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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秦晖: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专制”与宪政民主(续)
作者:金雁 秦晖      时间:2008-01-04   来源:《领导者》
    民主社会主义在俄国:关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问题
      
    如前所述,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俄国反对派运动中出现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立,在政治理论上就是“政治自由”与“人民专制”的对立。在19世纪90年代,双方的阵营曾经壁垒分明。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与自由主义结盟反对民粹派,而民粹派中那些最敌视“西方民主”的人则是搞不成“人民专制”就宁愿接受沙皇专制也要反对“自由”。
      
    但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派中各自都发生了一些分歧,到了斯托雷平时代更是发生了笔者所谓的“双向异化”:一部分民粹派放弃“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会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而逐渐社会民主主义化,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则放弃了“人民发展所必须的‘抽象权利’”而逐渐变成“超民粹主义”。以至到了1917年,过去界限分明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发生了戏剧性的重新洗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音译“布尔什维克”)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以暴力推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称时通常不带括号,列宁们贬称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流派主导的最后一届联合临时政府。
      
    尽管这时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已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民主色彩,但在俄国,最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孟什维克。过去苏联官方理论说孟什维克是“机会主义者”——这个词的本义指那些一味“随机应变”而没有原则的人,但实际上如果要贬抑孟什维克,倒不如把他们称之为“教条主义者”。他们的缺点(从另一种价值观看或许是优点?)恰恰在于过分虔诚地执守意识形态原则,理论上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不善权变,行为上坚持道德自律而不愿使出辣手,对他人过分天真而不懂世事险恶,对自己“洁癖”太甚而处处循规蹈矩。由于努力和机遇,他们在俄国曾有比列宁一派更大的影响,但因为上述“缺点”以及一些更深远的原因,他们最终被自己过去的党内“同志”消灭了。
      
    说孟什维克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不夸张。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汉诺夫后来是孟什维克。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一人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后的也都是孟什维克。在与列宁等人发生争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所谓孟什维克实际也是主流:在两派争执的著名“党章第一条”的表决中和二大的大多数会议中他们都是多数,只有在选举中央机构时,由于倾向他们的犹太工人总同盟成员因他故退场,列宁一派才取得微弱多数。尽管列宁后来以此一直自诩“多数”而贬称他们为孟什维克(“少数派”),但此后党内争论的大部分场合,乃至在杜马党团中,他们仍是多数。只是由于他们自恃以理服人并不标榜“多数”,也不屑于争辩列宁所谓“多数派”的真伪,才在历史上留下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名实不符而约定俗成的称谓。
      
    
孟什维克的“专政”与“民主”观
      
    虽然列宁与马尔托夫各自追随者的派斗自1903年就已开始,但双方并无固定成员(像托洛茨基这样仅次于列宁的“第二把手”也只是在1917年8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而只是同一党内不同意见的组合。1906年时双方还召开“统一代表大会”强调团结。1912年列宁一派在布拉格召开自称的“全国代表会议”首次宣布开除“孟什维克取消派”,但第二国际并不承认这一宣布。而且,当时列宁方面说孟什维克内部有“取消派”与“护党派”之别,孟什维克却不承认有这种派别,会议并未列出“取消派”名单,更没有与所谓非“取消派”的那些孟什维克分手。于是,虽然此后双方头头们已经各行其是,但绝大多数党员认为两派仍属一党,基层组织仍多在一起活动。直到1917年5月,列宁一派才首次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因此俄罗斯如今的党史研究者多认为两派只是在1917年才彻底分裂,而到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改名、取消社会民主的招牌后,“才真正结束了关于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所有说法”。
      
    尽管“党籍”意义上的孟什维克形成极晚(甚至可能从未形成),但作为持有“正统的”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者,孟什维克当然早就存在。他们在理论上一直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是按马克思的本义、以及普列汉诺夫以来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种赞成有下述限定:第一,这种专政只能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而他们认为在不发达的俄国如今发生的只是“民主革命”。第二,即便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专政”也只能是内战中的非常状态,不能把它常态化,在和平时期搞独裁。第三,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针对“资产阶级”,而不能针对尽管“落后”(马克思主义者,不管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这样认为)、但并不属于剥削者的农民,更不能针对工人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至于以“专政”来对付社会民主党内的其他派别,就更是匪夷所思。
      
