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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金泉:忆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
作者:梁金泉      时间:2017-04-13   来源:沈宝祥主编《胡耀邦在中央党校》
   

197733,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决定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我随他到党校做秘书工作,现将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前后的我的片断记忆写下来,作为纪念。

 

 

 

  在艰难的条件下来干事情,我们的

 

 时间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接到中央的通知后,耀邦同志先让我了解了一下党校的情况,做了一点准备。我除了向他汇报了了解的情况外,还对他说:您19757月去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曾说过:这可能是党分配给您的最后的工作机会了。一年八个月时间,变化如此之大,现在又安排您去中央党校工作了。他说:“看来,我们这些人注定是要在艰难的条件下来干事情了。你到我这里来工作一年多了,这一年多,干事情不到四个月,就又折腾了一次,现在要到党校去,我实际上已向中央立了军令状,半年内或更短时间内就开学,倒不是谁一定要我这样,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时间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耀邦同志说的“干事情不到四个月,就又折腾了一次”,是指19757月,由叶剑英提名,经毛主席批准,邓小平派耀邦同志去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工作的事。

 

当时,交给耀邦同志的任务是抓紧对科学院进行整顿,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耀邦同志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他以充沛的精力,自带干粮,中午在办公室啃冷馒头,争取时间,争分夺秒地工作,正像他自己所说:“拼了老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耀邦同志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实干家,他不是满足于做一些一般的调查,写一个报告,作一个规划。当时,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帮派人物明争暗算,进行破坏捣乱,还不时向上打小报告,给耀邦同志的工作制造困难。耀邦同志面临着同“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正面交锋;要收拾烂摊子,开创新局面;要把被“四人帮”搞散了的科技人员队伍重新整合起来;要把搞乱了的思想重新端正到正确的轨道;要把搞乱了的科研秩序重新建立起来;要鼓舞人们的信心和干劲,把科研搞上去,为四个现代化再做新贡献,任务繁重。为此,他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他在组织撰写《汇报提纲》和开展科学院各项整顿工作的同时,冒酷暑,不辞辛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跑遍了科学院在北京地区的研究所,在那里,与干部、科技人员、职工举行座谈,讨论科研项目,听取建议,解除知识分子的思想枷锁,调动大家的科研积极性,与“四人帮”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成效。他耿直的骨气、无畏的精神、率直的性情、奔放的热情、睿智的才华所形成的性格魅力,塑造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感染着、鼓励着、长久地影响着人们,使科技人员倍受鼓舞,看到了希望,激发了斗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120天中,讲了许多话,他那些特色鲜明热情奔放、亦庄亦谐的话语,深深感染了广大科技工作者,令人难忘。他有关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丰富的语言和思想,特别是他那些慧眼独具、富有创造性的政策性言论,更反映出他深邃的思想。他冒着风险,从实际出发,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科技工作是做得好的;明确提出科技人员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贡献就是最好的政治表现;他十分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提倡“拿来主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倡导弘扬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崇尚科学”、“报国之志”的品格和情怀,激发科研热情为实现“四化”服务;他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提倡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要只争朝夕,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最基本的基本建设”,“五子登科”为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解忧;拨开“白专”迷雾,为科研撑腰,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要解决所学非所用,恢复所长、室主任的职权;搞科研,要依靠科技人员、要敢于强调有成就,要刮十二级业务台风。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一个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理论命题,它的提出,对确立科学技术在治国方略中的极端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提倡重视科技工作、重视科技人员、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所有这些,大都是针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对科学技术工作的破坏言论和行为,在中国科学院科研第一线开展的针锋相对、面对面的斗争。广大科技干部、技术人员倍受鼓舞,逐步形成了科研的热潮。也正是如此,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四人帮”以及帮派势力,他们组织了疯狂的反扑,把耀邦同志污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四名黑干将之一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击和迫害,在科技战线逐渐形成的大好形势,被他们毁之一旦。

 

