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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声号角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17-06-08   来源:沈宝祥编著《胡耀邦在中央党校》
   

十年“文革”和长期以来“左”的政治运动,铸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急盼解决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中,中央党校更是积案成堆。

 

1957年,在康生指令下,中央党校把学员留下搞反右运动,有近百人被定为右派分子。

 

1964年,在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运动中,列为重点对象的有45人,其中有的被作为反党分子,许多人被扣上了“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宗派活动”,“攻击三面红旗”等帽子,受到处分。

 

十年“文革”中,康生指使造反派在中央党校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冤案。

 

19671月,陈伯达、康生把中央党校三百多人的群众组织“红色战斗团”(“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由陈伯达出面宣布)。

 

196710月,康生、陈伯达将“中央党校联合指挥部”李广文、桑子桢等人打成“李桑反革命阴谋集团”,因此案受牵连的达四百多人。

 

据统计,在十年“文革”中,中央党校有32人被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特务”、“现行反革命”等帽子,有14个处室以上及校级领导干部被定为“犯走资派错误”或“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对230人进行了所谓“历史审查”。上述同志中,有45人被开除出党或取消党员资格,受其他各种党纪处分的30人,开除公职遣送回乡的10人,关进监狱的10人,处分面占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十。这是党校成为“文革”重灾区的重要标志。

 

耀邦同志对平反中央党校的冤假错案十分重视。在整风会议期间,他就建立了落实政策的临时机构,具体抓平反冤案的事。在整风会议上,他一再讲平反冤案,落实政策的问题。

 

耀邦同志517日上午同七位同志谈话中提出,落实政策,我们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不是按照哪一个同志过去怎么讲的办事,因为你反映的情况错了嘛!落实政策是以事实为准,以党的政策为准,不是按照哪一个人说了怎么办,这不涉及对中央那一个同志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毛主席过去就因为情况反映错了,他自己作了修改。

 

耀邦同志在617的整风会议上提出,党校多年来受处分的人相当多的。我们必须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落实。我同某些人交换了意见,请各小组讨论一下,可不可以这个会议的形式,对这些比较重要的案件经过讨论作出决定。

 

耀邦同志以上几次讲话表明,他在以后大规模平反冤案的理念、主张、原则,在中央党校的平反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比如,以事实为准,以党的政策为准,不是按照哪一个人说了怎么办为准,等等,

 

耀邦同志以后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很明显,这里讲的是其雏形。

 

在整风会议开始不久,耀邦同志就着手抓具体案件的平反。19696月,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副主任江流,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74,耀邦同志提议由他自己和冯文彬等几个老同志一起(当时中央党校连临时党委都没有),审阅落实政策领导小组送审的“关于江流的复查意见”,批准为江流同志平反。

 

在此同时,耀邦同志又抓了“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的平反。

 

“文革”开始,中央党校同北京各大学和中央机关一样,出现了所谓的“群众革命组织”。首先出现的是“红旗战斗队”,很快又出现了另一个群众组织,叫做“红色战斗团”(“红战团”),规模相当大,据说有三百多人。这两个组织都自称是革命组织。“红旗战斗队”很快就得到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直接操控中央党校)的支持,而同“红旗战斗队”对立的“红战团”则处于被压的状态。两个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当时中央的方针是,鼓励各个群众组织大联合。可是,19671月,陈伯达和康生却把“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由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出面宣布。就这样,把“红战团”打垮了,“红战团”的头头有的被关押,许多人被批斗,所有成员都蒙上参加反动组织的恶名而抬不起头来。

 

耀邦同志主持整风会议,于810作出决定并宣布:经过整风会议各小组和全校同志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把“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是错误的,应当予以平反。因“红战团”问题被拘留审查和被定为敌我矛盾的,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开除党籍或受其他党纪、团纪处分的,应予取消。

 

在这次整风会议上,耀邦同志就“红战团”的平反,进一步讲了平反冤案的重要性。他说,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是我们全党的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坚决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办事的问题,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够实现华主席、党中央所提出来的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问题,关系到恢复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问题。总起来说,关系到我们是不是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毛主席的路线办事的问题。在这个关系大是大非的重大问题面前,我们全党绝大部分同志,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坚决的,呼声是很高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在耀邦同志的领导下,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也在一个一个地抓紧办理。

 

 在中央党校落实政策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位同志在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论时,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在平反时,具体负责落实政策的一位同志对他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论,是毛主席领导的。此事反映到耀邦同志那里。他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那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于是,校临时党委决定,再设一个落实政策的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那位同志的问题也得到解决。

 

平反冤假错案,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但在宏观上,迟迟未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央党校的平反冤案工作,走在了前列,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耀邦同志的眼光不限于中央党校,他更为关注的是全党全国范围内冤假错案的平反。他决定采取措施推进这个重要而又紧迫问题的解决。他决定通过一篇文章来公开地大声疾呼地提出这个问题。