    更重要的是,基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反对“人民专制”、主张“政治自由”的传统,孟什维克一直崇尚民主。早在“二大”上就有代表指出:双方的分歧在于“是要使我们未来的政治服从某种基本的民主原则、承认这些原则的绝对价值呢,还是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必须绝对服从我们党的利益?”列宁主张后者,而主张前者的即所谓孟什维克——不管他们是否参与过“二
      
    大”的那场争论。因此,孟什维克不仅可以说是俄国当时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说是最“原教旨”的民主派——这两点合而论之,也体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的关系。
      
    孟什维克对民主原则的忠诚体现在:如果统治者以暴力推翻民主而维护专制,他们当然支持以暴力来对付这种统治者,包括在内战中实行临时的“专政”。但在民主政治中如果自己在“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中失败,则他们绝对服从“人民的选择”。而且在民主政治中他们也主张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宁可在竞选中吃亏也不单纯为拉票而哗众取宠附和群众的任何要求,同时也反对不择手段地诋毁对手。然而不幸的是:在专制传统和阴谋政治土壤深厚的俄国,他们的民主实验过于“超前”,当时的成功机会是不高的。
      
    
从“二月民主”到“一月专政”中的孟什维克
      
    与领导人多在海外的布尔什维克相比,孟什维克在国内工会中的影响更大。1917年的“二月革命”虽然事出偶然,没有任何政党策划过这次剧变,但在革命后出现所谓“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局面时,苏维埃初期也主要是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主导的。而在自由主义者主导的头两届临时政府无法控制局面、先后辞职、俄国濒临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情况下,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参与了后期的各届联合临时政府,并且越来越成为主导。到了“十月革命”前夕,最后几名“资产阶级(即自由主义者)部长”行将辞职,布尔什维克曾经主张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即将实现的前夜,列宁却抢先以武力夺取了政权,并随即开始了对先前这些党内“同志”的镇压。而在整个过程的每个环节,孟什维克的“君子”行为都令人叹为观止。
      
    当沙皇“出人意料地”倒台后,列宁为抢时间而经德国人安排穿越俄德战线,从国外赶回首都时,媒体曾怀疑他这种回国方式,指责他是德国人的奸细。正是作为列宁对手的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站出来力辩列宁的清白。
      
    “二月革命”后初期孟什维克尽管影响很大,但由于不支持资本主义、又教条地认为俄国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而无意掌权,只想以苏维埃为阵地做民主政治下的反对派。但是一旦自由派被证明无法控制局势,他们参政后就开始以左派立场与“资产阶级部长”斗争,并没有因为上述教条而甘愿做“资产阶级的尾巴”。然而对于这种民主政治中的政敌,他们只用合法手段,也的确在十月之变的前夜成功地在临时议会上通过了迫使全部“资产阶级部长”辞职的不信任案。如果不是当晚就发生布尔什维克的武力夺权,“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本已呼之欲出。
      
    但如果“资产阶级”要动武,孟什维克也主张坚决镇压。当8月间发生右派企图武力推翻民主政府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时,孟什维克不仅推动临时政府进行镇压,还支持不久前才因被指煽动暴力而受到压制的布尔什维克重返政坛并组织民兵(赤卫队)参与平叛——然而正是这些布尔什维克民兵后来反过来推翻了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本来在沙皇时期反战的许多孟什维克在沙皇倒台后看到需要抵抗德军进攻,以保卫新生的“民主俄罗斯”及其革命成果,因而在无法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情况下不赞成放弃战争,尤其反对在无停战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放弃抵抗。这种所谓“革命护国主义”立场(尽管不是所有孟什维克都持这一立场)使当时厌战已极的俄国军民失望。而那时以在野身份完全根据群众情绪提口号的布尔什维克则鼓吹无条件立即停战,因而人气迅速上升,尤其在军队这个当时最厌战的群体中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派别。
      
