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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行,思耀邦
作者:王明远      时间:2017-10-19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今年国庆去了贵州,走在这里盘旋的山路上,不禁联想起胡耀邦同志在贵州视察时的艰辛。贵州虽然是我国最不发达的一个省份之一,但正因为贵州贫困,耀邦对它倾注了深深地感情,他是建国后第一位到贵州视察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贵州山路艰难,但是耀邦的足迹踏遍了贵州的每一个州、地、市。贵州还是耀邦同志的改革思想发展完善的重要地方,他很多关于如何改革和破除社会主义制度中束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思考,是在贵州视察中提出来的。虽然时过30多年,依然可以感受到贵州干部群众对他的崇敬和怀念。情之所至,笔之所向,特作此文记述胡耀邦在贵州的事迹、思想,以备他人查阅了解。

耀邦五到贵州

胡耀邦同志一生中共到过5次贵州。第一次是1934年底至1935年初,他长征时路过贵州,并且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遭遇国民党飞机轰炸,身负重伤,一直被担架抬到遵义,虽然较为及时做了手术,但是弹片永远留在他的体内(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2015年版,第189页)。也许在那时他目睹了贵州的贫穷,他在建国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后还挂念着这里的人民,又四次来贵州考察。

第二次是1959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他到贵州视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情况,当时国内上下正在争相“放卫星”,但是他有清醒地认识,独山县领导向他汇报说粮食亩产28万斤,他立即警告:“当干部要如实反映情况”,他还被邀请参观当地的小麦试验田,一亩地里堆了10万斤肥料和3000斤种子,当地领导介绍地眉飞色舞,而他却一言不发、心情沉重。之后,他又到达遵义,他在风雪中与工人同吃同住5天,看到工人吃的是玉米加盐巴,连个蔬菜都没有,他离开时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发言说:浮夸就是“叫花子娶媳妇”,剪了一条破裤子当红盖头,虚张声势其实一无所有,省、县、乡的干部一个比一个会吹,是一种可耻行为(张小灵:《1959:胡耀邦在遵义》,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办公室主任)。在当时政治氛围下,胡耀邦敢于讲出这种真话,实在难得。

以后三次都是在他担任总书记后,分别是1980年10月28日至30日在池必卿陪同下视察水城、安顺、望谟;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8日在胡启立、倪志福、杨德中、郑必坚、刘延东、朱厚泽等人的陪同下,视察毕节、贵阳、铜仁;1986年2月4日至9日,在胡锦涛、温家宝等人陪同下视察黔西南。胡耀邦的足迹几乎踏遍整个贵州。

行路难,食宿艰

贵州“地无三里平”,地形可以说是全国最复杂的。从黎平县的肇兴到堂安,短短十来公里,山路就绕了几十个弯,路旁就是陡崖,并且不时出现塌方。今天的交通比30年前,不知有多大的进步,可想,胡耀邦同志当年来贵州视察时的艰辛。

1980年,胡耀邦同志从安顺到望谟县。他乘坐面包车下午5时从安顺出发,路上秋雨连绵,山高雾大,车一直行使地很慢,快到县城的时候车轴又坏了,于是再下车步行,到了凌晨1点多才到县政府招待所。耀邦到地方从来不通知地方提前做准备,用他的话说:“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当耀邦同志到达县政府招待所时,值班的老人无论如何不让进,说是没接到通知。最后,随同考察的池必卿自报家门说:“我是省委书记池必卿,请你开门让我们住下。”老人才赶紧把门打开。第二天一大早,县里给安排了早饭,只有三个菜和一些干饭、稀饭。(《怀念池必卿》,第9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之后耀邦同志又赶往广西百色革命老区,他一路又是走了10个小时。年轻人如此长时间颠簸都吃不消,何况这样一位老人。

耀邦同志出行还有一个原则,当地有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不允许从外地调好车来接待,为的是给地方节省经费。贵州的条件落后,地方机关也没有什么好车,冬天车里连个空调都没有,耀邦往往就是裹上大衣或毯子取暖。耀邦1984年元旦期间到毕节的时候,天又下起来下雨,紧接着路面就结冰。车已经在山路上无法行驶,当地百姓形容“凌得像玻板亮晶晶”,根本无法前行。当地政府征调来工人在冰面上,铺碎石、沙子车辆才能通过。耀邦同志当时虽然劳累和寒冷导致高烧,还不忘给铺砂石的工人拱手作揖表示感谢。