1975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在中国科学院对耀邦、李昌等同志的打击迫害日趋升级。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接到有人打来向耀邦同志致意、问候的电话,称“请转告耀邦同志,我们支持他,我们想念他,请他多保重。”开始时,我还问来电话的人是谁,他们说“是科学院有良心的人”,因为担心有人监听,后来我也就不问是谁了。耀邦同志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积忧成疾,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吃了大半年的中药。在此期间,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所受冤屈的话,也没听他说过一句失去信心的话。他不相信有些事会是毛主席定的,曾想直接向毛主席写信,陈述自己的建议、想法。不少同志劝他说:毛主席身体不好,有“联络员”在他身边,他老人家一定很难见到、听到您的建言。在这段时间里,他遇到难以排解的问题时,我就打电话请不惧“四人帮”淫威的李瑞环同志到耀邦同志家来一起交谈。李瑞环同志是他在青年时期与耀邦同志结下的、一直没有断过联系的朋友,他们无话不谈,谈得很投机。

 

19767月,中国科学院的帮派势力,不许耀邦同志身边的人和家属跟随,拉耀邦同志去大连开所谓的“批判”会。在大连,不知让耀邦同志吃了什么东西,呕吐肚泄,不得不决定送他返京就医。但在途中,遇到唐山大地震,与耀邦同志失联了近三天。我曾去科学院找到当事者打听耀邦同志的消息,他们说联系不上。我让他们向中央报告,并让他们给家属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后来才知道,是火车行至山海关外,正遇上唐山大地震,不能前行,火车又返回大连,才乘飞机回到北京。在这段时间里,耀邦同志就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拼命读书,读马列经典著作,研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文革”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他认定,“四人帮”长久不了,正义和光明一定会到来,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大有希望的。

 

1976107,我从外面兴冲冲回到家,耀邦同志手拿一树杈,正在撵死长在院子里椿树树皮缝里的虫子,还没等我说话,他说,“我知道了”。他举起手伸出四个手指头,用树杈狠狠地撵了一下,然后手一挥,笑了,长时间来,我没有看到过他这样舒心地笑了。

 

耀邦同志说:“粉碎‘四人帮’,全党高兴,全国人民高兴,是民心所向,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谁与人民为敌,谁不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谁就完蛋。”当时,他请来访的叶选宁同志给叶剑英同志带信:“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应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个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件大事特别重要: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现在看来,这三句话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说的是政治方向上要正确,是非要分明,要拨乱反正,社会要公正,民心要理顺,要下大力量抓经济建设,以惠及民众。耀邦同志认为,人心顺了,才有生产的积极性,才有生活的乐趣,人际、社会关系才会和谐。人民群众,是党的组织基础,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当时耀邦同志的所想所思。同时,他清楚地知道,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并没有发生人们所期待的根本变化。“文革”以来一成不变的模式依然固有,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继续禁锢着人们的思想。27,两报一刊发表的《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一面是耀邦同志经过对“文革”的深刻分析和对社会、民意的考量所形成的必须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思路,一面是“两个凡是”的工作方针,所以耀邦同志感慨道:“看来,我们这些人注定是要在艰难的条件下来干事情了”。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在中央党校的工作。

 

 

 

要拿出一点精神来,准备掉几斤肉,

 

尽快打开局面

 

 

 

党校要达到复课的程度,并非易事。1969年,中央党校的教职工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校舍也被占,学校的正常教学早已瘫痪多年。学员宿舍有的成了外单位一些人员的家属宿舍,修复量很大,就连给学员供水的锅炉的修复,一时竟成了大难题。类似这样的后勤保障工作,都难以办成,很是令人着急。耀邦同志把冯文彬同志调到了中央党校,委任为副教育长,负责落实后勤方面亟待解决的工作。有些事情,耀邦同志亲自出面与北京市相关部门协商后由冯文彬同志再具体落实,每走一步,都要费些周折才行。举步的艰难,不仅在后勤方面,更令人着急的是在教学工作方面,教材、教员、教研室以及整个学校组织领导和运作架构,都需要重新组织建立。耀邦同志深感时间紧迫,他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家住城里的同志,如果工作不忙,每周可以回两次家;周三晚上回去,周四一早上班,周六晚上回去,周一正常上班;如果工作忙,一周回家一次就可以了。这些规定他都身体力行。当时,我们住在中央党校北侧一栋双层宿舍楼中的一套房子里,楼上是卧室、办公室,楼下客厅就成了小会议室,许多工作是在这里运筹决定的。我们的用餐,是从校集体食堂打回来的。一次我陪他散步,他说:“摆在面上的这些困难,要想办法解决,也能够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阻力解决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办什么事情不会轻而易举,我们这些早一点出来工作的人,就要拿出一点精神来冲破阻力,把局面尽快打开。斗争可能是尖锐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太多了,所以要辛苦一点,要准备掉几斤肉,把工作做好。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很有意义的。将来我们要写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我今年62岁了,能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要争取时间,加紧工作。”

