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们夫妻俩去看望叔叔耀邦。言谈中，我说起想回老家看看。叔叔说，我也打算去湖南，那你就跟我一道去好了。紧接着，他补充一句，郑重地说：“你得自己买火车票。”我当时很高兴，但又不知怎么才能买到同他一趟的火车票。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不要沾公家的便宜。于是，便问警卫秘书李汉平同志。李秘书说：“我不懂这些事，你作好准备，到时，我通知你一道乘专列。”11月10号，我跟叔叔离京去长沙。李秘书并未同行，负责安全的是齐东明参谋。我交给齐参谋66元作为旅费，但是他退还了给我。傍晚我们到北京站进入了专列。北京铁路局国局长（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已退休）作了周密安排，并到车厢上送别。我被安置在离叔叔最近的铺位，本来是婶婶李昭的位置，她因事未成行。专列沿途停了多次，在省会城市，如石家庄、郑州、武汉停的时间较长。每到一处，都有当地党政领导到车站迎送。

    晚上，他同我说了很多话。他说：我不满15岁时就两次跟随革命部队。第一次被冲散了，第二次是在11月8、9、10日才走成，离家时，你婆婆哭送至大桥边。我当时是眼见政府腐败、政治黑暗，你石姑妈受欺凌，我感到很悲愤，于是跟随彭丰同志走了。我一生中有三次危及生命的事，第一次是长征途中；第二次是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都幸免于难；第三次是“文革”中，1976年到大连化学物理所接受批斗，回北京途中，火车到秦皇岛时，发生唐山大地震。如果火车不是停下，说不定就碰上了地震，见马克思去了。

    他回忆说，他的一生中，遇到很多比他强的人，促使他要努力学习，赶上人家。小学毕业考试时，曾写了描述农民辛苦为内容的作文，考了第一名，并且名震浏阳。遗憾的是，此文失落，找不到了。

    他还想弄清一下家谱，要我回浏阳老家后抄个表来，或借来家谱看看。

    11日抵达长沙后，他本也想回老家看看。省里领导觉得，从长沙到浏阳中和乡的路不好走，暂不去为好。

    我们住在九所6号楼。当时，警卫处长是余益民，科长是陆作希。晚9时从长沙出发，12日下午3点10分抵大庸北站，又乘小火车到张家界，已是5点了。晚饭后住专家村宾馆。同行的有省委副书记万达同志。

    12日8点，步行10多里至索溪峪，叔叔总是走在前面。沿途遇到许多游客，他们认出叔叔来了，都很热情、亲切，有的甚至直呼其名，高声喊着：“耀邦同志，我们仍然尊敬您!”有的还一直跟到终点。

我和张秘书等还游览了宝峰湖、黄龙洞等名胜风景地。

    15日下午1点坐汽车到大庸北站。火车5点40分开车，16日返回长沙。

    17日，李秘书按叔叔的吩咐，要我回浏阳中和乡，接我父亲来长沙住几天。

    18日至20日我在中和老家住了3天。再到文家市，住德余家3晚，见了德余、龚光繁、陈典蒲等。我借来家谱带给叔叔看。

    随后，我爱人的朋友朱尚同（省教育厅副厅长）通过我求见叔叔。他们说了许多有关教育和历史的话题。

（作者系1933年生，浏阳市人，中共党员，北京市59中退

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