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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一)
——胡耀邦关于毛主席晚年的一席谈话
作者:严如平      时间:2007-03-18   来源:
 
  毛主席晚年有哪些错误?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这个在今天常被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却一直是最大的禁区,为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不乏其人。 1977年1月胡耀邦同志同我的一次谈话,冲进了这个禁区,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智大勇。

继续“批邓”危险至极

  粉碎“四人帮”后,还在中组部“五七干校”继续“学习”的我,心中也升起了无限的希望。 1977年新年,我从河北省固安赶回北京休假,头一件事是去富强胡同看望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招呼我坐下后,仍是一见如故地无话不谈。没说几句,我就兴冲冲地问开了:“耀邦同志还是到中科院工作吗?”没想到他一下子沉下了脸:“我还能去吗?!我是一株‘大毒草’呀!现在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能让我出来工作?我出来又怎么工作呀?”他谈起了在科学院的日子,心里很不愉快,苦涩地说:“我是又一次‘百日维新’① 啊,看来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

  这时,我说了一个疑惑不解的问题:毛主席点将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怎么一下子又把他和你们都打成“右倾翻案风”“三株大毒草”了?他叹了口气,黯然地说,他老人家老了,听不得一点点不同意见,对他的那一套很固执,“四人帮”这批人又挑拨离间,怎么会搞得好呢?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四人帮”粉碎了,可是如今批“四人帮”还要连带批邓,是因为“批邓”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 ② 这不还是原来那一套吗!?林彪、“四人帮”这十年来弄得我们党不成党、国不成国,再要按照原来那一套搞下去,就危险至极!耀邦同志说到这里,态度很是严峻,我觉得他太过虑了,便说:“四人帮”已经粉碎了,还能再怎么样啊?耀邦同志说:那可不一定!林彪、“四人帮”不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吗:这是最高指示,那是最新教导。今后如果这也是毛主席讲过的、那也是毛主席定下的,那还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说到这里,耀邦同志又点了一支烟。我惭愧地说,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自己,真是太幼稚太糊涂了,做了多少傻事蠢事,还认为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呢!他宽慰我说,那时候有几个人是清醒的?我也被搞蒙了嘛!因为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嘛!他有一系列指示嘛!不过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接着,耀邦同志向我谈开了一个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想要把阶级斗争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彻底,这是和他这些年来一直搞阶级斗争一脉相承的。这两年我反复想,觉得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对党、对国家,是个有大功的人,他的功绩谁也比不了,历史上也少见;以他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可是他在晚年十几二十年里有些东西,已经背离了他原来的思想体系。

  这时,耀邦同志猛吸了两口烟,陷入对过去岁月的沉思:还记得 1957年初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吧,本来讲得多好啊,可是后来整理发表的时候,添了很多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东西,成了那年划几十万右派的理论依据,也是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一再搞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把“八大”提出的路线实际上给否定掉了。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开始我们头脑也跟着发热。可是到下面去一看,什么亩产几万斤,什么大炼钢铁,都是瞎吹;办公社,吃食堂,也是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现在看来,他老人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太严重了。即使到各地视察,也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听不到群众的心声,大都是听少数干部汇报,或者是看几个“样板”,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倒是彭老总真正深入到家乡群众中去了,在庐山会议上写了那封信,结果倒了大霉,说彭老总是资产阶级野心家,是右倾机会主义总头目,空气搞得紧张得很,最后还要通过一个决议,大家不能不举手。接着在全国反右倾,又是一场阶级斗争。

