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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作者:雷颐      时间:2008-12-05   来源:凤凰网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开始清政府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现代化的挑战的意义,只是觉得又是另外一种传统的那种敌意,那种蛮族、那种入侵啊、那种挑衅,也只是这样等闲视之的看待它。而没有想到这次入侵是带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政权,不会是仅仅带来一种政权的更替,一种王朝的更替,而是带来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一种变化。 
    这个说起来,还要从更早一点的时候说起,就是在乾隆58年,就是1793年,就是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时候,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资本主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商品要打通全世界的市场,它商品要扩张,它就想打开中国的市场。打开中国市场呢,它想和中国通商,因为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所以它当时以乾隆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了一个使臣叫做马格尔尼到中国来,提出要跟乾隆(见面),要和中国通商。那么中国的反应,就是说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就不需要互通有无。尤其中国觉得,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当时对世界的理解或者中国人长期的世界观,就是中国是华夏中心论。觉得中国是世界之中,中国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最发达的。那么中国周围的非华夏文明,都是一些蛮夷。当时称呼把南方叫蛮,北方叫狄,东边叫夷,西边叫戎。这都是带有一种歧视性的称呼,就是觉得他们应该被中国文明所教化。 
    但英国人还是不死心,因为中国的市场它觉得人口又多,地方又大,市场又大,还是想打通、打开这个市场。所以在嘉庆过了一些年以后,在嘉庆二十一年,就是1816年,又派了一个使臣叫阿美士得来中国,还是要求和中国通商,派驻使节。那么中国(的反应)也是不同意。
    后来英国用鸦片,很不道德的用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市场。大家知道,后来又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实际上是把中国被迫地拉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竞争中。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尤其在开始的时候,在清朝,在近代,是一种被迫的现代化,是在一种充满屈辱的条件下来开始的历程。大家都知道林则徐,林则徐是鸦片战争中国一个很有名的将领。大家都知道,不要多说了。但是我们从他的奏折里,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的奏折中有一句,他说他准备和英国人打仗,说他“我准备了很多长的竹竿”。大家如果看过英军当时的图,他们的绑腿绑得很紧,他认为是他的绑腿绑得太紧了使他们的膝盖不好打弯。他说“我们准备了很多长竹竿,到时候一捅把他捅倒,他摔倒之后,他膝盖不能打弯就不好爬起来,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打败他”。但是稍有交锋,林则徐就马上感到事情不是这么回事。碰到的这个敌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人。他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必须了解它。所以他就让他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幕僚叫做魏源,通过一些华侨,通过搜集了种种的报纸,外国的报纸或者是一些书籍,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 
    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最详细的介绍了外国,尤其是西方这些国家的情况的书。包括它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武器,包括世界分多少洲,这一类都介绍了。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它的命运很悲惨。因为林则徐让魏源编这本书是为了了解敌人,是为了启发中国民众。但是这本书他编出来之后,却受到了从上到下的强烈的攻击。因为当时中国观念认为中国,刚才说了,是天下的中心。很多人就攻击他说中国的文化这么优秀,你们还去了解、介绍这些蛮夷的书,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不敬。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人,我们把林则徐称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是很了不起的。今天我们看这本书觉得很平常,但当年他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所以这本书当时在中国阅读的人并不多。但是这本书马上传到日本,而日本呢,大家知道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一直是学中国的。这本书传到日本之后,在几年之内就翻版了25版。相反很多日本人,那些读书人是通过《海国图志》来了解到世界大势现在已经是什么样了。所以这本书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一种思想的启蒙。所以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一本中国人写的旨在启发中国人的书,结果却对日本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大家知道,日本恰恰是通过后来的明治维新国家变强了,从而走上了侵略,主要是侵略中国的道路。这不能不说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 
