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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党建思想探析
作者:王学宏 黄从庆      时间:2008-04-17   来源:宁波党校学报
 

  摘要: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宣传家,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他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并积极的思考历史转型时期党的建设问题,坚持推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形成了丰富、独特的党建思想理论。他的相关思想构成了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胡耀邦;邓小平;党建思想;理论贡献;现实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怀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使命感,对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独特的党建思想,构成了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耀邦的党建思想,对于当前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中共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针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方针,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不管”;大力倡导“四不主义”,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所谓“两个不管”,即“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是针对当时不可一世的“两个凡是”的理论和做法,勇敢地针锋相对的提出来的。
     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方针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实质上是维护新的个人崇拜,提倡现代迷信,束缚人们的思想,否定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第一的思想。[1](p179)1978年9月,他主持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认为这是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时机,有人说反对“两个凡是”就是“砍旗”,针对这种说法,他义无反顾地说: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我们与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有原则区别的。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绝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1](p232)“两个不管”的提法受到当时“左”倾思想的领导人的反对,并对耀邦进行了批评、指责。有人问他:“如果毛泽东批的、定的怎么办?”他说:“我相信,毛泽东他老人家如果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生前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但被事实证明是冤假错案的,我们都应该平反纠正。”[1](p233)胡耀邦把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提高到中兴党和国家的地步,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把人民心头的大小石头搬掉,才能把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生机勃勃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恢复中共中央党校,胡耀邦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临危受命,担任常务副校长,实际主持日常工作。面对“文革”浩劫后的中国,他敏锐的认识到: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打破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两个枷锁,其一是精神枷锁,从理论上击败“两个凡是”,将人们的思想从极左路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其二是组织枷锁,平反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将社会各界从专制主义的迫害下解放出来。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任务艰巨,这需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到工作实践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胡耀邦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身作则,坚决贯彻中央决定,决心把这所培训全党高、中级干部的中央党校,建成“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达到改变全党精神面貌的目的。为此,他主张教学和其他一切工作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讨论问题时要畅所欲言、讲真心话;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要顾虑重重,不要讲违心之言;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党性。为了这种目的,它确立了自学为主,适当授课和辅导的教学方法;规定了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和不装袋子(不进档案)的“四不主义”学风。
     “两个不管”的提出,以及后来发动的关于真深远影响,充分体现了胡耀邦敢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主张废除主席制、建立总书记制,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1980年2月23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耀邦同志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的成立,使中共中央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三个层次的集体领导体制,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这样既可以解决接班人问题,又可以有利于政局稳定。邓小平也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是改革中央领导体制的第一步。几个月后,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邓小平提议由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对此耀邦认为:党和国家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非常需要有邓小平这样无论在资历、威望还是在才能上都非常卓越的老革命家掌舵,自己不适合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但是耀邦有强烈的党的组织观念,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经过十几次的拒绝最后还是服从了党的纪律。虽然接受了这一职务,但他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1](p245)就这样,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时废除了主席制。
     其实,废除主席制的思想并不是他的心血来潮和一时冲动,是他长期思考的党建思想的一部分。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如何能避免这一浩劫的重演呢?1980年4月,他和意共总书记贝林格谈话时,就涉及到这一问题,他强调指出,“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要发展和健全民主。”“……旧社会的痕迹在中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怎样防止野心家和个人主义者改变党的方向,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使和国家的制度没有漏洞,减少漏洞,尽可能堵塞漏洞。”[2]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执政党,就要把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执政党的党规党法,要集体领导,少数人掌握国家大权效果不好。胡耀邦这一谈话的思想和同年8月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完全相通的。主张废除主席制,建立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就是这种长期思考党建的结果。
   
   三、反对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复杂社会矛盾
   
  胡耀邦作为总书记,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民主作风,他坚决拥护民主集中制,希望重建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他本人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不仅倡导“四不主义”动员人说话、让人敢说话,而且自己身体力行。经过“文革”的胡耀邦,深深体会到民主的重要性,他念念不忘“文革”的教训,时常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再也不要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他主张“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希望能形成民主活跃的社会气氛,坚决反对再搞阶级斗争。
     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处于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各种矛盾会不断出现,用什么方法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呢?对于这个问题,胡耀邦坚决主张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不赞成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坚决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以理服人,“对于在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注意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否定掉。”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宜粗不宜细,从宽处理,不要整人。熟悉历史又经历历次政治运动的耀邦,形成了在处理人事问题上谨慎的思想和作风,这和他本人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个人,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虽然也犯过错误,但一般来说,凡是随便整人的时候我都不积极。”“我在1933年,17岁的时候,有人怀疑我是‘AB团’,搞了我半年。那时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从小就有了这么一种实践,这么一种亲身感受,以后就晓得在人的处理问题上,应当谨慎一些了。”[1](p249)
   