    而当时在并非普选的苏维埃中,军人投票权高于工人十多倍(当时还只有“工兵代表苏维埃”,农民是不算数的),因此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主导权遂被布尔什维克取代。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利用军队和民兵武力夺权,遭到孟什维克的抗议。但是当时苏维埃政府自称是“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管理俄国的工农临时政府”,并许诺尽快进行立宪会议普选,因此孟什维克也没有太强烈的抵制。相反,他们认真、积极地投入了布尔什维克政府组织的立宪会议选举工作,成为当时俄国最遵守民主规则的政治派别。
      
    由于这时他们的报纸被查封,声音被封杀,也由于在当时的乱局中人们对他们那种循规蹈矩的主张缺乏信心,当然还有掌权者对选举的影响,孟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仅仅得到2.3%的议席,在四大竞选团(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中是最少的。这与“二月革命”之初他们的巨大影响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孟什维克坦然宣布接受这一结果。而布尔什维克却因为得票少于社会革命党便公然推翻了他们自己组织的选举,于1918年1月派兵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而在选举中失败的孟什维克却首先起来捍卫这一民主选举结果。他们组织工人于当天发起和平的游行示威,抗议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派兵开枪镇压,造成震惊世界的“一月五日血案”。用高尔基的话说:“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两害相权取其轻”和孟什维克的困境
      
    “一·五血案”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彻底决裂,并受到后者严厉镇压而转入地下。但是立宪会议被驱散终于导致社会危机的大爆发。不仅布尔什维克与所谓“民主反革命”之间矛盾激化,而且布尔什维克废除民主的做法也使“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乘机而起,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
      
    面对如此局面,孟什维克陷入了空前的困境。1918年1月时他们不分国内、国外,“国际主义者”还是“护国主义者”,都一致抗议废除民主,也都是列宁式“专政”的反对派。但在后来的内战中,由于他们同样反对与苏俄为敌的资产阶级及旧俄势力(所谓白卫势力),因而显得左右为难:“布尔什维克专政政策实际上已把俄国大多数人口即农民和一大批城市民主派推到了反革命队伍中,另一批民主派则把立宪会议的命运与帝国主义同盟国和国内反动派连在一起。……结果,立宪会议可能被用来作为直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口号和借口”。
      
    于是在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上,孟什维克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俄国国内以马尔托夫与唐恩等人为代表的主流派虽然谴责布尔什维克破坏民主,但认为反对资产阶级与旧俄势力更重要,因而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改变了激烈谴责的立场,采取了宁可支持苏俄的态度。他们仍然按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把列宁的“专政”看成内战中的非常状态,期待其在战后能够恢复民主。马尔托夫说:“当阶级斗争进入内战阶段时,一定会出现……以革命少数派专政的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所以我们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列宁们“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专政,而在于“这种专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并建立一整套制度使专政永久化呢,还是相反,尽快地以这个革命阶级或几个阶级的有组织的主动精神和自治,来代替这种专政。”
      
    于是他们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者立场的同时,以盟友身份支持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号召国内支持者保卫苏俄,在国际上也尽力为布尔什维克游说,呼吁国际社会民主党暂停讨论“民主还是专政”的问题。当时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通过民主竞选上台执政并宣布脱离苏俄,成为原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孟什维克掌权的唯一地区。然而尽管沙俄解体后的“独立风”流行一时,格鲁吉亚并非特例,当时所谓“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承认这种权利,沙俄时期列宁还鼓励这种做法,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其他异己势力也承认格鲁吉亚独立,但为了取悦于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还是严厉谴责了格鲁吉亚同志,孟什维克中央甚至宣布开除他们。
      