耀邦几次去贵州都是秋冬季节,贵州冬季湿寒,州(行署)、县的招待所也没有暖气,更加难熬,然而耀邦同志丝毫不在乎这些。温家宝同志在《再回兴义忆耀邦》中对此有生动地记录:

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然而,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评耀邦同志说跑的地方太多,这也成了他的罪名。耀邦同志的确是一有空就到地方走,但是他不是在游山玩水享福的,而是主动来吃苦的。试问:除了他,哪位愿意一连十几天坐在冰冷的中巴车上,哪位愿意睡破旧的招待所,甚至是打地铺?只有他做到了。

“耀邦经济学”的新发展

在贵州视察中,胡耀邦一直在思考如何消灭贫困,让经济尽快发展起来的问题。扶贫是我国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重视的问题,但是胡耀邦对于贫困的看法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多数人都认为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是当地自然禀赋不足造成的,扶贫方式因此多采用中央拨款,辅以发达地区支援的手段。到头来很难有根本突破。而胡耀邦认为,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贫困是国家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是不合理制度造成当地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导致的“制度性贫困”(他的观点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不谋而合)。他的思考无疑对今天都有很强的启发意义。连他对于城乡经济统筹、对外开放、消费等等都有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看法(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我们为了表述方便,套用一个时髦的命名方法,姑且就称这些思想为“耀邦经济学”吧。

原贵州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刘学洙先生是耀邦后两次去贵州的唯一陪同的记者,他随行中深深地被耀邦同志的人格和思想打动,一路做了5万字的记录,用他的话说:这两次加起来20天,是他人生中收获最大、最宝贵的20天。根据刘老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献,我们可以看出“耀邦经济学”在他思考贵州发展中进步完善的足迹。

第一,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即胡耀邦的“富民政策”。1984年元旦,他在毕节视察中首先提出”富民“的问题,此后经过几天的思考,1984年1月4日、5日两天,在贵阳召开的西南三省领导座谈会上,他又有了系统阐述,他说:“把我们解放以来所有的政策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胡耀邦反对那种把“民富”与“国富”对立起来的思想,反对国家与民争利,他说:“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你怕人家富干什么啊。”他还特别批评随便剥夺人民财产权的行为,他说:“共产党历来是嫌富爱贫,杀富济贫,这在取得政权以前可以,搞经济建设不能这样办。……毛主席是懂这个道理的,过去他总批评我们,要我们关心群众生活,并且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不让损害群众利益。后来他在晚年又忘了这一条”。根据胡耀邦这次讲话的精神,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的社论,指出:“引导人民靠勤劳尽快地富裕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我们决不能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致富,就不舒服。我们是执政党,党的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党的领导就不是成功的,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富民”宗旨指导下,80年代既做到了较快发展经济,又做到了人民收入有相应提高。“六五”期间(1981年到198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1%,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85%,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增加了107%。这是建国近70年来唯一一段人民收入高于经济增长的时期。今天虽然国家财富大大增加,但是“国进民退”、“国富民弱”等现象突出,“富民政策”依然有指导意义。

第二,改变国家垄断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状态。胡耀邦说,中国有个“老少边穷”的说法,中国西部地区多数是深山区、森林区、高寒区、荒原区,建国经济上几十年没有翻过来。他说:我看是实质上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资源的国有化,剥夺了人家的劳动对象(也就是生产资料),他以森林为例,说我们当年学苏联把森林资源国有化,但是我们和苏联还是有区别的,苏联土地广袤,过了伊尔库茨克都是森林,而我们森林少,也都收归国有了,还从外面调人进去组织国营林场,把当地人的劳动对象都给没收了。胡耀邦说,第二条原因是国家剥夺了他们经营自由权,强迫“以粮为纲”,“那不是强人所难,是强人之所不能……深山区、森林区、高寒区,他们祖祖辈辈干什么的?历来不是靠种粮食为生的,不是靠种粮解决温饱问题的”。胡耀邦说,这些做法都是”违反经济学起码常识的”。他说:“如果讲责任,讲教训,我觉得在政策上我们有失误。虽然这已过去了,但该由中央负责。因为决策是中央定的,不是地方定的。”

胡耀邦认为,西南地区脱贫的根本路子就是在自然资源所有权归国家的情况下,给普通百姓使用权:他说:“森林所有权是国家的,土地也是国家的,草原也是国家的,要让群众开发经营嘛。为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要分开,为什么要给人民以经营矿山、森林的权利,这要从经济学原理上讲才能讲清楚。当然,经营开发具体做法,问题还很多,不要着急”。

