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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清除权贵主义:中国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
作者:汪玉凯      时间:2017-09-20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19777月,在胡耀邦直接主导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正式创刊了,随即开始发表大量有关助推思想解放的文章,并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78510,《理论动态》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转载发表,从而吹响了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第一场思想解放的号角。这篇文章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笔者的人生轨迹,走上了终身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的道路。后来才真正明白,这篇文章能够发表以及文章发表以前的酝酿、准备,都是与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所创立的《理论动态》有直接的关系。当然,真理标准讨论掀起的那场思想解放,不仅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也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真理标准讨论,中国几乎不可能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短的时间内走向改革开放之路。因此,40年后重温《理论动态》的创立以及真理标准讨论,无论对当前还是未来的中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实现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评价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核心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要抓住关键

 

真理标准讨论,成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导。1976年,当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中国未来朝着什么方向走,成为所有中国人当时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总体看,由于十年文革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深深地禁果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再加上“两个凡是”的广泛宣传,使许多人深陷迷茫,甚至看不到希望。在此重要历史关头,由胡耀邦亲自创立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在这个时期发表过一系列重要文章。其中,由胡耀邦亲自修改、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实际上成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导,为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新的思想路线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现在看来,真理标准讨论直接促成中共放弃阶级斗争为钢的理论,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真理标准讨论,也为拨乱反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评价视角。我们知道,中共建党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就经历了建党、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五个历史阶段;建国后又经历了三年恢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义建设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冤假错案,特别是十年文革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种种迫害或者牵连。面对如此局面,平反冤假错案究竟从何入手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找不到新的评价标准,党内形不成共识,要拨乱反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恰恰给全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评价座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种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否也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要用实践来评判。这一在当下看来是常识的问题,在当时却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因为我们长期宣传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如果不能在全社会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评价视角,我们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建党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当年包括彭德怀、习仲勋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冤假错案也是在这一标准下被平反昭雪的。

 

 真理标准讨论,为中共在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提供了一个相互衔接的纽带。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都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思想领域曾处于极度困惑的过程。特别是阶级斗争为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都曾作为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内容被广泛普及。如果这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不能被否定,并与毛泽东思想裹扎在一起,只能对坚持毛泽东思想造成极大混乱。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总结文革经验教训,使全党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毛泽东思想不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包括提出的阶级斗争为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也不应该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之中。而改革开放之后,逐步确立起来的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在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指引下,在重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中逐步形成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在扬弃毛泽东思想和确立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起到了某种衔接纽带的作用。这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起到了定海针的作用。

 

 

 

 二、第二次思想解放仍然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延续

 

 刚才德平部长也讲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本身也是一个过程。真理标准讨论是最核心的部分,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还有人道主义的讨论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现在看来,第一次思想解放影响最大的还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严格讲,后两阶段讨论的内容,并没有真正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贯穿始终。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逆转。这个逆转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89政治风波后出现了否定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潮以及姓资姓社的争论等。记得199171,中央召开建党70周年大会,紧接着中宣部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建党70周年学术研讨会。因笔者的论文入选此次研讨会,故上述两个活动笔者均有出席。在研讨会开模式上,时任中顾委委员的邓力群在讲话中几乎公开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他说,现在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环境下,中国是坚持一个中心好呢,还是坚持多中心好呢?他为认当前中国至少要坚持双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他说:“如果我们只坚持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不坚持反和平演变另一个中心,现在的苏联东欧,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国”。

 

实际上,邓力群这些观点并不是孤立的,这与64政治风波后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在改革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的情况下,不仅坚持一个中心受到质疑,姓资姓社的争论也再次升级,中国刚刚杨帆的改革开放大船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中国似乎又在经历着一次新的历史性抉择。

 

 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1992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也坐不住了。尽管他完全退出领导岗位,已经是88岁高龄,按照他的话说,他成为一个普通党员了,但他依然破门而出赴南方巡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扭转了局势,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航船再一次推向前进,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了很多话,但在笔者看来构成第二次思想解放最关键也就是四句话,涉及四方面最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动摇;二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三是要防止右,但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左;四是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不改革就下台。

 

如果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是一场市场导向的改革,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中有关计划与市场的论述,则标志我们党在认知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而过去,我们长期认为,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这个窠臼一直无法打破。而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则使这一长期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彻底有了答案,这也可以说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最大成果。这一成果体现出的精神气质,从内在逻辑上看,仍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基本准则。现在看来,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也许就不可能有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定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不仅成为中国各项改革开放的新起点,而且对后来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

 

 

 

三、清除权贵主义,需要更彻底的思想解放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兴起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时间段上看,1992年后,由于我国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直接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走向:围绕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展开各项改革,中国经济在此过程中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不改变政治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奇迹般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问题在于,当政治上不能同时由高度集权的体制转向民主法治体制,就可能导致公权力的失控。这是因为,当个体、私营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大量涌现后,同时也使市场产生并蕴藏着大量权力寻租的空间,在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权钱交易、贪腐泛化等,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都可能出现甚至快速蔓延。一旦约束公权力的制度笼子不能及时建立起来,就会产生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1992年后在中国社会中逐步滋生出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贪腐潜规则,终于使一个权贵主义怪胎破土而出,成为真正颠覆中共执政地位的最大祸根。而权贵主义的代言人就是在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三大既得利益集团: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权贵主义的代言人,既得利益集团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从其拥有的财富形态看,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他们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攫取了大量的中国社会财富,甚至垄断了某一行业;二是从既得利益集团攫取财富的手段看,主要以权力和资本为纽带,以官商勾结为形式,在海内外大肆进行资本并购、买官卖爵、企业上市的运作以及稀缺资源的倒卖等,通过配偶、子女、亲戚朋友或 “白手套”、代理人等参股、持股等,疯狂侵吞国家财富,一夜之间就可能获取数以十亿甚至千亿的巨额财富。三是从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看,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是扭曲社会利益格局、剥夺普通民众获得感的最大的元凶,已经真正成为依附在中共执政体制上的一个毒瘤。

 

分析至此,我们大体可以对权贵主义下一个基本定义:所谓权贵主义,是指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获取巨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并逐步将之演变为一种隐性的目标诉求和潜规则体系的价值导向。权贵主义源于不健全的社会主义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在中国转型发展的特定环境下出现的一个社会主义变种。

 

构成权贵主义的核心要素有三:一是拥有公权力的权贵主义代言者;二是市场、资本、资源;三是遍布于政治、经济、社会中的潜规则体系。这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亚洲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权贵市场主义的怪胎,成为从执政者内部产生出来的一股颠覆和摧毁社会主义事业的邪恶力量,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毁在权贵主义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真的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我们能不能战胜权贵主义,或者说十八大以来针对权贵主义的这场反腐败斗争能不能获胜,不仅关乎中共执政地位,而且也关乎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要认清权贵主义的真面目,就必须在中国重新发动一场更彻底的思想解放,大刀阔斧地变革政治体制,铲除权贵主义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础,让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权贵主义的真面目,我们的国家才会重聚共识,凝聚力量,把伟大的改革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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