  四、坚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干部年轻化
   
  1980年11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胡耀邦作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他从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对待自己、对待国家大事、对待群众和对待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于如何对待党的领导,他说:“中共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不能动摇”,“党执政后的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就会蜕化变质”,“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3](p529-530)在他看来,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这是一件关系党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改革,牵涉到能否安定团结的大事。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是产生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重要原因;它使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难以注入新生力量,难以保持生机和活力,阻碍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坏在干部终身制上”,“‘文革’最后搞成那个样子,也是终身制造成的”。[1](p384)
     由于这些思想认识,由于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为国为民的崇高情怀,耀邦同志坚决主张废除终身制。他本人希望自己能成为废除终身制的实践者,为党做出最后贡献。
     废除职务终身制就要建立相应的离退休制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他坚决实行退休、离休制度,他说:“人趁着头脑还清楚的时候,退出领导职务和决策层是明智的。对个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1](p384)他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号召老干部退下,选拔和支持一大批年轻的干部上台,认为“这是一件对党和国家最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一大贡献!一大光荣!老干部晚年搞好这件事情是为党服务的最好所在,最有意义所在,是鼓舞后代的一个最大的精神力量。”[1](p383)
     实行干部退休与实行选拔年轻干部、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大力推进干部年轻化是密不可分的。胡耀邦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他十分注意年轻优秀且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认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可以确保中共改革开放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他坚持党的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大力推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此,他创造性的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概念。明确指出:“为了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搞好第三梯队的建设。”[1](p377)正是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八十年代的中国领导层开始逐步走向年轻化,而这正是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
   
  五、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历史的严重曲折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就正常,否则,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首先是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4](p49)
     胡耀邦一向注重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在党内制造迷信行为、搞特权、突出宣传个人的做法。1980年11月,他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报告中,严肃地批判了个人崇拜并指出其危害,他说:“50年代末期后,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缺乏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的负责同志就开始离开了自己的正确思想,犯了错误。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为甚。……所以,个人崇拜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须严肃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搞了。”[3](p520)并认为这种封建式的个人崇拜,必然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造成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组织生活中也就是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不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不否认党的杰出领导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作用。但是我们同时认为我们党必需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5](p813)“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领导,做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党委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各级党委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每个成员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都要认真负责,讲究质量和效率。”[5](p813)
     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一方面,必须加强党的纪律。胡耀邦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全国人民的高度信任。由他主持修订的新《党章》,就把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之一写进党的纲领,把“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肯定下来。另一方面,要全面整顿党风。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使党风根本好转,必须对党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整顿党风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一条基本经验,是探索和实现党的先进性建设长效机制的一种途径。1982年,胡耀邦宣布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要通过整顿党风,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切实纠正不正之风,大大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使中共变得更加坚强,更有能力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外,胡耀邦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他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的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6]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的政治使命感,整顿党风、捍卫党性的决心和气概。
   
   六、努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
   
  在庆祝中共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上,胡耀邦强调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宗旨。我们党为人民服务,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广大群众都团结到党的周围,通过党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通过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共产党的模范作用,通过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5](p809)他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在人民中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依赖人民、相信人民,吸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力,并且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5](p809)胡耀邦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时刻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在任总书记期间,经常去全国“老少边穷”的地方,去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全国两千多个县,除西藏的个别地区外,他去过一千六百多个。自胡耀邦起,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难、群众还比较贫困的地方去慰问,体验和了解民情。他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浮夸和空发议论,每到一个地方之前,都先抽空阅读有关材料,查地方志,读历史书,把这个地方的情况、特点、优势搞清楚;然后与当地群众交换意见,共商发展大计。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他主张轻车简从,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认为这样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行为。
     在对待人民来信上,据中央信访部门统计,在自1979年担任中央秘书长到1985年的六年多的时间里,共批阅了人民来信两千多封,这是任何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都指定专人负责,跟踪、了解处理结果,“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托”[1](p350)。另外,他还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都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1](p351)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
   
  七、结语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创造性、系统性、求实性的胡耀邦的党建思想,是毛泽东党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共正在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我们应积极吸收和继承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党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2]张治宇: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J]。炎黄春秋,2006,(2):3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胡启立,我心中的耀邦[N]。中国青年报,2005-12-7(9-10)。

    作者简介:

  
王学宏(1980-),男,安徽阜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和党政管理研究;
  黄从庆(1981-),女,安徽六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主要从事党史人物、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来源:《宁波党校学报》200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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