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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是与非
作者:马立诚      时间:2007-10-12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我们可能越来越接近洋务运动的真相了。
    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同治到光绪年间的新政),或“自强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造反风起云涌。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体制内一些有远见、有能力的高级干部,主张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新式工业,培养新型人才,训练新式军队,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强,所以史称“新政”或“自强”。
    但是,你随便问一个中年人,对晚清洋务运动有何印象?多半的回答是:买办、卖国、镇压人民起义。
    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僵化的历史观打下的印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说,洋务运动的后果,一是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二是加深了人民的灾难,三是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的裂痕。各种教科书和文艺作品就此互相克隆,结果正如学者李时岳所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李时岳、夏东元等相继发表著作,为纠正僵化的历史观做了初步努力。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起到1919年止,总计80年,洋务运动占了将近一半时间。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近代工业起步,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际,在中国工业化步入中期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评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第一次工业化的艰辛努力。
        
  内外交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老大帝国日益衰落。
    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1853年3月占领南京并在南京建都,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太平天国成为与清朝政府对峙的政权。
    同时,在山东、河南一带起义的捻军也响应太平军,在安徽蒙城建立“大汉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
    正值清军与各地起义军激战之际,外患又来了。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6月,清政府被迫先后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同年5月,清政府特使在俄国武力威压下,被迫与俄国签订 《暧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9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河北承德)。10月,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清政府于当月分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
    11月,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给俄国。后来俄国通过勘界谈判,在中国西北又强占了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俄国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获利者,总计侵占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
    1861年8月22日,在羞辱和恐惧之中,咸丰病死热河。
    27岁的慈禧与30岁的恭亲王奕勾结起来,发动政变,把咸丰临死前钦定的八个“赞襄政务大臣”(辅佐政务大臣)中的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杀掉,废黜另外五人,夺取了最高统治权。
        
  思想启蒙
    1840年,林则徐在实战中体验到英国的船坚炮利,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并付诸实践。他从美国购买“吉塞皮克号”商船,改装为战舰,配备英国造大炮34门,这是中国从西方引进的第一艘近代军舰。
    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魏源于1842年完成《海国图志》60卷,后经补充,1852年扩编为100卷,近90万字。《海国图志》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有名的口号。魏源说,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像俄国彼得大帝一样,从各方面向西方学习,包括引进西方技术,建立船厂和军火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
    然而,中国传统的认知是什么呢?古代先民认为中国是 
    “天朝上国”,周边国家和民族分别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都是没受过礼仪熏陶的落后民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华尊夷卑”的观念。鸦片战争之前沿用的一些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得很大,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乾隆十二年奉旨编修的《清朝文献通考》,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正好位于大地正中央。
    魏源却告诉人们,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中国并不在世界正中央,而是在亚细亚东南,是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的一个。在魏源笔下,“夷狄”竟然是繁荣昌盛、交通便利、制造精美、重视教育、政治民主的文明之国。民众读书识字,生活比中国富裕得多。这还了得!大批保守的士大夫群起而攻之,甚至上书朝廷,指控魏源等人“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简直就是汉奸!
    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并未因此吓倒。曾任闽浙总督(福建浙江一把手)的徐继畲著 
    《瀛寰志略》,于1848年刻印问世。这部书以图为纲,介绍了各主要国家的情况。
    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国人要求打开国门、了解外面世界的呼声日益高涨,《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大量重印,几乎“家置一编”,对洋务派、维新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争压力
    一场波及全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思想启蒙之外,当然还有急迫的现实原因,这就是战争的压力。
    先看中外战争。
    清军与洋人交手屡吃大亏。令清廷震惊的是,洋人依靠船坚炮利,往往以很少兵力,就能击溃上万乃至数万清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仅数千人及舰船四十余艘,就攻陷浙江定海、宁波、镇海、江苏镇江,还拿下了广州、上海。在战争中,守卫广州的清朝名将杨芳,竟然下令搜集民间马桶,放在几个木筏上,飘向洋面,以保卫海边炮台。杨芳把这叫做“以邪制邪”,结果当然无效。当时就有人写诗讽刺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再看国内战争。
    太平军也了解洋枪洋炮的利害,大量购买西方军火。
    1862年,李秀成率大军前往解救天京之围,以炮火轰击湘军:“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
    内外战争压力,逼迫清廷迈开洋务步伐。
    洋务运动的兴起,确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相关,不容回避。洋务运动发展起来之后,取得划时代进步,也不能否认。农民起义反抗腐败暴政固然可歌可泣,但太平天国本身也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李时岳指出:“农民不能创建新社会”,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洋务派镇压农民起义,手上沾满鲜血,是刽子手;但他们努力推进工业化,艰难推动中国进步,又成为改革者。这就是历史的迂回和曲折。如果以为改革者必须毫无瑕疵,那并不是事实发生了错误,而是自己的观念近乎幼稚。对于复杂的历史,采取非黑即白的情绪化或片面的态度,很难接近历史的真相。
        
