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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作者:王海光      时间:2008-12-01   来源:《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  
    《紧急呼吁》一文,直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劫难,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直接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我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紧急呼吁》的主要内容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紧急呼吁》在开篇伊始,就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痛切地陈述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机: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场大动乱的原因,是多年来中共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引发的党内矛盾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同志“独断专行”造成的错误。  
    作者严厉地批判了当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保卫马列主义的”,“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场政治悲剧。毛泽东同志所以要在“文革”中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十六条”所以要提出群众路线“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正是因为党内生活已经极不正常了。
    作者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对个人迷信的狂热呢?作者对此进行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1、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一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的原因。2、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一个人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3、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一个人的思想,以换取一个人对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中,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因,直接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人,对1958年这条理论上、实践中都证明是错误的路线,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这些错误延续下来的最后结果。作者认为,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为自己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蒙哄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它指出: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的“政治动作”之一。  
    《紧急呼吁》进而对中国当时大加宣传的“世界革命”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的。但是,这个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用文中的话说,它们在事实面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在最后的“前途”一节中,作者表达了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作者还由此提出了自己对夺权者的认识。他认为,造反派的核心多是政治投机分子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和多年来运动对我党怀有仇恨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真相,被无意识地动员到这场运动中来的党员、团员、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在这里,作者表达了他拳拳的护党之心,是从党性出发的,但对造反派分析中也显然有着不无感情用事的粗率之处。   既然这场政治危机是一个人一手造成的,那么,怎样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一个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已经把全国搅得“周天寒彻”了,要把这场运动“重新纳入”党内斗争的范围,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作者不无遗憾地感叹道:“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紧急呼吁》提出的第二条路,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直接行动起来,对“一个人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揭露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作者似乎认为,在已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挽救党和国家的希望只能寄望于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觉悟了。他进而指出: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从文中可见,作者并没有指出这种依靠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挺身而出,自下而上地进行反抗,具有组织行动意义上的任何可能性。或许,他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是共产党员在国家危难时刻要有舍身取义的殉道精神。  
    《紧急呼吁》在结尾大声疾呼:“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从党心、民心、良心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紧急呼吁》的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正式发动起来了。运动的最初阶段,重点是在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最先响应“文革”的群众主要是在学校。刘少奇、邓小平采取了派工作组入校领导运动的方式,——这是中共历来领导运动的传统套路,虽然也整了一批人,包括一部分激进的学生,但对社会的冲击面还不是很大。此时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理念。  
    毛泽东同志发动这场“文革”运动,首先是要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肯定青少年学生的激进行为是革命行动,认定刘、邓派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了这场运动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场运动,肯定了群众自发成立组织的合法性,群众有“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这是自建国17年来,中共第一次允许群众可以在党的组织系统之外进行自行结社的权利。 
    1966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打破运动的阻力,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这是毛泽东同志独创的,不同以往的解释党内斗争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这个新的政治概念的提出,确定了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党内斗争的方式。这是依靠党外的社会力量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的一个历史“创举”。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炮打”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浪潮。动乱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各个社会领域。到1966年底,在工矿、农村限制开展运动的规定都被打破,全国各行各业都卷入到了“文革”运动之中,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形成了全国大动乱的局面。   1967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支持并指导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搞的“一月夺权”,打响了全国夺权的头炮。一二月间,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地相继夺权。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这场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从而形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群众大造他自己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反的夺权奇观。   在这个“文革”运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急剧升级的过程中,运动的对象和动力发生了转变。保工作组保党委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政治方向上被否定,曾经风光无限的老红卫兵们摔落下马,敢于“矛头朝上”的造反派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原来限制人们参加运动的有关家庭出身、成分等等政治戒律被打破,更多的人卷入了运动之中。  