    大家就可以知道,像这种状况,这就是当时的氛围。所以它不可能对这个变革有一个主观的认识,有一个很自觉的认识。但是随着太平天国的爆发,清朝的军队,大家知道都被太平天国打败了,或者说它的政府军队没有什么用处。什么“八旗”、“绿营”啊。恰恰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是靠一批汉族地主,或者说是汉族官僚。汉族地主他们的地方武装,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什么湘军、淮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的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使汉族地主开始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就是清朝的权力往下移,从它的满族贵族手中开始转移到汉族的官僚手中。降到了这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官员的手中。他们这一些人恰恰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感到了现代化武器的厉害。他们接触到了西方的现在的船坚炮利,他们觉得中国也应该走上这一条道路,也应该造船、造炮,于是就开始了“洋务运动”。 
    那么这个“洋务运动”,大家现在认为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造船、造炮、修铁路,这是哪个政府都应该做的事。但是在当时,这也是个被很多人视为大逆不道的一个事情,也是冒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洋务派每做一件事,都是冲破了重重阻力。比如说要建轮船,要大机器生产,那么中国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很有势力的。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认为那些机器只是一些奇技淫巧,反而对人心是有害的。尤其这种东西是从外国传过来的,你学这些东西是以洋人为师,是以洋人为父,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因为我们称之为华夏。
 
    所以修铁路经过了好多次的争论,经过了非常多次的争论。大概是从我刚才说的,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来的,最后是到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修铁路,这时候关于是否能修铁路才有一个说法,才批准正式的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允许修铁路。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二十年,当然这个时候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非常的弱了,已经在逐渐的弱化了。而像李鸿章这一类的地方大员,他们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的权力大了呢,他们实际上没有等到中央政府对这个事情有个决断,是能修还是不能修。他利用他自己的权力,实际上他们已经悄悄地在全国各地,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之已修了一些铁路。最明显比如说李鸿章首先在唐山修了一段唐山到胥各庄的一段铁路,大概有七十多公里。开始的时候,他修这个是为了运煤,当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尤其(火车)跑蒸气要嗡嗡的叫,使当地的很多人感到很可怕。尤其是一些士绅,有势力的人也坚决反对。所以开始修这些铁路,他不敢跑蒸气机车,他要拉煤是用骡在铁轨上拉着车跑。
    到一八八几年边疆的侵略,就是帝国主义俄国侵略。就是说修铁路运兵是最好的。你必须要运兵快,是以这个理由,(朝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才同意修铁路的。
    后来办洋务的人就觉得,需要有洋务的人才搞工程技术、数、理、化,就觉得你不能老请外国的顾问,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培养自己的人才从哪儿招,根本没有人愿意学。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还是认为只有学孔孟之道,那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严复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曾经也是一直想走传统的功名之路。他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一个中医,但他14岁的时候,他父亲突然病故了,一下家里就很穷了。这时候,他才进了福建在福州的洋务派开的船政学堂,去学船,学驾驶船这一类的。当时学这些被人很瞧不起的。当时还是觉得要考科举,考功名这是正途。所以当时有人提出,他叫容闳,容闳一个远大的理想,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派留学生。所以他说服了曾国藩,后来曾国藩说服朝廷,决定中国在1872年派了第一批留学生。那么这个过程也是很曲折、很复杂的。当时没有人愿意去觉得很可怕,觉得到一个蛮夷之邦,远离父母之邦是很可怕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建铁路很有名的詹天佑,他是第一批留美的。但是他怎么去的呢?他家里比较穷,他是广东人,他有个邻居姓谭,这位姓谭的邻居很喜欢詹天佑。他在香港做事,他就对外面比较了解,他一看到有这个事呢,他就跟詹天佑的父亲说:“你们家里比较穷,你送他出去多好啊”。并且他说“你要送他出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詹天佑”。在这种情况下才去的。所以他反映出一个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外国完全是采取一种排斥、抵制、恐惧的这种观念。 