 

他对教材准备、教师队伍、学员入学准备、校务、党务、开学典礼准备、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做出部署,分工到人,提出具体要求。他的精力则侧重在教材准备和肃清“四人帮”影响的相关工作上。他嘱咐我说:“工作头绪较多,要安排好时间,要衔接好各项工作,不能顾此失彼。”他又安排党校的陈维仁同志来办公室,侧重搞教学、教材和理论宣传的相关工作。在繁忙工作间隙,为了疏解紧张的气氛,耀邦同志有时也会哼上几句京剧,颇有点言派的味道。他特别喜欢《穆桂英挂帅》中采药老人的唱段,特别是唱词中的“抖一抖老精神”一句,以给自己加油鼓劲。

 

耀邦同志在一次谈到党校复校的组织准备工作时说:“领导机构,五个教研室还是七个教研室,要增加力量,重点是党史党建,找有素质的人来,把主任、副主任安排起来,就有人管事了,体制要定下来。学校党委搞起来,教育长、副教育长,6月前完成,包括进人、支部、机构、领导班子。”为了解决教员问题,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几个月的时间,先后调入48名教员。设置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和党的建设等五个专业教研室。

 

编写教材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他组织了一个精干的班子,自己也亲自参加。一些重要编目,是耀邦同志提出并找来阅读定下来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地与各教研室反复研究,他几乎对所有选用的文章都读了一遍,亲自审定了教材。这套供学员学习的教材,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四个部分,共四册约100万字。

 

中央党校1977925如期复校开学,凝结了耀邦同志和党校同志的辛勤和汗水。这一天,迎来了党校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新学员。这期学员共807人,分成三个班,高级班147人,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党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和部队军以上的干部,以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级班496人,学员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司局长,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厅局长,地委常委和部分优秀县长;宣传工作干部训练班164人。学习班学习时间从2个月到7个月。耀邦同志说过:“这是强化培训,解决急需,要搞几期,今后则要做出规划,在党校对干部进行培训,这是一项干部队伍的基本建设。”

 

109,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

 

 

 

 贯彻“实事求是”的校训

 

 打破枷锁,拨乱反正

 

 

 

如果说19757月,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所进行的工作是着眼于一个单位一个系统的话,那么19773月他开始在中央党校所进行的工作,则是在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并结合党校的任务,着眼于全党、全国,特别是在思想上、理论上,干部问题上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耀邦同志主要是研究阅读哲学和社会科学一类的书籍,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文革”,作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为他到中央党校后,冲破极“左”思想的束缚,否定“文革”,拨乱反正,作了较好的思想准备。他开始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付诸实践,为尽快摆脱极“左”路线的束缚寻找突破口,为干部、知识分子能够有尊严的生活勇闯禁区,为国家早日步入正常的发展道路积极探索,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做着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实干家形成的总体思路,所进行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7年上半年,在党校准备开学的大量工作的同时,耀邦同志鲜明地提出,在党校要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澄清是非为重点开展整风。他说:“这次整风必须有针对性,针对‘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要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马克思主义怎么说的,‘四人帮’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他说:“这些颠倒了的东西,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他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枷锁必须打破,思想必须解放。一个是要打破组织上的枷锁,即平反冤假错案,把干部从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一个是打破精神上的枷锁,即在理论上、思想上从‘极左’路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些要从我们党校开始,要从这次整风会议开始。中央党校要成为坚持马列主义的坚强阵地,成为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典范。”他说:“在中央党校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要加一个‘不装袋子’的‘四不主义’。”激励人们解放思想投入到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的斗争中去,投入到打碎枷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斗争中去。