    这时孟什维克不仅承认战时的“革命专政是必经阶段”,“客观上好比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而且作为未来制度的设想他们也已经不再为立宪会议呼吁,而仅限于呼吁扩大“苏维埃民主”。他们认为只要有民主就可以约束列宁们,“不仅普选权这种民主,就连苏维埃民主也不会让共产党的少数人得逞”。但是,正由于任何“民主”都与专制不相容,列宁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宽容他们,内战一结束,就对他们发动了严厉镇压。1920年马尔托夫被迫流亡国外。仍在国内希望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孟什维克首领唐恩在其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议被列宁接过去之后,他本人却因企图表现得比领袖更聪明而不能见容。正如当年列宁“照抄”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之后就反过来镇压了该党一样,孟什维克也因唐恩的意见被采纳而在1922年遭到了最后的灭顶之灾。这时他们才明白:自己面临的并不是临时性的“迪克推多”,而是一种比沙皇更严酷的“人民专制”。
      
    而孟什维克的命运也确实给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专政”观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战时的“专政”是可取的,那么和平恢复后就应当取消专政恢复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指望“专政者”的好心和自觉吗?
      
    与国内的孟什维克主流派不同,侨居国外的许多孟什维克名人,如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反对马尔托夫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认为列宁搞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
      
    级和农民的专政”。针对当时左派中一些人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为例为列宁的行为辩护,阿克雪里罗得指出苏俄这种做法甚至也不是雅各宾专政式的战时措施,而是列宁一贯的长期专制主张。因而他们认为应当进行反抗,并且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排除以暴抗暴的可能。但这也仅仅是理论上“可能”而已。他们同样也不愿与“白卫势力”为伍,并且要与之划清界限,于是所谓的反抗只限于向第二国际的兄弟党呼吁,希望通过“国际社会主义干预”来迫使布尔什维克改变做法。这自然毫无结果。
      
    只有以H.H.饶尔丹尼亚为首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自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直没有失去对当地苏维埃的主导,1918年通过民主选举在当地的多党制议会取得多数,上台后领导格鲁吉亚脱离俄国独立,并组建军队抵抗苏俄进攻。他们在格鲁吉亚执政3年,进行了颇值得研究的、宪政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土地改革、八小时工作制、工业国有化、发展自治工会农会等),但这个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格鲁吉亚最后也在1921年被苏俄大军攻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的民主实践就此中断了。
      
    
战争问题导致了社会民主运动“破产”吗?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召开“七大”,把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从而正式脱离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就是所谓列宁一派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决裂和以第三国际为代表的新“共运”兴起。
      
    过去苏联官方理论一直强调“第二国际破产”和列宁们与之决裂主要是因为第二国际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实行“沙文主义”或“护国主义”的结果。但考诸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虽然确有分歧——实际上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的欧洲工人运动传统一直就是多元化的,分歧从来就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党内也确实都有一些鼓吹“保卫祖国”、支持战争预算的“政府派社会党人”(考茨基的讥语)。然而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列宁骂为“叛徒”、“修正主义者”的著名人物并不在其中,他们都是反战的,不是“沙文主义”、“护国主义”者,战时他们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都属于第二国际中的“齐美尔瓦尔德反战阵营”。
      
    俄国的孟什维克也属于该阵营,而且与西欧各党相比,他们中“护国派”更少,“国际主义者”绝对居于主流。孟什维克的全部七个杜马议员(所谓杜马七人团)都是反战的,他们拒不赞成军事预算,还与五个布尔什维克议员共同发表了孟什维克起草的反战声明。
      
    只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俄国成了民主共和国,协约国方面(英美法俄)也成了清一色民主国家,而对方的德奥土保同盟国则都是帝制国家,加之这时在东线德国处于攻势,战争在俄境进行,一些左派人士套用法国革命中共和法国对封建君主制的反法联盟国家作战是“保卫革命”的思维(后来“二战”期间“反法西斯战争”概念其实也属类似思维),转而支持抗德作战,孟什维克中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倾向开始抬头。但即使在这时,许多最著名的领袖如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等也仍然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同属齐美尔瓦尔德阵营。而另一方面,“革命护国主义”也不限于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中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人其实也是“革命护国主义者”。
      