  1861:洋务运动破土
    在内忧外患之中,切盼自强的清政府于1861年1月20日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被任命为首席总理大臣。这是洋务运动开张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夏东元说,总理衙门是适应改革开放需要而诞生的最高政权机构。
    就在这一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是洋务运动起步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创办这个军械所,是为了独立自主地开发兵器。
    1862年,军械所研制成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同年年底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这标志中国进入了机器制造时代,中国近代工业由此肇始。军械所的劳动力,成为第一批接受工资付酬的工人,资本主义企业就此在中国开端。
    另一重要事件,是京师同文馆在1862年(同治元年)6月开馆。表明洋务运动深入到教育领域,教育改革开锣。京师同文馆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英文、法文和俄文。学习内容还有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翻译技能。
        
  洋务派和顽固派
    搞洋务是个新鲜事物。随着洋务运动起步,顽固势力猛扑过来,给洋务派扣上“破坏国家安全”的大帽子,千方百计加以阻挡。围绕着洋务问题的争论,官员们逐渐分化为两大派别:洋务派和顽固派。
    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有奕 、大学士(总理级高官)桂良、户部左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
    顽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朝廷各部门有众多官员附和顽固派,地方上则有大批保守的地方官、士绅和八股书生。
    洋务派和顽固派爆发的第一次大冲突,由同文馆引起。
    1866年底,奕根据郭嵩焘(曾任皇室秘书、广东巡抚)提议,建议朝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馆、算学馆,扩大学习西方的范围。另外,为了提升学生入学前的文化程度,提高学习效率,奕建议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出身的年轻人才,入馆学习。这本来是很可嘉许的措施,却遭到顽固派猛烈攻击。在顽固派看来,教小孩子学外语已属汉奸行为,再招科举出身的人去学天文算学这些 “奇技淫巧”,岂不是要“以夷变夏”吗?
    顽固派对此提出三点非议:一、轮船买就是了,洋炮买就是了,为什么要花老大功夫去学这些东西?二、“师法西人为耻”;三、“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有的顽固派甚至指使人散发万言书攻击洋务,并在街上贴出讥刺同文馆的对联。奕 在朝廷辩论中批驳顽固派说,买是“权宜之计”,而学习制造则是“永远之谋”。
    关于耻辱问题,奕说,最耻辱的是不如别人。连日本尚知发愤学习,独中国因循守旧,不思振作,这不是最大的耻辱吗?“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那就会永远不如别人,耻辱的帽子也就永远戴在头上了。奕的批驳是很有见识的。
    最后,顽固派的“王牌”——全国理学权威、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于1867年3月上书指责同文馆。他的理由是:“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还说,“夷人吾仇也”,“师事夷人”,即为“事仇”,其罪大矣。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痛斥倭仁说,当今之势,正需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实现自强,以抵御西方侵略,他请倭仁举出国内“精其术者”。慈禧也责令倭仁举荐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
    倭仁一看慈禧支持奕 ,苗头不对,赶快转向说:“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同文馆一役,洋务派取得胜利。这种恶斗,一直贯穿洋务运动始终。
        
  军事工业四大骄子
    军火贸易很坑人。
    “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十二磅炮弹要费三十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坏的铜帽也要十九两银子。”热兵器弹药消耗很大,军费难以负荷。怎么办?只有想办法自己造。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应运而生。
    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厂址迁往城南黄浦江畔高昌庙镇,即今江南造船厂旧址。
    1868年建造成第一艘木壳轮船,定名惠吉号。
    1867-1904年,总计生产工作母机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零件及工具110万件。又制造了第一个炼钢炉,中国第一炉钢就是这个炼钢炉于1891年炼出来的。
    当然,最主要的是造枪炮。江南总局不断仿造英美步枪大炮,武装湘军淮军。到19世纪90年代,每天能生产子弹9万发。
    马尾船政局。由当时担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州马尾山创建,后由沈葆桢接手。到1874年,建成了一个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兵工企业。
    1869年,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排水量1370吨。到1905年,船政局建造军舰和商船各四十艘。1887年,第一艘钢甲船平远号下水。
    船政局建立了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学生学习,先后派出三批学生去欧洲留学,广为人知的留学生有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
    金陵机器局。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江苏、安徽、江西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清朝江苏和安徽两省同属江南省),在南京雨花台附近创办金陵机器局。
    金陵机器局主要生产大炮、子弹、水雷等军用品,规模小于江南制造总局。
    天津机器制造局。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大炮、炮弹、子弹和水雷。除此之外。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清廷决定加快海军建设,天津机器局又上马制造军舰、鱼雷艇等。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天津机器局遭到毁灭性破坏。
        