 

耀邦同志曾说过:“你看到校门口迎面‘实事求是’那几个大字吗?那是1943年毛主席为延安中央党校的题词。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文革’,为什么会受挫折,为什么会出偏差,为什么会犯错误,对一个人,一个党来说都一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贯彻好‘实事求是’这个原则。”他认为:“当前,中央党校,在思想上和工作中首要问题就是要贯彻好‘实事求是’这个要求,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把党校办好,要在全党带个好头,起到好的影响作用。中央党校是教育党员干部的最高学府,党校的职能和地位,要求它要有精确、适用的理论教材,优秀的教、职员队伍,良好的学风。党校要用自己的能力,解决好党校的问题。党校历史上就积存一些问题,‘文革’又是重灾区,干部、职工中积蓄了一些怨气。有的人在观望,有的人沉闷,心难平,气难顺,严重影响着教学和其他工作的顺利开展。当前要着重解决那些还在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和路线是非的问题。要选好突破口,要采取稳妥、有效的方式进行。深入开展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其影响,可以采取整风的形式,学理论、摆事实,讨论、辩论来分清是非。”他直接领导、组织专门班子,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全国率先为中央党校99名“右派”分子全部平反,为被康生亲自插手中央党校“文革”运动,而被打成反动组织的全体人员恢复了名誉。

 

压在党校人头上的一座大山是康生。早在50年代康生就以中央理论小组成员的身份插手中央党校,是党校反“右”扩大化的元凶。耀邦同志说过,康生历史上干过不少坏事,“文革”中他又充当了“四人帮”的帮凶,他随意点了一大批人的名,把他们打成“特务”、“反革命”,他的问题的揭露和清算,那是个时间问题。当时康生虽然已死了,但却给了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头衔。对这个显赫人物还没有人公开触动。一天下午,有人带了个口信,说在党校学员楼墙上,有人贴了一张揭露康生的大字报,有不少人在观看。我向耀邦同志报告后,耀邦同志说:“我们应该有所动作,有个态度,现在群众正看着我们,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对群众的心理和党校今后的建设影响很大,因为康生在党校插手太深了。走,我们去一趟。”我问“去后和群众怎么讲?”耀邦同志说:“我们就是去看大字报,看后不用讲话,这本身就是态度。”事后,果然在群众中传出,耀邦同志看揭露康生的小字报了,耀邦同志支持我们揭露康生。中央党校率先揭露康生,对后来大批解放干部的工作,澄清一些理论是非的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康生问题的揭发,不仅在中央党校有历史意义,在全党全国也是有极大影响的事,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康生的正义审判揭开了序幕。这件事使党校人心大振,对党校正在进行的揭批林彪、“四人帮”和复校工作都起到了直接的、有力的推动作用。

 

 

 

党校应该成为理论阵地,作风模范,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党校应当成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强堡垒,成为发彪光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模范。”以后,将坚强堡垒改为坚强阵地,简称一个阵地,一个模范,就是理论阵地,作风模范。这就是耀邦同志提出的中央党校的办校目标。

 

耀邦同志说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我们要靠得牢牢的,一刻也不能背离。但是理论如果不面对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那就不叫背靠。面向什么实际?面向党内外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和今后经验教训的实际。实际的范围宽广得很,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矛盾,就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只是一时一事地面向实际,而是必须长期地、不断地下苦功夫去面向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就是实际。理论离开实际,就失去了理论的生命线。”

 

耀邦同志认为,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没有正确的行动。他从当时全党、全国形势的发展需要出发,大力倡导理论要指导现实工作,要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在中央党校复校工作中,他提出当务之急是适应揭批“四人帮”以后开展工作的要求,“尽快轮训一线的干部,可以分期、分批开班。要尽快把在一线的县一级主要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强化培训,使他们尽快从‘四人帮’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尽快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注意是‘真谛’,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跟上形势的需要,在一线担负起指挥员的责任。从中长期干部教育工作考虑,要重新规划党校的教学工作。”从马列主课设计、经典著作的选择,党史党建教学计划、教材的安排,他亲自参与完成了党校有史以来第一部马列经典著作选读本的编选工作。

