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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笔宝贵财富 ——学习胡耀邦同志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论述
作者: 刘益飞      时间:2017-04-10   来源:理论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仅号召全党学习胡耀邦同志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公道正派、廉洁自律、一身正气、品节高尚、宽以待人、顾全大局、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崇高风范,而且在称颂胡耀邦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的多方面重大贡献时,特别指出,胡耀邦同志“强调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1]。可以说,在拨乱反正以来,在同时代的党的领导人中,胡耀邦同志是对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讲得最多、最系统、最深刻的人,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和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对于建设长久的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胡耀邦同志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论述至为丰富,几乎涉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至少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特别值得重视。需要说明的是,与许多老共产党人一样,胡耀邦同志在论及党内政治生活时,在不少时候也习惯称或简称“党的生活”“党内生活”“政治生活”,都是指同一个意思。

 

 

 

  一、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外人们开始深刻反思造成十年内乱、十年浩劫的根本性原因,这不仅是执政党总结经验教训之必须,而且对于保障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此,胡耀邦同志从党内政治生活层面的反思,就显得格外深刻和珍贵。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党内领导层第一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严厉抨击“文革”时,胡耀邦就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 [2] 198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之所以长期不能得到纠正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党的正常的政治生活遭到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中央的集体领导遭到了破坏。其结果,个人崇拜盛行,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也盛行,这就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其他各种坏人以可乘之机。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记取,引为鉴戒。” [3] 不仅如此,胡耀邦还从党的历史上党的路线政策与党内生活的关系,具体而深入地阐示了党内生活的极其重要性。他总结和分析党的历史上党的路线政策与党内生活、党风的关系,大体上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在党的路线政策犯大错误的时期,党内生活是不正常的,党内搞封建式的家长专断,导致党遭到很大挫折;第二种情况,党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党内生活也是正常的,但是党风不够好,妨碍了党的前进;第三种情况,党的路线政策、党内生活和党风三个方面都很好,党和人民的事业大踏步前进;第四种情况,党的路线政策是错误的,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党风严重败坏,党的威信急剧下降,这主要是“文革”十年。由此,胡耀邦令人信服地概括出党的建设上一个极其重要、并对党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基本结论,或者说是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只满足于路线、政策的正确,而忽视党的生活的建设,忽视党的作风的建设,这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 [4] 联系近十余年、二十余年的实际,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但由于不同程度地忽视党内生活的建设,导致党内生活中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的问题日趋突出,党内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尤其是一些地方党内政治生态恶化,这不仅突出影响到党的健康发展,而且明显损害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重温耀邦同志30多年前就强调的“要提高党内生活的思想性、政治性、原则性” [5] 的要求,联想到他当年就尖锐抨击的“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 [6] 的问题,回忆他在党内生活中一贯激烈反对小算盘、小圈子、小报告、小动作,并将这些称之为党内生活中的“低级趣味”的实践,由此我们更感受到耀邦同志对党内生活建设的高瞻远瞩。

 

 正是在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认知的基础上,胡耀邦总结出一个基本结论:“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首先是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 [7 ] 经过近40年的实践检验,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个结论的科学性及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准确地把握问题很重要,如何去解决问题更重要。如何去规范和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呢?胡耀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率先推出并积极推动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形成。胡耀邦对党内生活如何正常化思考的深入,使得他越来越意识到党内需要有一个全局性的、专门的重要文件来规范和指导党内生活。1978823,他在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和中组部调研室人员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讲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不能讲空话,要列出几条,称之为“基本准则”。既然是“基本准则”,那就是很“硬”的东西,应当搞一个文件。“党内的正常生活有那么几条,要写清楚。按照党章,按照宪法。这篇东西很重要,要精雕细刻地写好,重申几条基本准则。这个文件要发到全党讨论。” [8] 这个文件从酝酿到起草、讨论、审议,胡耀邦都亲力亲为,大声疾呼。19791月,胡耀邦建议将审议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列为中纪委成立后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1980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重要文件对于指导党内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作用,《准则》在党内生活中的地位,仅次于党章。36年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前后两部《准则》,相互联系,一脉相承,都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

 

 

 

 二、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和坚决反对个人崇拜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坚持党的集体领导。我们党自建党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表明:什么时候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及个人崇拜,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就正常,否则,党内生活就肯定不正常。对此,胡耀邦看得很重,强调得很多。他指出:“当党内生活不健全的时候,以个人代替组织,个人代替党委,就破坏了民主集中制。” [9] “不搞集体领导,搞个人说了算,终身制,这种制度的确会把人推向反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0] 1980年,当邓小平等几位老同志提议由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时,胡耀邦在再三推辞不成后,诚恳地提出:“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11] 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又明确地阐示了领导集体中起核心作用的人与领导集体的关系:“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制度。在这个集体里,有起核心作用的人,但不存在有法定地位的最高领导者。我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员,我自己认为尽了我的一份力量。” [12] 他在酝酿、讨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时,就明确表示:“政治生活最基本的准则,什么重大事情总要经过集体的讨论,靠集体领导,集体智慧。一个是民主讨论,不能随便打棍子,不是一言堂,个人意见可以保留。一个是组织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13] 耀邦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集体领导制度,《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讲得特别好:“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这项制度。”

