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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文选》第23次读书会举行
作者:      时间:2017-07-06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017630下午,《胡耀邦文选》第23次读书会在北京举行,胡德平同志出席读书会。沈宝祥、张宏遵、盛平、王也扬、汪玉凯、陈剑、孙伟林等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读书会。此次读书会,围绕着胡耀邦《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展开学习与研讨。

 

读书会首先由著名历史学者王也扬就胡耀邦《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行领读。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胡耀邦同志讲话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启示等方面,讲述了学习胡耀邦《讲话》的体会。

 

王也扬在学习中说:学习耀邦讲话,先要探讨“统战”这个命题。

 

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是中共成功的“三大法宝”。这种说法,见毛泽东193910月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此前四年,19357月,共产国际转变政策,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发表“八一宣言”,经过努力,终于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短短几年,中共武装从三万余人发展到近五十万。可以说,中共从统一战线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才把它视为法宝。

 

统一战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政策和策略范畴。主要是列宁的思想。说到统战,它又与一个词相联系,这个词叫做“同路人”。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语言,列宁、托洛茨基等人都使用这个词。统战,就是联合革命道路上的“同路人”一起走。

 

革命为什么要联合“同路人”?这就要讲到列宁的“两步走”策略,并且要追溯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推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整个社会的阶级对立会简单化,最后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决——社会主义革命爆发,而且在多国同时胜利。但是这种设想在现实中没有发生。革命仍然按照它的一般规律,发生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穷国。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工人阶级很少,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呢?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革命可以分作两步走,并联合“同路人”一起走,这样革命就能够在一国首先胜利。

 

列宁的上述思想,集中在他于1905年撰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9页,这段话列宁原著为黑体字)

 

据彭德怀回忆,1932年在打漳州中学时,毛泽东得到了列宁《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读后茅塞顿开,他把书送给彭读,还在书上写道,如果我们早一点读到此书,就不会犯错误了。毛说的犯错误,应该是指十年内战期间,放弃统一战线,“拿不住中间阶级”,所导致的不断失败。可见,中共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到1939年底、1940年初,这一认识终于成熟,其标志是竖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它不仅是中共革命的纲领,也是中共统战的政策。1949年的胜利就是这么来的。

 

夺取了政权并且获得巩固之后,毛泽东惦记着列宁交待的革命第二步,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可是他的战友们有些跟不上,彭德怀说他对《两个策略》看不大懂,刘少奇等人也主张新民主主义还应该再搞一段时间,更有许多同志觉得《共同纲领》写着的东西,没几年就不承认了,会使党丧失信用。毛泽东则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5101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页)毛泽东这时对老同志们还比较客气,用了“不那么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话来批评,四年后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就直指他根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小资产阶级“同路人”。须知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文革”中,林彪说这次革命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说得也是“同路人”。

 

纵观中共历史,我们会发现,每当统一战线成功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发展就红火就胜利,而放弃了统一战线,党的事业就挫折就失败甚至濒临被消灭(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时我们比较孤立”)。

 

1982年胡耀邦同志在全国统战会议上讲话的时候,正是“拨乱反正”时期,我党从1956年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已经整整二十年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讲统战了,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了“党内资产阶级”,毛泽东临终前与毛远新谈话,他感到他的老战友们几乎都是小资产阶级“同路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文革”的结果,全国至少超过一亿多人挨整,可谓冤狱遍于国中;经济则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没吃没喝。

 

耀邦的讲话,是为了恢复党的统战工作,所进行的一次动员。看得出,他心里很着急。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十分繁重,阻力不小,他呼吁、敦促抓紧这项工作;他要求真正平等地尊重对待党外人士,信任他们,给他们安排工作,给他们应有的职权;他强调不能让那些有“左”的思想的人干扰统战工作;他特别缅怀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号召大家学习周总理,为此他说了很长的一段话,讲了好几点,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的确是中共统战的第一功臣,如果没有周,第二次国共合作能否成功是很难说的。这其中,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之间的个人友谊,很值得研究。张冲,中统出身,曾制造过陷害周的“武豪启事”事件,但周不计前嫌,与他相处共事五年,结下很深的个人友谊。1941年张得急病去世,周写“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词,并把张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建国后为张子安排工作,后来又为张子的女儿安排工作。从周张的友谊中,显露出的是真诚相待,这已经超越了所谓“麻痹利用”的阶级斗争策略。

 