 

耀邦同志认为,中央党校除了有一整套马列主义的教材以外,还要有一支精良的教师队伍。他说:“光有经典著作还不够,还必须搞好教学,特别强调教师的自我素质的提高,特别强调教师讲课一定要回答现实问题,回答学员提出的问题,回答学员回去后怎么干的问题。教师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气魄,解放思想,面对现实,面对实际,把课上好。课程设置,要以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和干部工作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要基本理论观点和现实问题相结合,学员要认真读书,认真思考问题,深入讨论,总结经验,加深体会。要做到在结业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时,在思想理论和党性党风方面、处理工作问题能力方面有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在全党推进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要在党校轮训干部还不够,还要尽快发挥出中央党校在澄清理论是非中的作用。耀邦同志清楚地知道,把“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颠倒过来,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人们的头脑还被各种荒谬的思想和“四人帮”造神所盛行的个人迷信所桎梏。耀邦同志曾讲过:“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一个叫《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校刊》是文献性质的,《简报》是向中央报告情况,《动态》的任务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完整地、准确地阐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把‘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的工作中发挥作用。这个刊物登载的东西,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自己动手撰写,不要长篇大论,不当重武器用,只当手榴弹用,向这个政治漩涡里投下去,掀起点波澜就可以了。”

 

说到耀邦同志办刊物,我曾看到过胡德平同志写的一个资料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耀邦同志自参加革命工作,加入共青团、共产党以后,就和文字、报刊、宣传、理论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的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他就参与了《时刻准备着》、《青年实话》的编辑和主编工作。在延安抗大工作期间,他又主编《思想战线》期刊,并请毛泽东同志写下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刊登在期刊上。解放后,在共青团工作期间,他对《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更是关心、指导有加。这里又让我想起他从党校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又在中组部办了《组工通讯》和内部刊物《要情反映》。《要情反映》是他向中央及时反映组织、干部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的刊物,许多重大案件的平反,大都先用这个刊物先向中央反映过。后来他到中央任秘书长兼中宣部长期间,在中宣部也同样重视刊物的作用。

 

这年7月,《理论动态》创刊。刊物初办时,耀邦同志说:“现在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思想问题太多了,《理论动态》要采取短小精干的形式,理论观点要准确,要鲜明,夹叙夹议,一期就回答一个问题,一般两千字左右,三、五分钟就能看完,看了就能回答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学员人手一份,奉送,作为教材。还要想办法送到每个省部级干部的办公桌上去,不占他们多少时间,就能重温一下正确的、不走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以及时适应拨乱反正的工作要求。可以和书店联系,内部发行,这样看的人就会多一些,因为来党校学习的还是少数人。而人们特别是干部现在最迫切最需要的是回答一些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问题。重点是选择同解放思想,指导现实的重点问题进行科学的、富有说服力的阐述。五天一期,要保证不能失信。”

 

因为人力和条件所限,九位筹办刊物的同志担心五天一期难度较大,我曾向耀邦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耀邦同志说:“干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给自己定目标,自己给自己压力,看准了,想清楚了,就要下定决心拼命去干,这是办成事情的诀窍。五天一期,不要退下来,这样才能把大家调动起来,只要干起来了,大家也就习惯了,这样才能锻炼出一支好的工作队伍。当然,以后怎么样,可以看发展,起码目前不松口,五天一期,逼着上马。”这就是耀邦同志日常工作的习惯,他不仅要求别人这样,他也是这样要求和安排自己的工作的。在开始阶段,《理论动态》多数文章是由他出题,并找有关同志商量写作提纲去写作。对别人起草的文章,他都认真阅读修改,他自己撰写的文章同样要交给其他同志去修改。吴江、孟凡、沈宝祥等工作人员,在耀邦同志的感染下,从工作作风、理论研究、写作技能等方面也都受到极大的教益。

 