    当然,那时的反战者中绝大多数持的是中立或“和平主义”立场,即不支持统治者打仗,同等谴责参战各方,对战争预算投反对或弃权票、鼓吹无条件停战和“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等。像列宁那样反对中立、主张不择手段地破坏本国战争努力、鼓吹“变外战为内战”、追求“使本国政府战败”的极端者很少。但列宁这种实际上有利于敌国(当然也便于自己乘本国战败时乱中夺权)的极端策略,即使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不少异议,远非一致赞同。而且那时对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分野并不一致,对外持“反侵略”的民族主义立场、对内却
      
    激进地反政府的“革命护国主义”者,以及并无革命动机、纯粹作为敌国第五纵队而“使本国政府战败”的人都并不罕见。许多“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者”后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许多“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却被布尔什维克镇压。
      
    可见那时“反战”与否的分野并不那么关键。战后第二国际两个后继组织:维也纳国际与伯尔尼国际主要就是以战时各派的反战与否来分野的。正因为这种分野其实并不严重,它们很快合并成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如今社会党国际的前身)。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根本原因:
      
    
“民主”还是“专政”?
      
    而这两个组织与第三国际也曾进行合作谈判。最终之所以谈判破裂,更与所谓沙文主义或护国主义问题根本无关。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破裂直接就是因为“专政”、尤其是列宁式的一党对其他左派党或工人党实行“专政”令人难以接受。
      
    1922年维也纳国际发起三个国际合作谈判,该建议说:“凡主张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愿意为此采取共同行动的无产阶级政党”均可参加拟议中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个今天看来很左的建议与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唯一实质性冲突之处,就是不能对其他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专政”。在根据这个建议举行的三个国际代表柏林会议中回避了过去的一切分歧,包括苏俄镇压“资产阶级”与内战中种种引起非议的做法,但苏俄当时正在掀起的、和平时期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审判、处决浪潮,以及出兵攻灭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权(苏俄曾与之签约,“无保留地”承认其独立、主权,并在整个内战期间与之相安无事)则导致了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停止对这些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的“专政”,并由三个国际联合调查格鲁吉亚事件。共产国际的代表布哈林等人对此曾表示愿意考虑,但返俄后却遭到列宁痛斥。由于列宁坚持不仅对“资产阶级”、而且对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其他左派、其他工人运动流派实行专政,因此谈判无果而终。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甚至造出“社会法西斯主义”之说,把社会民主党人当成了头号敌人。
      
    可见,真正分裂了社会主义和左派阵营的,并不是别的什么分歧,而就是“专政”与民主的对立。事实上,1919年2月,恢复活动的第二国际(伯尔尼国际)首次代表会议上,大会执行主席布兰亭的主报告就是《论民主与专政》。几乎同时,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就叫《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标志性文件的名称就足以说明双方分手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柏林会议的调解努力很快失败,从此,在第二国际时代具有基本认同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左派运动,就这样彻底分裂成了考茨基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专政社会主义”、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和“修正主义”两大阵营。
      
    众所周知,历史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些语词的渊源与流变十分复杂,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术语的使用与否也因时而异。但毫无疑义的是:从19-20世纪之交到1917年,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系的左派思想者最通行的自称确实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译“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时期的列宁著作中,这个自称可以说随处皆是、不胜枚举。而普列汉诺夫还明确指出那时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三个概念是同义词,并且三者都与“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相异。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自称社会民主党人,而民粹主义者自称社会革命党人,两者又共同被社会上公认为“社会主义”的两大分支。而所谓“社会民主”与“社会革命”的称谓之异也明显标示了两者的区别在于对“民主”的不同态度。1918年列宁们放弃“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自称,从根本上讲也是同样原因。
      
    尽管随着宪政民主与多元化的成熟,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不再言必称马克思,不会把马恩供上神坛,更不会再讲“专政”,但马、恩时代的社会民主传统仍然由他们一脉相承。而列宁一派天天挂在嘴边的“无产阶级专政”虽然确实是马克思用过的语词,但其实际含义却已大相径庭,而且完全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当初批判的那样,走上了从“人民专制”其表、到“皇帝专制”其里的“警察民粹主义”之路。
      
