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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一场意义深远的大讨论
--纪念《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十周年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08-05-30   来源:
 

  三十年前,即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即5月11日,此文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当年,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中为这篇文章定稿的情况,文章发表后的5月13日又在胡耀邦家中议论批驳那个指责《实》文电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三十年后回顾这些往事,不胜感慨!
  《理论动态》在这场大讨论中起了历史性作用,值此三十周年之际,是值得回顾和纪念的。 

  (一)“争论不可避免”

  邓小平在1978年7月22日同胡耀邦谈话时指出,争论不可避免,根源就是“两个凡是”。他指出了这场讨论的历史必然性。
  为什么争论不可避免呢?这要从那时的特定历史背景来看。
  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使我们的社会陷入了极大的危机。政治上,造成了天下大乱、冤假错案遍城乡的严峻局面,人们对那种阶级斗争已经越来越厌恶;经济上,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社会普遍贫穷,那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越来越不管用。事实表明,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中国再也不能按原来的路子向前走了。历史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人民要求改变现状。他们通过种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意愿。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广大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更深一层看,明显表现出人们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对穷社会主义的不满,也包含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表达他们要求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过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粉碎“四人帮”,人们欢欣鼓舞,期盼着美好愿望的实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逐渐产增长,要求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纠正“文革”错误。当时,党内外普遍议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要求停止批邓、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二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
  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当时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个总方针性质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两个凡是”,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打倒中央一大批领导人,包括打倒刘少奇、批邓,都是经过毛泽东的,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也是毛泽东定的,这一切,必须“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都不能动。很明显,“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一切照旧,不许讲新话,不许创新,不许开辟新路。
  “两个凡是”,是当时挡住中国历史前进道路的最大障碍。只有推倒了“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翻开新的一页。
  但当时的大环境,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两个凡是”,是一种思潮,决不是一、二个人的问题。这就是说,需要进行思想的启蒙。这种思想启蒙只能是哲学的启蒙。这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科学判断正与反、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武器。
  实践标准的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适应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
  当时,不只是一个人、也不只是一个地方,提出实践标准,撰写和发表论述实践标准的文章。“英雄所见略同。”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问题在于,要有一篇有足够分量的文章,并采取适当的形式发表,来开展这个争论,引发这一场讨论。
  历史选择了胡耀邦。

  (二)胡耀邦承担了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重任

  据我的考证和研究,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
  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主持工作。这是他复出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中央党校是党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是全面拨乱反正的首要问题。这给胡耀邦提供了一个思考思想理论问题并有所作为的极好机遇和条件。在这历史的当口,中央党校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对此,有些人显然没有预料到。
  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他指导哲学家吴江等人撰写了供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文件阐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这个文件强调的重点,是要以实践标准来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实际是针对“文化大革命”而言。
  1978年4月,胡耀邦用十天时间,让中央党校的八百学员学习讨论这个文件,讨论中,实行“四不主义”。在活跃的讨论中,学员们初步掌握了实践标准,提出了不少重大的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反党集团?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全部工作转入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和1962年北戴河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究竟哪一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
  大家知道,1977年8月召开的十一大,贯彻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全盘肯定的评价。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胡耀邦组织八百学员讨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要有怎样的胆识、多大的政治勇气啊!
  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的讨论,实际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和酝酿。
  在八百学员讨论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胡耀邦在理论上主要助手的吴江,认为要写文章,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写一篇文章。“唯一标准”强调实践标准的唯一性,有明确的针对性,排除了其他标准。
  这时,《光明日报》送来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稿。他们对这个文稿已经作了多次修改。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最终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这篇文稿经胡耀邦两次审阅定稿,在《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出来,又经胡耀邦同意,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有些人将“特约评论员”看得很简单,认为只是一个署名而已。特约评论员文章,既使文章具有特殊的分量,又要承担政治风险和政治责任。对此,《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很清楚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同时点胡耀邦的名和特约评论员文章,就是充分证明。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胡耀邦有针对性地指导理论动态组和有关同志撰写了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有力地引导和推进了讨论的发展。正如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所说: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是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331页)胡耀邦一再说,在拨乱反正中,《理论动态》起了历史性作用。另一方面,胡耀邦又团结并组织理论界和新闻界的同志协同努力,推进这个讨论,而且卓有成效。
  胡耀邦“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的文献对胡耀邦的这个评价,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

