了解到这些情况,这就是他到龙羊峡水电站点名要接见这位“老黄河”的原由。

温济中是我的胞弟。1984年9月,这时他已经结了婚,他的爱人樊友芝是水电部的干部。一天晚上,樊友芝从西宁打来长途电话,焦急地告诉我,温济中突患重病,医生诊断是脑溢血,要我赶快想办法从北京请医生去诊治。我想,天哪,这是我一辈子也没有碰到的大难题!我有什么办法能请动北京的医生到西宁去治病呢?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向党提过这样的要求啊!然而,救人要紧,我想起胡耀邦指名接见他的事,就拿起电话直接打到胡耀邦家里。电话里传来对方的声音“他还没有回家。”情急之下,我又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家里,他的夫人接了电话,问我有什么急事,她记录下来,等王兆国回来交给他。我把樊友芝在电话里说的情况重复了一遍,就挂上了电话,心想这是件很难办到的事,我不便再打电话催问。

隔了两天的一个早晨,樊友芝又从西宁打长途电话告诉我,北京已经有三位医生到了西宁,用针管抽出温济中脑中的淤血。经过紧急抢救,温济中的病情已经好转。我没有详细打听医生是怎么派去的,从这件小事中,我更加了解胡耀邦对人办事的作风。以后一次开会时,我见到了王兆国,当面向他道了谢。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从新闻联播节目里得知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就和家楣、女儿约好,在一天的午饭后一起到胡耀邦家去吊唁。

我以为午间去吊唁的人会少些,谁知,到了富强胡同6号门口,已经有好几辆汽车停在那里,步行前来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和司机同志4个人默默地随着人流慢步走进大门,来到设有灵堂的客厅里,在挂着黑纱的胡耀邦遗像前,我们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三鞠躬。旁边站着一位女同志,我握着她的手,说了几句吊唁的话。她说她是胡耀邦的儿媳,她哽咽着说“他走得太早、太快了。”我请她代我们全家向李昭表示慰问,请她节哀珍重。

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会。我那时有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但我还是左手拿着拐杖,让女儿扶着右手参加了追悼会。会场服务人员见我站立困难,就拿来一把椅子,让我站不了时坐下。

到会的有4000多人,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追悼会,赵紫阳致悼词。他说:“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接着,他介绍了胡耀邦同志的生平:胡耀邦同志“是湖南省浏阳县人,1915年11月20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少年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1934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他的身上至今还留有敌人的弹片。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同志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从1952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1964年底后他在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努力工作,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同志遭到严重迫害。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5年他担负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工作,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坚决进行整顿。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处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所作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十一年来,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赵紫阳列举了胡耀邦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组织和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制定和执行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重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以及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各方面的工作、推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和工作制度的改革等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胡耀邦同志的优良作风、高尚品质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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