   
“专政”的长期化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反应
      
    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对左派主导的最后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暴力夺权,尤其是1918年1月对苏维埃掌权后普选产生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占压倒优势(但布尔什维克得票不理想)的全俄立宪会议的强行解散,以及此后对拥护民主的左派群众的严酷镇压,显示出这种“专政”越来越不像是仅仅针对“资产阶级”,甚至不仅仅针对列宁所讨厌的农民。俄国国内外左派与社会主义运动震惊之余,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考茨基1918年发表《无产阶级专政》,对苏俄进行批评。虽然该书立即遭到列宁的狂怒斥责,实际上今天看来这本小册子对列宁的批评应当说是十分温和的。它虽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派”即“民主的社会主义”和“专政的社会主义”之间明确支持前者、批评后者,但仍然承认“两派抱有同一目的: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阶级,并且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也解放全人类”。它在批评列宁之余仍然说:“不管怎么说,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世界史上第一次领导起一个大国,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来说,当然是一件重大而光荣的事。”
      
    与今天所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敌视苏俄”的说法不同,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主流对苏俄事态发展的感受十分复杂。尽管他们早在最初俄国党内发生派争的“组织问题”上一般都比较同情孟什维克那种更合乎西方社会民主党组织传统的观点,并对列宁的咄咄逼人感到不快,但他们都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团结、避免分裂,因此一直谨慎对待俄国党内斗争,不轻易褒贬哪一方(倒是比主流更激进的罗莎·卢森堡早在1904年就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
      
    1917年末布尔什维克镇压孟什维克的事态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这种状况仍基本维持。当时俄国国内孟什维克因被镇压而“与西方隔绝”,第二国际一度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关于俄国情况的大量负面报道来自“资产阶级”媒体,社会民主党人只能半信半疑。因此当时西方主要社会党报刊对俄国的报道几乎空白:既不信布尔什维克的,也不信“资产阶级”的。
      
    同时,西方社会党主流派虽然不同意列宁的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哪怕只是一派)能够掌权这种前所未有的事还是感到考茨基所说的那种“光荣”,从感情上不愿把俄国的情况想得很糟,甚至在各国左右斗争激烈、右派常以俄国的“恶例”说事来敲打左派的情况下,作为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往往还倾向于为苏俄辩护,最常见的就是把列宁的做法比拟为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当时左派心目中这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符号)。
      
    到了1918年底内战形势对苏俄来说最危急之时,国内孟什维克因宣布支持苏维埃抗击反革命而被恢复了部分自由,可以向国际讲话(列宁也需要这种讲话)了。但这时他们主要是号召国际左派放下分歧支持苏俄,号召“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时刻准备着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形式的俄国革命,使它免遭世界反革命的进攻”。而且这种号召很起作用,各国社会党包括
      
    “右翼”基本上都反对“武装干涉”苏俄,也不支持“白卫势力”。尽管国外孟什维克侨民反布尔什维克情绪更为激烈,他们抱怨这种政策实际上支持了布尔什维克,说“有关俄国的真相大都是资产阶级报刊而不是社会民主党报刊报道的”,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可悲、耻辱和不祥之兆”。但像考茨基、鲍威尔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希望调和冲突,并没有站在这些侨民一边。这些社会民主党人一方面批评列宁,另一方面对内战中的“专政”都还比较谅解,只是希望局势稳定后苏俄恢复民主,尤其是停止镇压社会民主主义者。
      
    然而,列宁本着“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就是敌人”这种民粹派逻辑,对温和的批评反应极为激烈。同时内战结束后孟什维克丧失统战价值,他们与社会革命党等非布尔什维克左派都受到更为严酷的镇压以至消灭,大批人流亡海外成为“左派俄侨”,他们纷纷向国际(伯尔尼国际和维也纳国际)申诉。至此,人们对苏俄取消内战中“临时的”专政而恢复民主的希望也彻底破灭。西方社会民主党对苏俄的负面报道明显增加,对列宁的批判也明显升温。而这时,布尔什维克改名脱去“社会民主”包装已经两年,他们成立新的国际也有一年多了。
      