  耀邦同志谈到这里,心情更加沉重:三年困难刚刚度过,他老人家就要搞四清运动。 1963年5月那次杭州会议我是去了的,他把农村的一些问题都上纲到“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我在湘潭也看到不少,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问题,性质到底是什么?严重贪污、盗窃、打骂群众,违法乱纪的人有多少?用百分比一比,占多大的面?可是他老人家看得很严重,别人都插不上嘴,这样写出的“前十条”,搞四清运动就必然过火;后来温度越来越高,“二十三条”要降温,可是又说有个“走资派”。我心里有点嘀咕。当时我在陕西,只能多讲“要正确对待干部”这些东西。最后,他又把“走资派”这个概念从基层弄到上头、弄到中央来了,就发动起了“文化大革命”,说是要反修防修,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他老人家当然是想把我们国家搞好,红色江山不变颜色,可是他把我们党的情况看得很糟糕,甚至说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经是修正主义分子了,相当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在敌人手里了,中央已经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了,于是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当然要被林彪、“四人帮”用来搞他们的阴谋。《毛选》第一篇开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化大革命”恰恰在这个首要问题上搞颠倒了,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对于自己的认识同一贯十分尊敬的革命领袖存有差异,耀邦同志显得十分痛苦。他沉痛地说:对于他老人家这些大搞阶级斗争的东西,过去自己也不是没有疑惑过,可是自己是个党的干部,还是个中央委员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纪律啊,也得举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倒还不断反省这种疑惑是不是在阶级斗争面前的动摇呢,是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

  耀邦同志谈得正在沉重之时,他儿子胡德平进屋来了。已经当了爸爸的德平一见到我,仍然不改 20多年前少年时光对我的称呼,亲热地叫我“叔叔”。接着他对耀邦同志说:“冯伯伯看你来了!”耀邦同志对我说:“你跟文彬同志不很熟吧,那我们就改日再谈吧!”他问我休假几天,说那就明天再来。

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

  回来后,我追记耀邦同志的谈话,对十几二十年来很多的问题有茅塞顿开之感;同时,我的思绪久久停留在他说的“是不是对他老人家不忠呢?”上面。

  这当然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耀邦同志来说。耀邦同志在我们的心中,一直都是一位对毛主席怀有深厚革命感情,非常尊重毛主席的领导干部。在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他自己的故事:还是他12岁在家乡文家市里仁学校上学的时候,正值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集中,那天早晨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他第一次看到身材魁梧的毛主席给起义的部队讲话,听到毛主席宏亮的声音:“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那口大缸!”留下了一生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小石头要打烂大水缸”的生动比喻,使自己从小树立起“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

  ——长征到遵义,耀邦所在的部队集结在遵义城外休整。当遵义会议结束后传达到部队,说毛主席将要参加领导红军继续前进,红军战士个个都兴奋异常,觉得从此红军能摆脱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打胜仗了。爬雪山过草地,也都充满信心。

  ——长征到陕北后,红军渡过黄河东征,耀邦参加李富春同志领导的后勤给养和征兵扩军工作,后来总结时毛主席表扬他做政治宣传工作很出色,使他受到很大鼓舞。

  —— 1937年在抗大学习时,耀邦聆听了毛主席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实践论》、《矛盾论》,在讨论中常常点名要他发言,一再受到毛主席的指点和肯定,大大鼓舞了他学习的积极性,使他牢牢树立起实践第一和辩证分析的观点。

  ——接着在抗大工作时,耀邦约毛主席为抗大校刊写文章,毛主席问他写什么题目,要他汇报抗大学员的情况。毛主席听了他的汇报,赞扬他很有条理,后来就写下了《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

  ——此后,毛主席提名耀邦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当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他说要管八路军那么多干部,自己太年轻,毛主席要他放开胆子干,说我给你撑腰。

  ——建国以后,耀邦在川北当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给中央写的工作报告,一再受到毛主席表扬。

  —— 1952年被点名调来北京,毛主席提名他当团中央第一书记,还不断鼓励他要大胆工作。那几年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常受到毛主席的垂询。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派耀邦到自己的家乡湖南湘潭任省委书记兼地委第一书记,领导家乡人民度过灾荒、增产粮食。

  ——从湖南回来不久,又被毛主席提名派往西北,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耀邦同志每每说到这些,总是怀着一种对领袖的培育和知遇之恩的激情,几次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哪里有我胡耀邦啊。

  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耀邦同志一直是把毛主席作为革命导师来尊敬的;对于毛主席著作、对于毛泽东思想,耀邦同志更是反反复复地学习领会,热情宣传,忠实贯彻。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从来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因此,耀邦同志在谈话中列举了毛主席晚年的重大错误,进而提出自己的疑惑是否“不忠”的问题,正是说明了耀邦同志对毛主席是尊敬而不是愚忠,是学习而不是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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