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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德涛:胡耀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的贡献
作者:钟德涛      时间:2017-08-08   来源:《求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胡耀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的重要贡献,《胡耀邦文选》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本文以《胡耀邦文选》为考察中心,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探讨胡耀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的重要贡献。

 

1976106粉碎“四人帮”,是党和国家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胡耀邦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08,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派人代表他看望“赋闲”中的胡耀邦,告诉他“四人帮”已被粉碎的消息,并征求他对当前治理国家的建议。10日,胡耀邦对再次来看望他的人谈了“民心为上”的三条建议,并请其向叶剑英转述。197733,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恢复在“文革”中停办的中央党校,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党校工作。同年1210日,胡耀邦又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胡耀邦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他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有主席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无主席制)等重要领导职务。从198012月起,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的工作。1977年以来,特别是在19816月至19871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期间,胡耀邦“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多方面重大贡献。”胡耀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的历史进程中提出的很多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深邃地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内涵诠释:从标准标志和方法论层面界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自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毕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崭新的事业,这样崭新的实践活动发生失误甚至发生严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十年社会主义探索及其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最宝贵的经验教训,就是要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他说,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历史任务的完成,党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的“劲”,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劲”应该往哪里使呢?“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胡耀邦提出的“两个如何”,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战略思想的雏形。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号召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干出一番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

 

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干出一番前人从来没有干过的伟大事业,而又不重复我们自己曾经走过的僵化教条的“左”的老路,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初期,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容易。对此,1983112,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提出的“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初步对如何看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标准进行了诠释。胡耀邦对此观点十分认同。同年120,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地明确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邓小平提出的“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和胡耀邦提出的“对或不对的标志”,都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的诠释,其实质完全一致。胡耀邦还强调,“邓小平同志讲,衡量是非最主要的标准是看人民是不是富起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大得人心,“根本之点就在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引导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强大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和胡耀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诠释有力地阻止了各种“左”的思想对改革开放的干扰。

 

胡耀邦不仅用“对或不对的标志”诠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而且还特别注重从方法论层面予以论述。针对当时有人提出能不能开出一套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和有人提出照搬国际上某一种模式的观点,胡耀邦在19831226发表的《最好的怀念》一文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没有现成答案,又不能照搬国际上某一种模式,“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地通过实践来丰富我们的认识”,“采取一系列特定的适应本国条件的步骤”。随后,又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探索,胡耀邦在接受德意志通讯社第一副社长罗尔夫·沙布林斯基采访时指出:“通过改革,我们正在探索和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此时胡耀邦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回望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前人对此问题的艰辛探索,其中胡耀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的论述具有重大贡献。

 

 

 

夯实基石:以平反冤假错案和狠抓执政党建设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稳定、充满活力的政治局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核心。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胡耀邦大力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狠抓执政党建设,使得人心大顺、大喜,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一)平反冤假错案

 

197610月,胡耀邦提出的“民心为上”的三条建议,其中两条就与平反冤假错案有关,即“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狱一理,人心大喜”。“文革”及之前的冤假错案的发生,固然是林彪集团、江青集团长期作恶多端的结果,但也与党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有关,有的也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不无关系。1979年初,胡耀邦组织、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遭受了来自“左”的方面的巨大压力。针对“两个凡是”的论调,胡耀邦顶风破浪地提出了“两个不管”的论断,即“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据中央信访部门初步统计,自1979年至1985年的六年时间里,胡耀邦共批阅人民来信两千多封,单是经过胡耀邦亲自批准平反和安排适当工作的高级干部和知识界名人就有六千多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对此有精辟论断:“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推动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得到平反昭雪。”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1121 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之一。胡耀邦要把整个国家、民族的车轮重新扭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个轨道就是吸引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狠抓执政党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建设如果出了问题,党就担当不了坚强领导核心的重任。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多次提出,党执政以后的危险性“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基于此,胡耀邦坚定不移地力主狠抓执政党建设。

 