    
“民主与专政”论战中的卢森堡:“阶级性”问题与底线问题
      
    与此前40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政治自由”反对民粹派的“人民专制”类似,1918年前后“民主与专政”的论战也明显超越了“左与右”的范围而更多地带有“底线”性质。对此最明显的例证是:在1918年对列宁的行为最严厉的批评并非来自考茨基,更非来自比考茨基更右的伯恩斯坦,而是来自比考茨基更左的德国社会主义思想家、被列宁誉为“工人运动之鹰”的罗莎·卢森堡。
      
    卢森堡出身于被德俄瓜分的波兰,因此在历史上她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关系都很深。正如当年她既批评孟什维克也批评布尔什维克一样,1918年她也是既批评考茨基也批评列宁。但是她决非所批评的两者间的中间派,而无疑是比两者都更激进也更理想主义、在“左”还没有与既得利益挂钩的那个年代也可以说是更“左”的人。而在“专政与民主”问题上,尽管她对考茨基与列宁都不满,说考茨基维护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列宁维护的是“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但她对这类问题的看法明显地更接近于考茨基,而她对列宁搞的“一小撮人的专政”的谴责甚至要比考茨基对列宁的批评更尖锐。她说列宁搞的那一套“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
      
    卢森堡认为这种专政不仅会压迫无产阶级自己,而且“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政党都摆脱不了它。”因此她为在俄国恢复自由民主大声疾呼,还提出“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个著名命题,强烈谴责苏俄消灭反对派、扼杀自由思想的做法。
      
    如此等等。这些话直到她在德国革命中英勇殉难后才于1921(一说1922)年发表,列宁极可能并未看到,因此在1919年卢森堡死后说了不少褒扬她的话——其中著名的是说她是“鹰”而考茨基是“鸡”。但到斯大林时期,卢森堡就在苏联被贬斥,其著作也被查禁。显然如果她没死,或者列宁读过她的上述文字,那评价将会绝大不同。
      
    然而真正耐人寻味的还是她的批评本身。卢森堡批评考茨基维护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这当然不是说考茨基主张不给无产阶级而只给资产阶级以民主权利,而是斥责考茨基对德国当时发生的武装革命不热心。她批评列宁搞“资产阶级专政”,但她也知道在苏俄当家作主的如果不是工人,也绝不会是资本家,她反感的其实是列宁像布朗基那样搞“优秀分子专政”。
      
    换言之,卢森堡既热心于武装革命又反对“先进少数”专权,这倒的确是回到了当年马克思的立场上:既主张以暴抗暴,又反对“革命后的革命专政”。但她给批评对象戴的两顶“阶级”帽子显然并不合适。当时苏俄规定经济上“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和政治上的反对派都没有公民权,考茨基与卢森堡对此都明确表示反对。苏俄武力驱散了全民(亦即:包括资产阶级)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议会),考茨基与卢森堡对此都予以严厉抨击,而且其理据惊人地一致。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卢森堡的抨击更尖锐更富有激情。但是从前面所述看,卢森堡抨击的究竟是“专政”的错,还是“资产阶级的”错呢?
      
    “资产阶级vs无产阶级”,还是“专政vs民主”?
      
    卢森堡又批评说,考茨基与列宁都把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在“要专政还是要民主”的问题上争执。而她认为问题不在此。在这里她又回到了重视“资产阶级vs无产阶级”甚于“专政vs民主”的怪圈。其实,如果照她的说法,专政与民主不对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那考茨基和列宁还争个什么?果如她所说,考茨基搞的“资产阶级民主”和列宁搞的“资产阶级专政”不就是一回事吗?
      