第三,改变经济建设一刀切的方式,给予地方自主权,做到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胡耀邦说:“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全世界只有那么几个。南方与北方不同,一个县内也有好几种情况,经济建设不能搞一个模式,一刀切。而是要搞几百个模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作具体分析,做好因地制宜这篇大文章”。胡耀邦进而对西南的情况,具体分析道:“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要继续研究如何发挥你们的优势,克服你们的劣势。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不要怕反复。第一,你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有能源资源,而且比较全。第二,你们有亚热带经济作物地带,云南还有5万平方公里的湿热带,一可以搞糖料作物,二可以种植几十种亚热带水果,三可以种植中药材等健身植物,四可以种植香料植物,其他还有纤维植物、木本粮食,等等,这四大类加起来有几百种,是别的地方没有的。第三,西南还有很大一片高寒山区,比北方寒冷地带好,适宜生长树木、牧草、药材,牛、羊、马都可以发展”。

第四,解决西南水陆交通不畅的问题。西南发展的瓶颈是交通,这是大家的普遍共识。但是如何破解交通瓶颈,胡耀邦还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交通建设首先要从惠及百姓考虑。当地领导在积极向中央争取修建铁路,胡耀邦却认为重点应该先发展公路。他指出:“搞铁路,是一家富,铁路局一家;修公路,四排车,大小车都可上,农民富了……西南地区要想办法修公路,农民冬天没事干,修路有收入。公路一修,大小车都上了,带动地区富……路一修,办旅馆的,经商的多起来,促进农村分工。你搞铁路,促进不了农民分工。我们过去是搞国防公路,开坦克,谈不上经济路,至少不是现代化经济路,是老爷下乡路,运兵路,不是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路。贵州平均10吨一辆,500辆一天,两排车走,来去150万吨,就300万吨了,相当于一条黔桂铁路……你黔桂铁路只运350万吨,投资恐怕不只10亿。如果修公路,可以富得比铁路快。铁路是要的,但不可到了迷信的程度,而且你迷信还迷信不到”。

他还敏锐看到美国等发达国家重视公路的经验:“现在美国拆铁路修公路,公路不换车转运,可直达。我的观点是修大公路,农民富得快,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胡耀邦回京后,指示中央拨款给贵州,专门修建了通往四川和广西的跨省高等级公路,解决了黔西北和黔东南出省通道问题。

他还看到长江航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的问题,他如数家珍地说:“现在的成渝、川黔、湘渝铁路电化以后可达三千几百万吨运力,长江运量才900万吨, 长江本来等于多少条铁路,应当搞到5000万吨”。他深刻地指出长江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是管理体制的问题:“龙头大爷”、“袍哥大爷”把水道一段一段霸起来,不准别人开发利用,回京后要给长江局讲这个问题,要解决一下拦路大爷问题。他还风趣地借用李后主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守着长江,又不利用长江,二亿人民都发愁啊!。胡耀邦还用欧洲多瑙河的例子教育在座的干部:欧洲多瑙河流经的国家最多,船也多,但是管理得好。胡耀邦当时说的的确没有夸张,长江航线、码头被各个管理局和国营企业分割,关卡重重,货轮从重庆到上海要走39天才能到达。

如果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再向进一步思考,胡耀邦同志的这些思想都是对我国建国后坚持的苏联模式和思维的根本突破,它触及苏联体制为我国经济制度带来的几个根本弊端:国家高度垄断资源,国家无边界地侵犯个人利益,官僚体制下造成资源条块分割,计划体制下的发展模式单一化。用现代经济语言说,他在贵州回答了:如何建立国有资源收益全民共享的问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如何界定政府权力边界的问题;如何释放资源要素潜力的问题;如何解决统一市场的问题。这些在今天仍旧是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胡耀邦当年的思索,可说是80年代、乃至一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问题思考的最高峰。

必须强调的是,胡耀邦同志所有这些思考并不是发发牢骚,或者给地方提出不切合实际的口号。他带着这些问题,回京就着手推动政策的改变。以上面提到的长江航运为例,在他的推动下,1984年我国长江航运体制实现建国以来最大幅度改革,交通部提出了“有水大家行船”的口号,到1985年长江货运量就比198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党委书记黄强:《我国长江航运60年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此外,我国森林管理体制和矿产资源体制也发生了巨大改革进步,1984年、1986年,全国人大分别通过了《森林法》,《矿产资源法》,这从法律上改变了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国家垄断资源产权和使用权的状况,是人民可以分享资源使用权的开始。