 

耀邦同志找文史教研室的青年教师杨逢春来撰写这篇文章。他对杨逢春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杨说,“怕倒不怕,不知究竟要写什么。” 耀邦同志说,“是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杨说,“我不熟悉党的干部政策呀!”耀邦同志说,“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再找两位同志帮助你。”他找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扬和党的建设教研室的陈中两位比较老的同志参与,同杨逢春三个人一起搞。就这篇文章的写作,耀邦同志同他们三人谈了两个半天。他说。现在,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提出,文章要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题目就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他比较具体地讲了文章的构思和框架。

 

依据耀邦同志谈话的精神,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三个人很快就写出了一个初稿。这篇文章在耀邦同志主持下,同《人民日报》的同志一起,经十七次修改才定稿。这篇文章真是做到了耀邦同志常讲的精雕细刻。

 

1977107,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刊登了整整一版。

 

这篇文章首先指出,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重要的是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文章说,“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影响很坏,流毒深广,危害极大。文章进而指出,至今有的同志、特别是有的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仍然认识不足,有的甚至还有抵触情绪,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文章明确提出要求,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当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

 

耀邦同志指导撰写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祖国大地。这篇文章使千万个蒙冤受屈的家庭看到了希望。一个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有的说,看了文章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一个长篇电报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家子人可以盼到天亮了。

 

这篇文章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很成功,这也使耀邦同志的信心大增。他在1012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阐述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用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精神,谈了党的一个重要问题,用马列主义观点、毛泽东思想观点,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有几段分析得比较透,台阶论分析得比较好。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

 

这篇文章,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个号角。

 

这篇文章发表一个多月之后,即197712月,党中央即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从客观上说,这篇文章也可看作是中组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宣言书。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得到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质疑者、反对者也不乏其人。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的一些人,尤其是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则提出质疑甚至反对。一个自称是某省省委组织部的人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社责问,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不有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的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许多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的人提出种种近疑和责问。鉴于这种情况,耀邦同志继续指导杨逢春等人撰写了五篇文章,针对一些人的反对意见和疑虑,进一步阐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97712月,党中央任命耀邦同志为中央组织部长,从此他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中组部,全力以赴地抓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他在中组部创办了《组工通讯》这个刊物,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一般由《组工通讯》撰写和发表文章,但在重要时刻,他还是让《理论动态》参与。

 

1978918,中央接受耀邦同志的建议,召开信访工作会议,并由耀邦同志主持这个会议。925,耀邦同志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还很重。为什么有些地方落实政策搞得好,有些地方不那么好,甚至很不好?关键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他指出为什么有人对落实干部政策总是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呢?就我们的同志来说,我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问题,一种是有私心杂念。认识问题比较好解决,私心杂念问题就难一些。我这里说的私心杂念,主要是指有些同志过去主持或参与搞了一些错案,伤了一些同志,现在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他们口头上也说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怕否定自己。

 

耀邦同志鲜明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就是在落实干部政策上著名的“两个不管”。耀邦同志的讲话,引起信访工作与会者的热议,多数人支持耀邦同志的讲话,赞成“两个不管”的思想,但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态度。

 

会议就耀邦同志的讲话发了简报,但删去了“两个不管”的内容。耀邦同志问为什么删去这些内容,回答是,某副主席让删的。不仅如此,会议简报还刊登某些思想不通者的发言,实际是借此批判耀邦同志的讲话。时至19789月,在党中央召开的信访工作会议上,还发生这样的情况,这说明,在平反冤假错案上,阻力还很大,矛盾还很尖锐。

 

针对以上情况,耀邦同志要理论动态组撰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这篇文章刊登在1120日出刊的第98期《理论动态》。耀邦同志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做法,提议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将此文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报纸广泛转载。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这篇文章,从历史的高度阐明了平反假错案的重大意义后指出,搞好平反冤案,是人心所向,决不可等闲视之。那种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采取能拖则拖,能推则推的态度,那种拖泥带水、给人“留尾巴”的做法,是对林彪、“四人帮”没有义愤,对人民缺乏感情的表现,是对党、对人民严重失职。人民群众对他们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

 

文章在最后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段话基本上是照抄耀邦同志在信访工作会议的讲话,但又加以强调,提出不管什么案件,不管是什么人定的,错了都要改正。

 

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而且,正在热烈议论几个由毛泽东错定的大案件。耀邦同志将这一期《理论动态》带到会上,得到普遍的赞扬,对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促进作用。耀邦同志对理论动态组同志说,平反冤案的文章,中央工作会议上反映很好,陈丕显、万里都说好。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的公开发表,“两个不管”昭然天下,标志着“两个凡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禁锢,已经被推倒了。

 

这篇文章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推进了平反冤案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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