 

 胡耀邦十分厌恶和强烈抨击个人崇拜,他清醒地指出个人崇拜是导致党的集体领导被破坏、党内生活被破坏的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要真正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就必须始终坚定地、清醒地反对个人崇拜。他指出,个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这样搞,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所以,个人崇拜这种根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须严肃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搞了” [14] 。他还尖锐地指出个人崇拜一类东西的实质:“‘两个凡是’也好,个人崇拜和突出宣传个人也好,都不是无产阶级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思想,而是违反无产阶级党性的腐朽的东西,是属于思想上作风上的腐败现象。” [15] 胡耀邦深知,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根深蒂固,在社会生活和党内生活中有很深的影响,要彻底消除很不容易,因此他总是不断提醒党内同志要警惕和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1979228,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他也着重讲了反对新老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也可能意识到了。就是我们党内不能再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太多太大了。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年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搞迷信可要警惕呀,同志们,以后不要搞这一套噢。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什么组织原则。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嘛!” [16] 这一次旗帜鲜明的讲话,是对新的个人迷信的又一次有力冲击。也正是在耀邦同志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1980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党内文件:“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上级及上级指示的态度。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很容易导致损害集体领导和搞个人崇拜。对此,胡耀邦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不能把上级负责人个人同上级画等号,不能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必须奉行的东西。当然,在某一个时候,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党委没讨论,没做决定,他个人发现了问题,并提出了很好、很精辟的意见,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但是,一般地说,经过大家讨论的意见,总是胜于个人的意见,集体的智慧总是超过个人的智慧。所以,把上级负责人个人的意见就当作上级的决定、指示,这是不妥当的。”“任何时候,如果不把中央、上级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意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加以具体化,满足于照抄、照转、照搬、照套,就是错误的,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还特别指出:“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负责同志可不可能犯错误?都有可能。中央的决定、中央的文件、中央同志的意见,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错误。……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成神,认为谁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什么首长到我们这里来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要说了。” [17] 今天回想耀邦同志这些话,仍然感到意味深长及其现实指导意义。

 

 

 

  三、强调党内批评和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

 

 党内批评是党内生活健康发展的动力和保障,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习近平同志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武器用得怎么样。” [18] 老实说,这个武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用得不怎么好。胡耀邦深知开展正常的、健康的党内批评对于党内生活的重要性,他多次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及“文革”教训中,浓墨重彩地强调开展党内批评的重要性。

 

 他讲:“遵义会议,就是经过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的七大之所以开得好,是先整了风,也就是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好,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有必要的斗争,才有这个拨乱反正的结果。……不开展必要的批评甚至斗争,实事求是就只能是空谈。” [19] “为了同心同德,一定要提倡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一定要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四人帮’在台上时,对同志不是搞批评,而是搞毁灭;不是要人作自我批评,而是要人搞自我诽谤。” [20] 他强调:“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更好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共产党人自我改造的最好武器。”“毫无疑问,只要我们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完全恢复并发扬光大起来,我们党的肌体就一定能够充满青春和活力,而不会衰朽。” [21]

 

 那么,如何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呢?胡耀邦认为:“批评或者自我批评,都要从实际出发,是什么错误就纠正什么错误,既不掩盖矛盾,又不夸大矛盾。批评应当充分说理,富有教育意义,有利于帮助同志提高觉悟,而不应当主观臆断,以势压人。要启发犯错误的同志自觉检查改正,不要牵强附会和‘上挂下联’。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有了认识,愿意改正,就要鼓励他们大胆工作。过去我们主要的错误是过火斗争,结果走向反面,导致人们既不愿自我批评,也不敢开展批评。我们要把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纠正过来。” [22] 他还特别指出:意识形态战线是容易犯错误的一条战线,要注意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批评的特殊性,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不要乱打棍子,“意识形态领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搞得更有说服力,防止片面性,允许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使理论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更健康,不犯或少犯错误” [23]

 

