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们夫妻俩去看望叔叔耀邦。言谈中,我说起想回老家看看。叔叔说,我也打算去湖南,那你就跟我一道去好了。紧接着,他补充一句,郑重地说:“你得自己买火车票。”我当时很高兴,但又不知怎么才能买到同他一趟的火车票。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不要沾公家的便宜。于是,便问警卫秘书李汉平同志。李秘书说:“我不懂这些事,你作好准备,到时,我通知你一道乘专列。”11月10号,我跟叔叔离京去长沙。李秘书并未同行,负责安全的是齐东明参谋。我交给齐参谋66元作为旅费,但是他退还了给我。傍晚我们到北京站进入了专列。北京铁路局国局长(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已退休)作了周密安排,并到车厢上送别。我被安置在离叔叔最近的铺位,本来是婶婶李昭的位置,她因事未成行。专列沿途停了多次,在省会城市,如石家庄、郑州、武汉停的时间较长。每到一处,都有当地党政领导到车站迎送。 晚上,他同我说了很多话。他说:我不满15岁时就两次跟随革命部队。第一次被冲散了,第二次是在11月8、9、10日才走成,离家时,你婆婆哭送至大桥边。我当时是眼见政府腐败、政治黑暗,你石姑妈受欺凌,我感到很悲愤,于是跟随彭丰同志走了。我一生中有三次危及生命的事,第一次是长征途中;第二次是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都幸免于难;第三次是“文革”中,1976年到大连化学物理所接受批斗,回北京途中,火车到秦皇岛时,发生唐山大地震。如果火车不是停下,说不定就碰上了地震,见马克思去了。 他回忆说,他的一生中,遇到很多比他强的人,促使他要努力学习,赶上人家。小学毕业考试时,曾写了描述农民辛苦为内容的作文,考了第一名,并且名震浏阳。遗憾的是,此文失落,找不到了。 他还想弄清一下家谱,要我回浏阳老家后抄个表来,或借来家谱看看。 11日抵达长沙后,他本也想回老家看看。省里领导觉得,从长沙到浏阳中和乡的路不好走,暂不去为好。 我们住在九所6号楼。当时,警卫处长是余益民,科长是陆作希。晚9时从长沙出发,12日下午3点10分抵大庸北站,又乘小火车到张家界,已是5点了。晚饭后住专家村宾馆。同行的有省委副书记万达同志。 12日8点,步行10多里至索溪峪,叔叔总是走在前面。沿途遇到许多游客,他们认出叔叔来了,都很热情、亲切,有的甚至直呼其名,高声喊着:“耀邦同志,我们仍然尊敬您!”有的还一直跟到终点。 我和张秘书等还游览了宝峰湖、黄龙洞等名胜风景地。 15日下午1点坐汽车到大庸北站。火车5点40分开车,16日返回长沙。 17日,李秘书按叔叔的吩咐,要我回浏阳中和乡,接我父亲来长沙住几天。 18日至20日我在中和老家住了3天。再到文家市,住德余家3晚,见了德余、龚光繁、陈典蒲等。我借来家谱带给叔叔看。 随后,我爱人的朋友朱尚同(省教育厅副厅长)通过我求见叔叔。他们说了许多有关教育和历史的话题。 (作者系1933年生,浏阳市人,中共党员,北京市59中退 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