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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仲兵: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
作者:郑仲兵      时间:2017-10-10   来源:《我心中的耀邦》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还兼任了中宣部部长。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本文摘自《我心中的耀邦》,现代出版社出版,作者:郑仲兵,胡德华编。

任职中宣部是历史的选择

1976年10月12日,“四人帮”落网的第六天,胡耀邦即通过叶剑英元帅向中央进言,“中兴伟业(叶剑英语),人心为上”三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实际上是他酝酿已久的治国方略。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充分利用党校的阵地,迅即着手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他坚决废止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学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装袋子(不入档案),通过党校思想理论学习研讨的洗礼,训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敢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高中层干部和思想理论战线骨干;另一方面,直接抓理论研究室,并以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为基地,联络《人民日报》,积极着手组织校内外理论队伍,亲自策划指挥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拨乱反正文章,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如《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人民日报》1977年10月7日)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两篇文章,事实上成为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主政中央组织部。他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真正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并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流毒,消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影响,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历史任务。

但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特别是一些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脱离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甚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纯属马列主义常识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示不能接受,把这种正确认识说成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

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与十三级以上干部见面,谈了施政意见。他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

为此,耀邦强调了三条:一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钻研理论业务;二是认真面向实际;三是认真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在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三段式里,耀邦都有“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耀邦呼吁“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

1979年1月6日至11日,耀邦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他向大会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全场为之一震,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这次会上,耀邦谈到干部学习问题时说,“一千七百万干部怎么学习,要因地制宜”,笼统地提学习马列毛著作是“不完整的”。他说,“做党的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马列不行”,但也要“学习科学”。做经济工作、科技工作,或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学习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当然“也要学点马列”,用学习总时间的“六分之一”就可以。“不要不分情况,光强调学马列毛,这行不通、不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风细雨团结同志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明确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

叶帅也在会上讲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责任。

1979年1月18日下午,理论务虚会的第一段(又称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名义召集,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厅拉开帷幕。胡耀邦主持会议。他的《引言》和讲话,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人“提神儿”(耀邦常用语)的是,他第一次引述了毛泽东讲过的两段话:一段话是1965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主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第二段话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反应。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胡耀邦引述这两段话更有深意。毛泽东尚且如此,在“文革”宣布结束,三中全会也已开过的今天,人们有什么理由还抱着“两个凡是”而诚惶诚恐,还不敢尊重实践的检验,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呢?

1月27日,邓小平听取了耀邦等关于务虚会讨论的汇报,要求会议讨论民主问题,并写出文章。他说: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与发展。

究竟怎么看待务虚会这种形式

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接着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有的地方闹事了,也是一种潮流,对现实生活不满。西单民主墙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我们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现在,中美建交了,北京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对资本主义如何认识,问题很大。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

乔木讲完后,耀邦补充说:“华主席特别要求,掌握全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看出总趋势……现在形势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颇有意味的是,华国锋特别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

3月18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虚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段是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又称“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区别于第一段的“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

开会前夕,3月18日,耀邦在新闻工作会议上透露了第二段务虚会的安排,他说:“小平同志讲,一个省可以来三个,增加两个做实际工作的。听了小平同志报告后,各省讨论五六天就回去了,理论务虚会就算结束。”

4月2日下午,耀邦在京西宾馆礼堂作了结束会议的讲话。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耀邦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要历史的考验。实践是唯一的标准。”

最后,耀邦抑制不住激动正色道:“现在某些人说,要‘收了’,要‘反右’了,普通群众讲就算了,可是党员、干部讲就太错了。我们能糊里糊涂、匆匆忙忙再搞‘反右’吗?原来的‘反右’还没纠正过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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