推而论之,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党的统战工作的成功,每每都是真诚相待的成功,而非麻痹利用的成功;是讲良心的成功,而非不讲良心的成功。也正因为如此,在周恩来的心里,乃至在耀邦同志的心里,想必是矛盾的斗争的痛苦的。后来,周被指“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耀邦更是挨那些不讲仁慈讲“厉害”的人的整,早早结束了他本来不该结束的生命,这使我们这些爱戴他们的人感到莫大的遗憾与悲哀!每当想起,就心里难过。

 

那么,今天的统战工作究竟应该怎样做?这就涉及到了党的转型问题。何为“转型”?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上转型。很可惜,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时间过去了快四十年,转型仍然没有完成。

 

胡德平发言说:耀邦同志谈统战工作,主要是谈统战对象的工作,当时他划分了十类统战朋友,人数及家庭的人口恐怕上亿人都不止。有趣的是在谈统战对象时,他竟自然而然地、情不自禁地谈到了自己的党,谈到了自己的思想。这样以心比心的讲话,这样处理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里,我就共产党执政以后,共产党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讲一个观点:

 

耀邦同志讲:“什么时候阶级还没有消灭,什么时候还要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还要有我们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耀邦同志认为政党,包括共产党都和阶级有关。建国以后,这话是否有过时之嫌呢?起码应把无产阶级换为工人阶级吧?这话是否又要重划阶级?耀邦同志当时没有这个想法。但三十五年之后,人民群众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阶层和阶级是质的区别,还是量的不同?还是要采取一种模糊的态度呢?这是新的问题。国家法律和党的文件已对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社会组织做了明确规定,我认为这不包括新的权贵利益阶层。权贵阶层手中的公权力是他们寻租最有力的工具,也是他们利益输送的合法外衣;在官商交易中暴富起来的个别民企,其实也是他们寻找猎取的白手套。

 

我认为耀邦同志这话,有一点他是十分坚持和自信的。那就是一切政党都是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彻底解放、谋取人民最大幸福,最可靠的工具。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的一个重要道理。他说:“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1956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一方面说强调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方面也说了党是特殊历史阶段中的特殊工具。共产党是工具,但不是简单的,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工具。而是有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有感情、有理想目标的政党,人民群众是主人,共产党是创造新生活的工具,两者是鱼水关系,须臾不可分离。

 

建国以后,我国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又经过十年文革,近三十年过去了,作为阶级工具的共产党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处理阶级关系呢?共产党的存在,民主党派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阶级关系存在的反映,在耀邦同志看来,这也是共产党存在的前提。但绝不能认为政党和阶级有关系,共产党执政以后,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治理国家,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能越来越尖锐,政法机构就必须越来越集权,公检法独立办案,互相制约就是照抄西方的司法制度。我国肃贪反腐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权贵集团,只是一个集团,还是形成了一个阶层,抑或一个阶级?现在虽无定论,但值得警惕,分析研究。相反,随着人民生活需求日益满足,阶级关系的范围日益缩小,国家、政党的生命都有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毛泽东说:“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那一天”究竟是什么时候,实在说不好,但党建理论不应把此真理视做洪水猛兽,共产党民主生活的扩大,党群关系的和谐应是历史的潮流。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怎样看待政党和阶级关系呢?我认为一要认识到,过去的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已经失去了过去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就应该给予公民权,如果地主、资本家成份的帽子至死一直戴着,并且连累子女,不能入伍,不能入党,这就是极端荒谬的阶级斗争论。其次,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属于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就要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加以解决。维稳维稳,到底是阶级敌人越来越多,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被激化而不稳。现在看到不少暴力拆迁的视频,令人发指,这种非法现象应严厉问责,马上制止。第三,我国宪法现在也承认了社会多种的利益群体,出现了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即便以后出了阶级差别,也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耀邦同志在文革中,就认为我国的国家机器具有社会调节的功能,反对“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极端、恐怖的观点。最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耀邦同志一贯强调“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他说的富民思想,乃是概括了我党改革开放内容的本质思想,可以先富后富,但绝不能两极分化,出现特殊的官僚权贵利益集团,从而形成尖锐对立的贫富阶级。

 

由于他对执政后的共产党有了这种认识,所以他才强调“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他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是最讲信誉的”,他迫切希望让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人民团体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他要求抓紧各方面统战朋友政策的落实工作,并说“是我们在许多方面对不起党外朋友,而不是人家对不起我们”,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超过了其它任何政治力量,所以我们成了领导的党。

 

我认为以上这些思想,使他讲了统战工作的这篇讲话,并把周恩来誉为从事统战工作的第一模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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