《理论动态》刊登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武装了一大批工作在第一线的干部的思想。《理论动态》为全党确立正确的理论观点,进而指导现实工作,在全党干部理论学习和教育工作形成立体格局,尽到了中央党校的职责。

 

阅读《理论动态》前期的文章,可以了解当时社会上究竟发生着什么样的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耀邦同志指导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们有什么破解的思路。“文如其人”《理论动态》的观点、文风有自己鲜明的品格,也反映出耀邦同志的品格。《理论动态》的宗旨是对人民、对党的历史、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它的文风是言之有物,短小精悍,它的学风是领导和工作者互为师长,同学互免。可以说,《理论动态》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在震撼人心的思想解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先行和拓荒者的作用。这年的1210,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同时仍兼了一段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理论动态》照常在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下出刊。大家所熟知的经耀邦同志亲自修改审定的1978510《理论动态》60期刊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11,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九家主流报刊相继转载,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这一讨论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它的历史意义,至今更为明显。《理论动态》对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等多方面问题的讨论,比如关于生产目的讨论,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方面工作的讨论,都引起了群众、干部的极大共鸣。耀邦同志花了大量心血办《理论动态》,对《理论动态》的重视和厚爱,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留下过一句话:我死后,要写上一句“生前办过《理论动态》刊物”。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1977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散会后,说起会上他曾就解决套在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的组织枷锁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还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遭到贫穷的困苦和遭到冤屈的折磨,对一个人来说,哪个使人受到的伤害更大。我说,如果是我,宁愿受贫苦而不愿受冤屈。他问为什么?我就又说起了他知道的我的一个三舅哥被人诬陷,被公安局抓走,后又放回,但不结案,两年后罪犯再作案被抓后,交待出那个案件是他所为的事。在这两年中,折腾得三舅哥人不成样,全家人为此而上访告状,误了工,花去了大部分工资收入,生活都受到极大的影响,为的是讨个清白,宁愿生活受苦的情景。他听后说:“能理解。现实是没有想到,也是难以接受的是,我们立志为人民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出现了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那时候,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家庭,积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人们愤愤不平,国家、人民的生活处在压抑之中。当务之急就是要拨乱反正,要全面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把受冤屈的人解救出来,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耀邦同志亲自拟题目《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由中央党校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撰写。这篇文章,耀邦同志找作者交谈、修改近20次,并选择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1977107在《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在中国大地引起强烈反响,有的人奔走相告,有的人甚至燃放鞭炮,还有老同志高兴地喝了酒,更多的是有冤屈的人,拿着这份报纸找有关部门上访反映问题。光《人民日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到1万多封来信来电。两个月内,文章作者收到的电报、信件可装两麻袋。中央有关部门也收到大量群众的申诉信和来访。耀邦同志对这一状况评价说:“这篇文章接触到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了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势在必行。在这个时候,耀邦同志就感到各行各业,从上到下,许多工作要开展,急需要大批思想路线对头的干部,他考虑要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地、县以下,主要是县级骨干,在党校进行短期强化培训,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弄清楚、把政策交待清楚、把问题和要求及办法交待清楚,回去马上开展工作;省、部级干部,凡马上能出来工作的安排工作,需要弄清楚情况的尽快弄清楚情况;更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尽快接回北京(大批人被遣送到京外省份),检查身体、治病。需要弄清楚情况的,尽快弄清,等待工作;各级党校和组织部门尽快考虑培训各类干部、要特别制定出培训青年干部的规划,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

 

19771210,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在中央组织部,他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率领组织部门的同志并推动全党、全国各地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冲破阻力,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的新局面。1978年至1982年的统计,耀邦同志带领和推动有关部门,在全党全国持续进行了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从平反“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到纠正“文革”前乃至建国前的冤假错案,全国涉及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二百九十万人,“文革”前的历史遗留案件一百八十八万件,平反纠正约三百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纠正错划右派五十四点七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十二点五万人,为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

 

 

 

深入思考,科学总结,搞好党的建设

 

 

 

耀邦同志视工作如生命,勤奋读书增长知识,勤于思考总结提高,则是他生活组成中分量很重的要素。为什么把自己安排得这么紧,他说:“我很羡慕有的同志很潇洒,拿得起放得下,我就不行,一天24小时几乎都在紧张状态,要么办事情,要么读书,要么想问题,也习惯了。为什么?责任重啊!我们事业已经耽误了不少宝贵时间了,再也耽误不起了,必须勤于思考,及时总结经验,把工作不断向前推进,一刻也懈怠不得!”