 开展党内批评,一个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党内批评要么是浅尝辄止,要么是流于形式。党内生活的实践证明,党内出现不同意见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常常与党内批评相伴而生,这本来很正常,但反思历史、直面现实,党内生活中的许多悲剧,却往往都发生在不能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上。胡耀邦深明此理,在如何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上,不仅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而且有许多独到的、深刻的论述。他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就提出过著名的“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以保障党内同志能够畅所欲言。他虽身居高位,但却能当面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在党内有口皆碑。19808月,胡耀邦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去陕西检查工作时,陕西省副省长白纪年在汇报工作时希望中央把西安至延安的铁路尽快修通,胡耀邦不以为然,说延安没什么东西,西延铁路基本上是一条政治铁路。谁知白纪年当众对胡耀邦说:“‘四人帮’说西延铁路是政治铁路,你也说是政治铁路,不是胡说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都觉得白纪年说话太出格,胡耀邦却哈哈大笑,指着白纪年说:“你这个老白啊,把我和‘四人帮’扯在一起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就在胡耀邦被选为党中央主席后,白纪年不但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不久反而被擢升为陕西省委书记。[24] 胡耀邦多次强调,在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实行“三不主义”;党里面一定要允许保留意见,尊重党员向组织直至中央反映自己意见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扣留、不得压制、不得打击报复。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胡耀邦还从理论上作了至为有益的探索。198649,胡耀邦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一文。在这个讲话中,胡耀邦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关于第一种矛盾,他认为:“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做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25] 党内许多同志都认为,实践已经证明,胡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概括和论述,不仅厘清了党的历史上曾经长期用“左”的办法、你死我活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一个理论引导。人们注意到,1980年《准则》就明确规定:“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2016年《准则》延续了这样的思路。这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上的历史性进步。

 

 

 

  四、强调党的团结和加强党的纪律

 

 党的许多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什么时候党的团结被破坏,什么时候党的生命就面临危机。胡耀邦同志高度重视党的团结,把加强党的团结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在党内生活中为什么要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集体的团结;为什么要积极开展党内批评和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呢?就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他在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谈话时,特别强调:“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政治思想上不一致是难免的,组织上保持统一和团结,有时比弄清政治上的分歧更重要。要保持团结,当然就得有保持团结的愿望,还要有保持团结的基本规范。比如,一定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更不要随意把谁打倒。一个同志有不同意见,甚至犯了错误,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应简单地开除他的党籍。” [26] 因此,他认为要着手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规则和制度,才能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以保持党的团结。他最早提议制定、并不遗余力地宣传贯彻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许多内容,如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等等,一个基本的着眼点,就是有利于保持党的团结。

 

 耀邦同志强调党的团结,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党性原则。他讲:“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要坚持原则。而在现在,就首先要求同中央保持一致”[27] ;“我们讲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在党的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28] ;“我们这样坚持党性原则,公道正派地看待每一个同志,并且以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来维护党的团结”[29] 。这些,对于我们建设长久的、健康的的党内生活,弥足珍贵。

 

 耀邦同志还坚定地认为,加强党的纪律是保持党的团结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纪律不严明,团结无保障。因此,他在加强党的纪律上大声疾呼,他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以及重要会议上,都要特别强调加强党的纪律问题。他在这方面的论述至少有三点特别值得注重:第一,强调“整顿纪律要先从党委整起,要自上而下地整,不要抓替罪羊。”因为“领导搞亲疏关系,下边就会闹派性;领导讲情面,下边就会搞对策,践踏原则;领导搞特殊,下边就会搞严重的违法乱纪;领导机关不努力工作,下边就会自由散漫”[30] 。“按照我们党的党规党法,一切忠诚正直的党内外同志,对于我们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的负责人的严重渎职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有权如实向党中央报告。” [31] 第二,明确提出了党内不同意见有可能转化为破坏党的纪律的对抗性矛盾。在党内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如何正确处理保护不同意见与维护党的纪律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个难点问题。耀邦同志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在强调党内生活中要保护不同意见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两条重要的界限:“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一般不是对抗的。是否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呢?当然可能。那就是:(一)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只是思想上的保留,而且在工作中抵制。(二)越出党的组织,散布同党中央对抗的主张和政策。这样就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也就破坏了党的纪律。” [32] 第三,着眼于解决组织性纪律性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在党内生活中经常容易碰到的矛盾。对此,耀邦同志的鲜明态度是:“我们讲组织性、纪律性,并不妨碍或者排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是保障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我们讲的组织性、纪律性,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一致,按照党章办事,严格遵守党规党纪,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在这个基础上,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多年来,我们只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很少强调发扬和保护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没有具体有效的措施。多年不提倡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了,现在要大胆放手地提倡。” [33] 这对于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共产党人,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人民日报》20151121

 

 [2] 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3][4][5][6][7][9][10][14][15][17][19][20][21][22][23][25][27] [28][29] [30][31][32][33]《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页;第250页;第639页;第644页;第456页;第232页;第212页;第233~234页;第391页;第232~235页;第294~295页;第107~108页;第282~283页;第282~283页;第116页;第642~643页;第299页;第592页;第414页;第609页;第636页;第643页;第202~203页。

 

 [8][13][16] 沈宝祥:《亲历拨乱反正》,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篇;第11篇;第15篇。

 

 [11][12][24][26]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第457页;第309页;第455页。

 

 [18]《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108

 

 

 

 (作者为成都市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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