  民用工业五大亮点
    有论者说,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纺织工业与煤铁开采,是洋务派开创的四大民用工业。但铁路对于中国的意义实在重要,所以把铁路也加上去,成为五大亮点。
    轮船招商局。清政府于1873年批准成立轮船招商公局,不久改为轮船招商局。开始为官办,半年没成效,后经李鸿章定位为官督商办。
    1877年,轮船局购并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接着与实力强大的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展开竞争。太古、怡和为了挤垮轮船局,在长江航线极力跌价,但轮船局依靠官民支持挺了下来,迫使太古、怡和坐下来谈判,于1878年签订了三家同价运输合同。
    不久,销价竞争又起。轮船局把太古公司总买办郑观应挖过来,谈判实力大增,迫使两家英国公司在1883年再度签订同价合同。轮船局在合同中取得较多生意额度,占了上风。
    1890年,销价竞争再起,轮船局利用两家英国公司的矛盾,在利润连续下降的困难情况下不打退堂鼓,咬牙坚持。结果,太古公司濒临大额亏损,挺不住了,只好于1893年第三次签订同价合同。轮船局股票从1890年每股50两一度攀升至每股200两。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尽管洋务派沈葆桢等人自1870年起就多次上书要求架设电线,但在顽固派抵制之下,清政府置之不理。
    1874年,李鸿章据理力争说,日本今年侵犯台湾之际,我方用写信调兵,动作过慢吃了大亏。清政府逐渐改变态度,从1880年起,先在津沽架设电线,继而在1881年建津沪电线,1882年建沪粤电线。
    从1881年起,清廷批准在天津正式开设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人才。电报业务在各地先后开展起来。
    纺织工业创新。先是陕甘总督(陕西、甘肃两省最高军政长官)左宗棠的部下赖长在兰州创办官办的兰州织呢局,1880年建成投产,为早期开发大西北的壮举。
    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几经波折,于1889年12月建成,为官督民办。该厂产品质量与进口洋布差不多,年产24万匹。
    煤矿开采和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英美等国一直觊觎中国煤矿,要求在台湾、华北、江苏等地投资开采,均遭清政府拒绝。1880年代中期,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多次建议自己开挖煤炭,并痛斥了挖煤会破坏风水的顽固派谬论。曾、李、沈的意见,最终获得总理衙门大力支持。
    从1875年起,先后在河北磁县、台湾基隆、河北唐山等地开办煤矿,是为中国机器采煤之始。
    从1881年起,先后开办河北承德铜矿、山东招远金矿、云南铜矿、湖北大冶铁矿等。张之洞于1893年建成湖北汉阳铁厂,由于坚持官办,导致营私舞弊,浪费惊人,盛宣怀、郑观应接手改为商办之后,汉阳铁厂才逐渐走上正轨。
    筹建铁路。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出资修建了0.5公里长的一小段铁路,车厢不是由机车牵引,而靠人推,但立即被清政府官员下令拆掉了。
    1860年代,就修不修铁路的问题,清政府曾有三次大讨论。这三次讨论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修铁路的请求。讨论结果,坚决反对外国人投资修铁路。
    进入1870年代,洋务派一再建议自己修铁路。李鸿章说,中国“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器兵船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强。”这句话倒很能体现洋务派的主旨,就是不触及制度,单以工具理性立论。张之洞后来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为此意,不过是一个更简练的纲领性表述。
    到了1880年代,又有三次大辩论,这三次辩论的主要议题变成了要不要自己建铁路。顽固派极力反对修铁路。他们的理由是:“铁路一开,开门揖盗”,外国人很容易进入中国内地,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了;再有就是修了铁路,内地的利益就会被外国人用铁路这个吸管吸走;最后就是修铁路破坏风水。
    淮军将领刘铭传以及李鸿章对这些冬烘之见一一予以驳斥。
    此时光绪已登基多年。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 权倾一时,幸运的是,他坚决支持建造铁路,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
    其实,早在1881年,在奕 暗中支持之下,为解决开平矿务局运输需要,就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11公里铁路,此为中国正式有铁路的开始。开始是机车牵引,但顽固派说火车行驶会震动皇陵,只许用骡马托拽,把火车变为马车,后来经过力争,重新使用机车。
    1886年,在奕 支持下,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将铁路延伸到天津大沽。1888年全线竣工,李鸿章第一次坐火车从天津直抵唐山。
        
   建设近代海军
    1874年,日本军队乘军舰侵略台湾,给了清政府很大震动。朝廷上下一致认识到:“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
    1875年,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制造和购买铁甲舰,对付日本。另设福建海军,掌握在闽浙总督和福建船政大臣手中。正规的海军建设从这一年开始。
    1884年6月,中法海战爆发。8月,法国远东舰队攻入闽江口,消灭福建海军全部军舰,并摧毁了马尾船政局。这是海军的一个重大挫折。
    清政府追究责任,整顿海军,成立海军衙门,决定集中力量办好一支舰队——北洋海军。
    到1888年,北洋海军初步成军,共有25艘军舰。5艘自己制造,其余花巨资从国外购买。李鸿章还打算再行扩张,但由于海军军费被慈禧挪用修建颐和园,无法再添置装备。
    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日本于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由于清政府体制性腐败病入膏肓,再加上指挥不当,以及海军内部的派系矛盾,致使北洋海军一朝覆灭。
    北洋海军覆灭,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悲剧。这个悲剧表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连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有鉴于此,甲午战败之后,光绪皇帝及戊戌变法诸君子吸取洋务运动的教训,下决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企图从制度变革入手,改变大清帝国的积弱病态,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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