 

在中央党校工作的9个月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唯一喘口气的时间是在校园里散散步,就是散步,也是急匆匆的,还要想问题,探讨问题,想到、议论到重要的问题,有了新的重要想法,他往往终止散步,回到办公室再顺着思路,边议边想记载下来。在这期间,他所想的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文革”的教训问题,拨乱反正的问题,搞好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问题。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不能失信于民,如果我们不把国家建设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无法去见马克思,我们的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谈话中说道:“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乱了。现在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搬掉,才能使全国人民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重视纠正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多次讲到这方面的问题。他说:“集市贸易,怎么会产生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概念还是前几年的概念。什么堵资本主义的路,资本主义的路当然要堵,但你堵的是什么东西。现在不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割了社会主义的一条腿。把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个很大的错误。为什么1955年后一直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剥夺农民,我们可厉害呢!现在还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二十几年来,基层干部,县委书记怕得要命,不怕穷,就割资本主义尾巴。”

 

耀邦同志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他曾对我说过,“在中国做领导工作,不懂农业,不重视农村、农民工作,是不可想象的。林彪、‘四人帮’不懂农业,不懂农村工作,他们推行的那一套,破坏了农村发展的基本条件。”当时全国粮、油产量不及1957年的水平,农民人均收入不到70元。

 

对农村工作的思考,对农业问题的重视,对农民生活的关心,使耀邦同志在走到中央领导岗位后,连续下发了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还有其他文件。耀邦同志主张,一年之计在于春,中央每年一号文件要发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把中央的想法、政策,告诉农民,告诉基层干部,以便他们谋划全年的农业生产。在这些文件精神的推动下,以包产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成为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农民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迸发出空前的智慧,创造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得到了发展,农民收入逐年提高,振兴了中国农业经济。

 

关于党建,耀邦同志谈到过如下一些重要观点和想法: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执政党的历史责任就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能否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不辜负老百姓,不辱使命,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出现“四人帮”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党内出了问题,殃及国家和人民。要总结发生的“四人帮”现象,要接受教训,要警惕党内再也不能出这样的问题。怎么看待“四人帮”和其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他们是一伙打着“防修反修”的幌子的封建专制的代表,是一群破坏性极强的流氓无产者。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要想得逞,必须具有流氓性才能售其奸诈。我们揭批“四人帮”,要研究产生“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四人帮”成员和他们以往生活的地方和社会环境,地痞流氓、帮会势力、封建买办等势力残余和影响,是造就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结帮营私、结帮篡党,搞法西斯专政,谁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就横加罪名,什么右派翻天,老保翻天,右倾翻案,现行反革命等等。他们用阴谋,用恐怖高压维护其胡作非为。他们用的就是这样一套,所以他们的本质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而是封建专制的东西。我们说他们的行为与产生他们的社会基础残余和影响有关,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西藏农奴主的行为是什么,是割鼻子,剪耳朵,挖眼睛,剥人皮那一套野蛮的行径,这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历史、文化的反映。揭批“四人帮”要看清“四人帮”的本质,他们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制的那一套。那么“四人帮”现象对我们党来说,应该有什么教训呢?必须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十分警惕“四人帮”式的人物混进党内,再来糟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群众。

 

除了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它的先进性则是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这就是我们中央党校的职能所在。“四人帮”把我们国家糟蹋成这个样子,其中有一条就是以假乱真,篡改马列、主席的东西,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什么他们会得逞,就是我们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弄不清真假,又无力反驳,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不要再让什么样的政治骗子牵着鼻子走上邪路上去,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切不可忘记。

 