首先,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反思“文革”中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表现形式和危害,胡耀邦认为党必须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化、正常化。为此,胡耀邦主政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期间,明确提出研究党内政治生活问题,并主持起草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初稿。197914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新成立的中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胡耀邦建议将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问题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胡耀邦的建议被采纳。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准则草案,报送中央。后经多次会议商讨和多方面的讨论,前后十二次易稿。1980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胡耀邦历时几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部准则为推动执政条件下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对党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深远影响。

 

其次,坚定不移地整顿党风。胡耀邦十分赞同陈云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我们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命题,提出同不正之风做斗争的两条意见,即“继续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在全党进行党性、党规、党法的教育”和“要认真联系实际,同现在存在着的不正之风做坚决的斗争”,并指出重点抓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态度等六个方面问题。1983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从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胡耀邦亲自担任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为了整党的顺利推进,胡耀邦多次主持召开讨论整党工作的会议,密切关注整党工作简报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并及时作出批示。他还到江苏、广西、湖南、四川等多个省份的许多地方进行实地考察,针对实际问题提出重要意见。胡耀邦强调:要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反对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作为整顿党风的突破口,还要抓经济上的大案要案,要与抓好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的调整相结合等,确保整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上述两大方面构成了胡耀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的政治基石,平反冤假错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营造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狠抓执政党建设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坚强领导核心。两者互相促进,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构筑架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主要架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在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胡耀邦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主要架构,对总体布局的开创、内涵的丰富具有重要的基础性理论贡献。

 

(一)明确了“总任务”和“总体布局”内涵

 

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时期总任务的提出,为十三大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基础。

 

十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够完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内涵的界定,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正是初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初步探索。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立的。早在主政陕西时期,胡耀邦就强调“两手抓”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来发展生产。拨乱反正期间,胡耀邦多次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性,并发起了一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拉开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序幕。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以“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通俗语言,形象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提出了处理生产建设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关系的对策。

 

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部分。胡耀邦完全赞同邓小平提出的“对外经济工作,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问题”的思想,并把对外经济工作上升为对外经济关系,要求不仅要学会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还要学会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1982114,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时我们进行对外经济关系的四条有利条件和四条不利条件,重点谈到了如何吸引国外资金和如何正确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等问题。这篇讲话成为当时指导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思想,解答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若干棘手问题,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为避免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迷失方向,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强调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决不能损害民族经济”。

 

(三)改革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

 

农村的改革使得广大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促使胡耀邦思考改革与四化建设的关系。1979109,胡耀邦与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时指出:“我们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的发展”,提出“要搞分级管理”和“要搞企业的自主权”。1983120,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并谈及拨乱反正与改革的关系,指出拨乱反正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改革——也就是破旧立新,必然为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提供可靠保证”,并提出全面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19841020,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参与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禁锢,要求重新尊重价值规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创造性地回答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改革前进的理论问题,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为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改革推进,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政治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入进行。198652,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没有民主监督就会产生腐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问题,不要从概念出发,要从解决现实问题入手。要坚决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同年818,他在接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中友好协会主席托马斯·海博勒尔采访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目的和方法,要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同时肯定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要把它推翻。胡耀邦的这些观点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稳健性,至今对我们都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价值追求: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意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开创上,胡耀邦在塑造其精神意旨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最为直接、最具代表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根基:重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精髓,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文革”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又遭受“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向“两个凡是”宣战和重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邓小平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胡耀邦也作出了十分突出的重要贡献。

 

首先,胡耀邦的唯实不唯上的思想与“两个凡是”直接对立。197610月,胡耀邦给叶剑英的三条治国建议,条条都是直指否定“文革”的。1977年,胡耀邦让吴江撰写并亲自审阅定稿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对当时作为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提出了质疑。在中央党校学员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胡耀邦又通过《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剑指“两个凡是”的软肋,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加以提炼,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1978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次,胡耀邦强调解放思想首先要实事求是。19793月,胡耀邦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什么是解放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即唯物的、辩证的思想方法。”他还指出解放思想要注意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在实际工作中,凡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对的一定要坚持,错的一定要改;二是解放思想的重点,是要向前看,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胡耀邦告诫广大共产党员,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别的什么吃饭,靠别的东西吃饭终究要上当吃亏。胡耀邦身体力行地践行实事求是,给身边工作人员以深刻影响。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要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正如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所说:党所以能取得许多方面的胜利,“归根到底,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这种相结合来之不易。长期以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存在不少不合适我国情况的、错误的观念和模式,还存在不少禁锢人们头脑的错误思想,这些都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突破这些束缚需要花大的力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从理论高度对行动的指导,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分析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路线和政策。1983313,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只有从实际出发,冲破这些东西,全面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改革,才能全面开创新的局面,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科学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与我们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