对于地方而言,胡耀邦的这些思想也很具有实践指导性,并收到良好效果。受胡耀邦同志讲话的鼓舞,在矿产资源方面,贵州省人大出台了《贵州省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的暂行管理办法》,在生产安全验收合格的情况下,给予乡镇企业和个体颁发采矿许可证(《贵州省志》(矿产资源志)》,第363页);在森林资源方面,省人大颁布了《贵州省关于进一步放宽政策搞活林业经济若干问题的规定》(即林业18条》,允许农民承包宜林荒山和折价转让国有幼林,承包收益实行一九分成,承包到户的山林达到3500多万亩,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大大提高了森林覆盖率(《贵州省志(林业志),第293页—294页》)。仅从农业上看,此后贵州的多种经营就有了巨大成就,林业、渔业和牧业在大农业产值中的比例,从改革之初的21%左右,迅速上升到1988年的37%(洪名勇《建设新农村与贵州三农问题研究》,第131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得益于这些措施,贵州农民收入扭转了1982年以来下滑的局面,1984年增长15.8%,是建国以来第二高的年份,并创造了1984-1988年平均增速超过10%的高速度。

西南开发战略的提出

与当时其他领导人只强调发展东南沿海不同,胡耀邦更认识到西部的战略价值和经济潜力。 他从国家长远发展和繁荣富强的战略高度分析认为,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未来20年、50年的宏伟计划,势必要将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移到西部来,西部地区将是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巨大基地。因此,他在1983年7、8月之间视察西北的时候就提到西部开发的问题。

在这次贵州之行中,又提到了西南开发的问题。在1月5日的座谈会上,耀邦同志说,要把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提到全国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他说:“中国为什么不发达,是因为有一半地区不发达。世界各国都把不发达地区问题提到战略地位来对待。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日本对北海道开发,苏联对西伯利亚开发,都是大战略。云贵川三省要统一想想几个大问题,几个能带动全局的大问题”。

1月7日下午,胡耀邦在贵州省贵阳省直各部门领导干部大会上说,历数了西南地区蕴藏着的巨大优势,为贵州的干部打气:“大西南是我们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国情来讲是我们的大后方。特别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水电资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国85%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价特别低。三省煤的储量有600多亿吨,一年开2亿吨,可以开300年。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也是蕴藏量比较丰富的地区。60年代搞三线建设,全国投资1000多亿元,西南占了1/3,使得这里有比较先进、强大的工业设备。此外,三省的农业条件好,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宜,吃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牧业的潜力大,前途更大。从上面的这些条件来看,西南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基地。我们应该有这个战略眼光”。

他进而提出开发贵州及西南的战略设想:“要从现在起,用15到20年的时间,把云贵川三省建设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即是:拥有3000多万千瓦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能满足本地区人民需要的轻工业基地,粮食充分自给的强大的农业、林业、牧业基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说我们要防止两种可能的偏向:“一种是认为根本办不到。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悲观思想。这个不对。另一种是认为明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这叫急躁情绪,也不行。我们把思想端正以后,就要大家力争,长期奋斗”。

胡耀邦还特别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对于长远发展的意义。 他说,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一二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贵州17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2亿6000千万亩,1亿亩变成森林,就是六、七万平方公里的绿色海洋。

经过胡耀邦同志的建议,国家在制订“七五”计划时,首次提出了东、中、西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并正式提出“建设川、滇、黔交界地区,使之逐步成为一个主要的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基地”,这也正是胡耀邦在视察西南时的构想。“七五”计划报告,还专门开辟一个章节论述“老、少、边、穷”地区发展问题(第十九章),这也是在历次五年计划中唯一的一次。得益于这些措施,“七五”期间东西部人均收入差距在建国后首次缩小,从六五期间的6.8倍缩小到6.55倍。“七五”期间贵州也实现了可喜的跨越,工业总产值增加106%,高于全国20多个百分点,到1987年就提前实现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贵州统计局:《”七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浅析》,《贵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经过30多年的建设西南三省面貌有了根本突破。单以贵州为例,2016年人均收入达到2.9万元,是1983年的80倍。全省实现了公路村村通。森林覆盖率从1984年的12.6%跃升到2016年的50%,他提出的造林一亿亩的目标也已经实现。贵州不仅已经成为西南最重要的能源基地,还依托水电低价优势,发展起来大数据运算产业,有望成为全国最大云计算中心。结果或许不一定圆满,但是胡耀邦同志如果地下有知,我想他应该感到欣慰。

(注:本文引用的胡耀邦同志在贵州期间的讲话均来自刘学洙根据速记整理而成的《两次难忘的随行采访》,《文史天地》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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