耀邦同志认为:经过同“四人帮”的斗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问题,克服不正之风问题,增强党性问题,抓好党风建设问题。在当前,进行端正思想路线问题更显得迫切。要端正思想路线,坚定的共产党人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不容易,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二是要坚持党性原则,克服企图获得私利的杂念;三是要有勇气。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党校这段时间里,在不同场合都引用过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主义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耀邦同志特别看重,做人要有“骨气”。他总是告诫人们,做人要有原则,做共产党人更要有立场,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和一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做斗争。耀邦同志认为:“要用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工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能有两种:当我们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的时候,就可以多多少少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背离人民群众的意志,就要多多少少延缓或阻挠历史的前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翁。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个人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的。” 

 

“人们在错误路线下会犯错误,在正确路线下也可能犯错误,这里总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每个人都有个主动性的问题。我们要发挥主动性,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消极被动的。还有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我们的工作经常有成绩也有错误,要不断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就一定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明明不对,硬要说对,明明不好,硬要说好,怎么能总结经验呢? 怎么能坚持唯物主义呢?”

 

耀邦同志经常说:人贵在能自以为非。他说,“六十年代初,就从毛主席那里就听到过:‘我们有些同志总是自以为是,为什么就不能自以为非呢?’的告诫。”

 

耀邦同志认为,“人为什么要自以为非、为什么会犯错误?这是因为事物和矛盾的多样性、多变性与认识的局限性、滞后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所以自以为非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耀邦同志说:“人贵在自觉地自以为非,还因为人处在高层,接触群众、接触实际会受到一些人为的限制,听赞扬的话、顺心的话、顺从的话就会多一些,容易做出不合实际的判断,对及时纠正误差和错误不利。”1977年,耀邦同志曾谈到过:“人和人各有不同,有的健康长寿,有的身体病弱,但都逃不过自然法则,就是中国古代医书(黄帝内经)上说的,年老了,生理机能会发生变化,想问题、看问题就会不周全,就会不全面,所以人要经常自觉地自以为非。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我想身体体质强的可以多干些时日,像我这样身体体质较弱的人,趁自己的头脑还清楚的时候,就要退出领导岗位和决策层。我们要制定退休制度,这对个人、对国家、对人民事业都有好处。”耀邦同志认为,制度对保证党的肌体健康更具有根本性。

 

耀邦同志说:“他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曾经不少次受到毛主席等领导人对他的肯定和赞扬,自然是很受鼓舞,也很高兴的,但高兴从不过三天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第一天高兴的是受了赞扬,第二天想的就是还有什么不足,第三天想的是下一步又该怎么干了。”耀邦同志还常说:“我们这些人,很难达到老一辈革命家那样的思想境界,很难具备他们那样的政治智慧,很难取得他们那样的威望。像我这样的水平、能力,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倍努力学习,加倍努力工作,下苦功夫去体察情况,下苦功夫去思考、解决问题,要准备掉几斤肉、折几年寿。”

 

关于善于总结经验,耀邦同志离开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以后的岁月里,参与、主持、领导了许多有关党的基本理论和历史文献的制定工作。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典范。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建国32年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它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文件的起草,凝聚了胡耀邦等同志的心血。整个过程使全国人民乃至世界都看到,我们党对待重大历史问题,确实采取了极为郑重、严肃的态度。我们党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耀邦同志始终认为:“中国的改革始于共产党人的自我反省和远见卓识。就此而言,总结过去与开拓未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这里忆述的是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工作前后的一些片断,不能反映他睿智思想和工作的全部,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发扬光大的。耀邦同志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先做到。在他那里没有虚假,没有做作,没有官腔。他好学博学,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紧密结合实际的思想家。他支持新事物,他推崇有知识、有贡献、有作为的人才。他忠诚党的事业,爱民为民,他心底坦荡,无私无畏。他认真办事,坦诚待人。他是一个让人们从他的言行就能看到他心灵的人。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个冲锋陷阵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又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的共产党人。他的思想品格,他的人格魅力,他忘我的奋斗精神,影响、鼓舞着人们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

 

耀邦同志是一位真真诚诚、坦坦荡荡的伟人。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以此文谨表怀念之情、敬仰之意。

 

 

 

    2015316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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