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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边缘革命”的停滞与回潮
作者:张曙光      时间:2017-03-29   来源:经济观察报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的势头是比较猛的。以经济学界为例,1979年第二次全国商品价值规律讨论会——这是1959年第一次召开后20年再开的会——就是讨论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当时有不少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
在这之后,关于商品经济的讨论很多,所以改革也在推进。到1982年经济放开以后,双轨制了——双轨制的概括是80年代莫干山会议,但现实中,搞的计划内、计划外、利润留成和外汇留成这些都是双轨制的——由于经济活了,也就出现了一些乱象。这也很容易理解,但上边就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出了问题。
  1982年春节,有领导讲话,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讲话以后,整个理论界不能讲商品经济,甚至一些人就批判商品经济。1982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理论讨论会,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在会上检讨,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不合适。
  1982年12月,“鸟笼经济”论出炉。那一段时间,关于商品经济的讨论有反复,而且“十二大”前夕的1982年9月6日,刘国光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主张要扩大指导性计划,说今后的文章重点要做在指导性计划上。“十二大”开完,刘国光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走出人民大会堂,就有人找他,说你应该检讨——中央讲指令性计划为主,你为什么还讲指导性计划?你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
  在这种背景下,耀邦同志1983年讲商品经济,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状况,就可以看到思想解放对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商品/市场经济问题的扭转是1984年,因为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有了大发展。同时国有企业由于机制僵化,亏损大量增加,日子也过不下去了。两方面都有压力,才有1984年的转机。
  1984年的转机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国务院主要领导有个想法,找到马洪,让他写一篇文章给党内的老同志看看。马洪就找张卓元和吴敬琏等,写了一篇文章,送给党内老同志。王震看了后讲,这个文章写得不错,有些新话。探了这个风声之后,国务院主要领导就在9月份写了封信给政治局。后来又经过各种讨论,“商品经济”终于得以写进中央文件。
  弄清这个历史背景,再来理解耀邦的思想,可能更有意思。
  
  科斯的“边缘革命”,我概括为三个要点:边缘革命、区域经济与思想市场。张五常对科斯有影响也有启发。关于中国区域经济竞争,张五常主张县域竞争,把这个作为中国改革的一切。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区域竞争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但也有非市场竞争的因素。科斯把市场竞争当作中国改革的第三根支柱,而且完全肯定,认为完全是一种市场竞争,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
  科斯的“边缘革命”这个概念确实是很好的理论框架,而且他讲了两种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边缘革命。任何一个事物,有中心、有边缘,从中心开始改,啃的是硬骨头,根本啃不动;从边缘蚕食中心,这才有可能。科斯讲边缘革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是革命,怎么减少既得利益的反对?能照顾到既得利益又突破既得利益,这是“边缘革命”要处理的非常要害的问题。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也是这样。双轨制,一轨照顾既得利益,一轨突破计划经济的东西,创造出新的增量。新的增量就是新的利益,就可以调整旧的东西。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照顾到了,他同意改革,不反对,那改革就相对容易。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就成了直接啃硬骨头,要打破既得利益了。
  并且,不仅是既得利益和突破的关系问题,还有怎么稳定当前局势。当前局势稳定不了,改革怎么前进?所以,难易问题解决了,“边缘革命”相对容易;中心革命,就是全盘打破,那就很难了。事实上,“边缘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科斯讲“边缘革命”,也讲两种革命,一种是政府那种从上而下的变革,边缘革命其实上是从下而上的改革。这两种革命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是不是都有?改革开放30年前,也搞了一些革命,都是政府主导的从上而下的革命。改革开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了边缘革命,有了两种革命。此时,这两种革命的关系就是非常重要的命题。
  处理这两种革命的关系,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政府也在自上而下的搞改革,但对民间边缘革命睁只眼闭只眼,到适当鼓励,边缘革命就发展起来了。如果政府先睁一眼闭一眼,最后两眼都闭起来了,那“边缘革命”实际上就进行不下去了。中国八九十年代“边缘革命”能进行下去,是因为政府对待边缘革命采取的态度,开始是默认的睁一眼闭一眼,后来看到比较有利,很支持。本世纪以来到现在,不是这样……
  
  从这个事情上来看,必须要明白,“边缘革命”是方法上的问题,但目标是什么?所以,应该清楚“边缘革命”本身的局限:边缘革命是一个可以成功的路径,但也可以造成一些回潮,因为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它反扑过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又回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中国当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解,理论界也好、决策者也好,在八九十年代接触、讨论的,不是把商品/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根本的制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工具,是市场经济工具论。既然是工具,那可用可不用,不是根本制度。正因为有这个局限,中国走到今天这个状况,恐怕也有它的必然性。而这个状况的转折点,在边缘革命的过程中,小概率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往往一个小概率事件就把整个改革方向扭转了。八十年代末期以后改革还在前进,但是改革方向已经逐渐转移——这是后来才看清,那时候看不清。
  总体而言,科斯的“边缘革命”是非常好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此来解释中国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恐怕国家转型没有“边缘革命”就不可能解决;但仅有“边缘革命”也不行,最后还得核心革命。这时候,核心革命不是全部打倒的方式,而是蚕食到最后生存不下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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