    这一时期,随着动乱范围的扩大,“文革”领导者和群众在互动过程中,出现了上下对接的错位。在各种不同观点相互碰撞的思潮涌动中,党内外开始出现反对“中央文革”的声音,屡屡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这在当时被称为“十二月黑风”。进入夺权阶段后,以往的国家管理系统全部被打乱了,以极左思潮为特征的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促使党内外一些思想敏锐者对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和做法进行更深入的推测思考,人们对“文革”不满的情绪开始由“文革”的前台人物渐渐转向到毛泽东本人。但是,此时反“文革”的思想言论,在中共党内外的动因和表现仍有所不同。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主要是从前段运动的矛盾引发来的,具有反弹的性质,以拥护和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为其分野;中共党内出现的反“文革”思潮,则主要是针对全面夺权来的,反对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自下而上层层夺各级党政组织的权。  
    在社会的异端思潮中,当时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老红卫兵从天之骄子的革命宠儿地位上跌落下来,愤而炮打“中央文革”的举动,以“联动”为其代表;一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血统论”思潮和贯彻政治歧视的社会政策,要求维护人权平等的基本价值,以遇罗克的《出身论》为其代表。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反映了前期运动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深刻的矛盾。围绕“血统论”的争论,对以后群众组织的派别形成也有着重大影响。  
    在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文革”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文革”初期,党团员是讲组织观念的群体,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撇开各级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党团组织停止活动,党团员的政治光环被“革命造反派”取代。全面夺权开始后,各级党政组织系统几乎全部瘫痪了。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了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起来夺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则是成分比较混杂,动机可疑。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这不能不引起党内外一批正直人士对这场运动的怀疑和抗争。  
    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史称“二月抗争”的事件。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激烈抨击“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此举使毛泽东同志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责令他们停职反省。这个高层政治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军队介入运动“支左”,普遍镇压了造反派的情况,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当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为“二月逆流”。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并不在权位上的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他们虽然对高层政治动向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资格资历,但并不缺乏护党安国的政治责任感。他们基于共产主义教育形成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不惧风险,顽强地对这场政治动乱进行抵制和抗争。这种来自基层的抵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文革”领导者不能肆意妄为的社会态势。  
    相对于中共高层人物对“文革”的抗争而言,来自中下层党员的抗争活动,比较缺乏历史记述的事件色彩。虽然许多基层党员凭政治直觉已经意识到“文革”发生了问题,但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观念的养成,长期宣传造成的领袖迷信,以及政治策略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对“文革”错误的抵制,大都是在运动的具体政策问题上面。所以,党内的反“文革”思潮,多是以默默的行动语言出现,不像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有着观点鲜明的文字表述。  
    但是,中共党内毕竟集中了社会多数的精英分子,党员中不乏社会责任感强烈,敢于担当,且有深刻思想能力的忠贞之士。这份《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传单,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作。它不仅表达了一个中共党员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应有的革命风骨和与极左路线决死战斗的大无畏精神,还表现了作为中共党员对这场“文革”劫难进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平。它不仅弥补了“文革”思想史上在中共一般党员层面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反“文革”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  
    14年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这份《紧急呼吁》几乎相同的观点和认识。  
    如《紧急呼吁》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最后占据压倒地位的观点,尽管具体的表述方式不一样,但认识是极为相似的。都是认为从1957年后,党中央开始走上了一条“左”倾错误的路线,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了“文革”的发动。  
    此外,《紧急呼吁》关于“文革”是乱党祸国政治动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唯我独革”的国际共运路线的观点,等等,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浩劫”的蹂躏后,痛定思痛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对作者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同志“文革”错误的认识,足见作者非凡的胆识。应该说,“文革”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运动发生偏差问题的是不乏其人的。但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并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同志的,只是极少数的个别人物。当年的反“文革”者,多半是反对“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反对“中央文革”对运动的指导,反对到处指手画脚的江青,反对不竭余力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想水平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臣贼子”的层次上。遑论有些反对者还是出于“看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紧急呼吁》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并不旁及其他。真正应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名言。有无畏之心,才能有思想的彻底性,才能有洞察历史的智慧。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原因,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叠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对“文革”的否定,是和反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文革”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偏激之嫌,但作者对“文革”起点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另外,《紧急呼吁》将这场运动中的举措,如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在各级党组织进行夺权等等,都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因素相联系,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  
    毛泽东同志应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负责,这在现在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当时,即1967年初,全党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和主要责任,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但是,《紧急呼吁》似乎对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权威力量和轴心作用认识不足。经过多年强化宣传,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了党的化身。《紧急呼吁》对毛泽东的批评言论,发人所不敢想之想,言人所不敢言之言,虽是痛快淋漓,但也毕竟是太超前了。在几亿人民群众正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这篇言论是大大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接受能力。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中共党内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直到1981年通过了《历史决议》,才破解了这道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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