    其实,如果就文字而言,那么与卢森堡的指责相反,考茨基与列宁都并未把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他们都与卢森堡一样喜欢给这两个概念加上“阶级性”定语,也会在某个“阶级性”之下把两个概念混同起来。列宁固然常讲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等于资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也把巴黎公社说成是既“专政”又“民主”的吗?
      
    然而实际上,他们两人心里的确都明白“专政”与“民主”不能相容,而且决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不能相容。只是面对这种不相容他们做了相反的选择:一个选择了“民主”,而另一个选择“专政”。哪个选择对且不说,“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却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两者确实是对立的!
      
    如前所述,当时苏俄在很多场合根本就把专政与民主的“阶级性”定语省略掉,而直截了当地强调要以“专政”来镇压“民主”。而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也提到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蔑视“一般民主机构的机制”并且谴责了这种蔑视。在她批评苏俄那种剥夺“不劳而获者”公民权的做法时,在她指责列宁们对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民”民主选举结果“毫无敬畏”时,能够说她只是站在“无产阶级民主”的立场上吗?能够说她谴责的仅仅是“资产阶级专政”吗?
      
    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有过只有社会中某一部分、而非全部人享有民主权利的情况。例如古希腊的民主不及于奴隶、南北战争前美国的民主不及于黑人。近代宪政民主在其早期许多国家中也有财产资格限制乃至身份性限制。把这种状况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还庶几近之。但是现代民主制度已经告别了那种状况。如果法理上民主权利已经平等,但是行使这些权利的本事还是有差异(例如穷人教育水平可能偏低,影响其参与公共事务等等),这当然仍需改进。可是凭这点就可以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吗?民主的性质若能根据“本事”来定,那么世界各国参与公共事务本事最高的阶层当然未必是工人,但难道就是资本家?律师、记者等从业者、更不用说职业政客的公共参与能力通常都比忙于生意的老板强,难道能说那就是“律师民主”、“记者民主”和“政客民主”?而且,权利平等可以做到,“本事平等”,天下哪种制度能够做到?如果“本事平等”才算真民主,天下还有民主可言吗?
      
    显然,当民主权利普及于工农大众后,就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了。而民主权利的普及、人权保障的提高、政治自由的扩大和宪政制度的完善都并非统治者的恩赐,而是广大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成果。无产阶级与民主左派力量对此有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当然不是仅仅给“资产阶级”作炮灰。而他们的斗争成果又岂能说成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
      
    在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如果遭到暴力镇压,无产阶级以暴抗暴而发生内战和战时专政,这种“专政”的确可能为民主创造条件。这就是前述马克思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提法的意义所在。20世纪初是从暴力革命频发到改良型民主转轨成为通例之间的一个过渡时代,从卢森堡本人也是死于右翼军人的暴力这个事实看,她讲“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以暴抗暴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否定“专政”本身与民主之不相容:“专政”为民主创造条件,是以和平恢复后就应取消“专政”为前提的。
      
    在宪政民主秩序下,“阶级斗争”不但仍然存在,而且由于贵贱之别已无,贫富之分仍存,人身依附消失后,原来就存在的财产差异更为凸显,并且在政治自由与代议制条件下各利益集团可以更充分地运用委托-代理机制展开博弈,因此尽管民主社会里贫富差距未必更悬殊,但正如马克思经常讲的,这时真正的“阶级(而不是身份等级、官民、种族、宗族等其他分野)斗争”才能充分展开——当然,这种斗争通常不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你死我活,也会有阶级妥协与合作。工会与商会、左派与右派、社会党与保守党、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等具有阶级分野背景的政治较量都会以文明的方式、以“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的方式进行。真正的“阶级代表”——通过代议制方式获得委托-授权的利益代理人,而非仅仅自称的“先进者”——才能堂堂正正地登上政治擂台。工党代表工人,自由党代表企业主(当然是姑言之,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如此等等,民主政治因而具有确实的“阶级性”。——但这并非“无产阶级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而只是在一个公共民主平台上进行政治博弈的不同阶级力量。
     
( 来源:《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 金雁,中央编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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