 

胡耀邦还特别提出了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他的思想理论观点为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指导。19807月,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怎么来的,毛泽东思想究竟有没有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主要表现在哪里,毛泽东思想应该是发展的等六大问题进行了阐释。这篇讲话的意旨,实际上在于探讨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新发展的问题。胡耀邦就此主题发表的多篇讲话都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要善于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敢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言简意赅地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

 

 

 

统筹兼顾: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根基

 

 

 

制度建设在我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日益显得突出和重要。胡耀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统一战线工作、尊重知识和人才、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具有开拓性的重要历史贡献。

 

(一)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增添力量源泉

 

拨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民族及宗教工作之乱,是胡耀邦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之一。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特别是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使得大批党外人士,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到1980年底,全国共改正右派分子54.7万人,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胡耀邦十分重视宗教和民族工作,在他主持下,中央起草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于1982331印发了这个文件。他认为,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毛主席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说成是阶级斗争,那就不但不能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必然会给国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他提出了“民族工作,经济是关键”,“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等重要论断。胡耀邦的这些思想观点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等文件中。正是在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推动下,1984531,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把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胡耀邦高度重视密切党同党外朋友关系。从1982212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可知,当时“左”的影响,关门主义和包揽一切的错误倾向并没有认真消除,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狠抓各项统战政策的落实,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胡耀邦是如何高度重视密切党同党外朋友关系的,我们从他1980年至1985年的一些批语中可窥一斑。在这些批语中,胡耀邦建议“经常听取党外朋友的合理意见”,认为“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建议“一个教育,一个科研,这两个部门要多同党外朋友商量”,并批评有些地方统战部门、组织部门对党外人士那种荒唐、幼稚的“左”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得到克服。此外,他还提出全党都要重视侨务工作,强调华侨、华人是“促进四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扩大海外影响、争取国际朋友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智力支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19781030,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上,重点谈为什么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四化任务及其时代发展变化促使我们党要重视科技、重视人才。1980323,胡耀邦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四个现代化”,“发展科学,发展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开发人类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开发。”之后,他在题为《当代年轻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的讲话中又郑重地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拥有数以千万计的有知识的年轻人才,这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财富,是我们国家能够实现四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胡耀邦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贯穿于其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之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198916,胡耀邦参观岳麓书院,早有人备好文房四宝,请他为书院题几个字。有人提议:“就写千年学府吧!”胡耀邦说:“还是尊重知识。”于是挥毫写下了“尊重知识”四个苍劲大字。他一反往常题字,没有签上时间,因为“尊重知识是没有时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尤其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支持力量,知识和人才正是对制度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因素,胡耀邦在这方面贡献较为突出,许多观点和提法至今仍具有重大价值。

 

(三)提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更多认同

 

我们党在与苏共论战的同时,也曾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观点去评论别国党的是非,从而使我们党在一段时间内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很紧张,有的甚至断绝了往来关系。1978年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恢复关系后,意大利、法国等共产党也希望与中共恢复交往。19804月,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访华,与胡耀邦进行了五次深入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两党关系。此后,胡耀邦在会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又加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把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正式表述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基于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的纠缠,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共同发展。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更为外界所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在世界上越来越强大了。

 

 

 

结语

 

 

 

胡耀邦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就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他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胡耀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开创的贡献还体现在: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国家的理论,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提出了年轻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理论,等等。他在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理、社会和谐等方面也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活动中,在继续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研究胡耀邦探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卓越贡献,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必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和内涵,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促使我们坚定信念,实事求是,不断进取,万众一心地开创未来。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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