  (三)邓小平是大讨论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

  邓小平几次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初他不知道,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找来看了,看后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不但肯定了这篇文章,并且采取了鲜明而有力的支持态度。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和领导,最重要的是三次讲话和两个行动。
  第一次讲话,是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粗暴地指责和压制刚刚兴起的讨论。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标准。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深刻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批评那种“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他尖锐指出,有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是对“两个凡是”的严肃批评。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对提出实践标准的同志的有力支持和鼓舞,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的有力支持。
第二次讲话,是1978年9月视察东北时,沿途讲思想路线。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这一次,邓小平不但明确点了“两个凡是”,而且提出了真高举假高举的问题。他明确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年谱》上第378页)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入阐明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有效地提高了领导干部支持和参与这个讨论的自觉性。
  第三次讲话,就是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在这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肯定了这场讨论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这是警世之言,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对这场大讨论、对思想路线重要性的认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确实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针对党的领导干中不少人的思想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他鲜明地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要求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邓小平的这些精辟论述,是对半年多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好总结。
  1978年7月21、22日两天中,邓小平连续采取了两个重要行动,推进这个讨论。
  7月21日,邓小平找当时的中宣传部长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告诫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7月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以上引自《邓小平年谱》上第345页)
  邓小平的这一个告诫、一个支持,很不寻常,是对讨论的有力推进。
  胡耀邦回来后,第二天即向我们理论动态组作了传达。他说,听了小平同志的谈话后对邓说,我好久没有来了,邓说,你可以来,胡耀邦说,我可以大胆些了。胡耀邦对我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和推动下,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积极主支持和参与讨论,理论界和新闻界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到1978年的8月,开始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四)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的解决

  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的争论,是思想倾向问题,也是政治主张问题,更是力量对比问题。胡耀邦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是不太明朗。这是指讨论开始以后一段时间内的情况。
  经过1978年8、9、10月的大讨论,“不太明朗”的局面有了重大变化。到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己经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标准。这时,“两个凡是”已经陷于孤立。
  从11月10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自发地议论真理标准问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摆出了许多情况,与会者指名道姓地批评“两个凡是”。邓颖超发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重点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习仲勋发言说,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的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任仲夷在东北组会议上措词尖锐地作了很长的发言,系统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马文瑞说,我在会上作了五次发言,第三次就是真理标准问题。我说,这是理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密切关系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看到后,并不觉得文章有什么问题,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应该讲的,对当时的实际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议的讨论非常热烈,我总觉得言犹未尽,在小组会上,我又作了第四次、第五次发言。李德生说,我先后作了四次发言,就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明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于光远考虑,不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主要后台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清楚。虽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要在这样的会上指名批评一位中央领导人,还是要慎重行事。于光远同别人就此事进行了商量。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各自在分组会上作了相应的发言。他们发言后,其他人也讲了许多情况。对后台人物的指名批评,使人们了解到,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设禁区,下禁令。于光远概括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他说:“在这个会议上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对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同志进行了尖锐的面对面的揭露、批评和辩论。”(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0页)在这个会议上,与会者摆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又充分说理,使被批评者无言以对。有关的负责人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笔者无法看到当时的第一手材料,以上情况是据一些与会者的回忆而写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上,依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评价。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取得了成功。
  通过这个讨论,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深入人心,有力地破除了个人迷信,改变了思想僵化的状态,抛弃了“两个凡是”的思维,从而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通过这个讨论,党的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认清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实质,站到了实践标准的立场上,使力量对比发生了大变化。这种政治上的变化,是实现历史转折的一个基本条件。
  通过这个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五)“越看越重要”

  邓小平当年说,这个讨论是基本建设,“越看越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说:这个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三十年后再来看这场讨论,其作用和意义更清楚了。
  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中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并在理论上作了概括。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修改党章时,创造性地写进了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是以邓小平的阐述为基础,略加调整。党的思想路线增加了实践标准,这是重要的发展。经过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们的党章几经修改,但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个字也没有改。这些年,不断有文章说,这也写进了思想路线,那也写进了思想路线,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文献依据的。我们应当严格按照党章解读党的思想路线。在这个问题上,切忌随意性。
  三十年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基本建设,三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它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确立了实践标准和思想路线,人们就敢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善于解决问题。 
  首先,是用实践标准检验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检验在大讨论的过程中就开始了,以后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这个《决议》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否定的结论,又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方面的政策,从而恢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另一方面,人们用实践标准检验了过去搞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上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邓小平从多方面破除对社会主义的老观念、老框框。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照搬别国模式搞不成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等。这一系列的论断,归结起来,就是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否定。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的含义有两条,一是,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要建设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最大的思想解放。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们往往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这种认识远没有到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一个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命题。这里讲的革命,决不是采取暴力形式的革命,而是采取改革的形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要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这就需要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在改革开放中建成。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思想获得了大解放。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十年来,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起点,思想解放一波一波地向前推进。有人说,有二次思想大解放,有人说,有三次思想大解放,有人说,有四次思想大解放,究竟有几次思想大解放,可以各抒己见。从更长的历史看,历史新时期就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次思想大解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实际上都是这次思想解放的延伸和发展。三十年来,解放思想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先导。
  三十年的思想解放,创造和积累了推进思想解放的宝贵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有:(1)用讨论的方式推进思想的解放;(2)解放思想要同实事求是相结合;(3)解放思想要结合实践推进;(4)解放思想要善于抓住问题的焦点;(5)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推进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以上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继续解放思想,是有参考价值的。
                         2008年5月6日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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