    还有一点,比如说这个时候从中国传统来说,从它的政府的设置来说,它没有外交这种观念。它没有外交,它只有理藩。因为周围都是藩属国,只有理藩。你都是来给我进贡是我的藩属国,没有外交。那么在近代不可能,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了,外交越来越多,你不可能不和外国人打交道。按照清朝的祖制,按照中国的祖制,这也是不可能设外交部的。因为它没有这个观念,它就临时的设了一个叫做“五口通商”大臣,是一种兼差。但是你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多,你没有办法了。这时候在一八六几年,就成立了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来还加了一个字,叫做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就想把它限定在我和外国人打交道,我只限定是通商。只是和你通商,我和你没有政治上的往来。就是还要表示我是一个天朝上国,尽管它已经被打成那样,还要表示我是通商。它选择设立总理衙门,当时给它定的是比六部要低,给它选的房子也都是非常,就是它办公的地点,也是比六部都要破烂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不知道到总理衙门以后,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归总理衙门管,实际上总理衙门后来它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在近代中国和外国人打交道越来越多,就是说它的权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大。
 
    开始的时候,(朝廷)它想外国人你不就是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嘛,各种事情打交道,我在地方上设立两个职务。在南京设立叫做南洋大臣。在天津设立一个北洋大臣。就是外交上很多外国人的事务,我都让你在地方上,你跟他们打交道别到中央来,我中央不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实际上它不知道,它设立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之后,实际上恰恰使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权力越来越重,尤其是北洋。北洋离政府又近,离中央又近,所以我们后来说北洋军阀。慢慢在不知不觉中,北洋变成了另外一个权力的中心,(朝廷)它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对时势它认识的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也是反映出了整个对外是一种抵制,尤其(朝廷)它把很多观念性的东西比实际的东西看得更加重要。比如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大家知道圆明园都被烧了,咸丰皇帝也跑了,最后让(言斤)新和外国人谈判。谈判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包括赔款什么割地这一类,他都觉得不高兴,但是可以接受。但是外国人在北京驻公使这一点,是万万不可能,万万不可接受。 
 
    那么在历次争论之中,反对者总是把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一个道德的层面,上升到这是违反了孔孟之道,这是使人心变坏。就是说在这种争论之中,中国人有一种泛道德化倾向,总是喜欢把技术问题上升为道德的问题。这样使他反对的人,在道德上居于一种劣势。而洋务派,他(们)恰恰没有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能居于防守的位置。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去做,但是你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你还是按照孔孟之道。他(们)确实又说不过一些顽固派,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争论的方式。就是说我只管做。但是碰到一些重大问题,在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你还是没法绕过去的。所以洋务派后来提出来一个纲领,一个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这个口号,我就是讲一种理论,它在不同的背景中它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它在开始的时候,它是为了反对顽固派,是针对顽固派的进攻来谈的。但是我们也要讲到,等到维新派登上舞台的时候,提出不仅要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外国的政治制度的时候,这时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成了反对维新派的一种口号。所以它一个理论在不同的背景中,它是有不同的作用。这也是我学历史的时候,经常使我感到这一点。

    总之洋务派可以说是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它本身有个弱点就是官办企业。官办企业,由于官僚化管理,它不按照经济成本,包括贪污腐化盛行。但是实际上“洋务运动”,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矛盾已经积累得很深了,只需要一个外在的一个偶然事件,就能够把它给破坏掉或者使它破产。这个事件就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大家都知道,中国军队被日本打得特别的惨,那么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这次“甲午战争”,使中国人一个大的惊醒在哪里呢?就是觉得,因为中国人从来是看不起日本的,从文化上、从国土、人口都是看不起日本。但是中国却被日本打得那么惨,这时候促使一些中国人开始反省,“洋务运动”可能还是不行,还需要有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时候维新,我们后来称之为维新派,就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而这个维新派恰恰是相对而言,是当时读书人中比较下层的,是体制内最边缘的一群人。可以说这个社会变革的动力呢,,从前的权力,从清朝满清贵族中央的手中下降到汉族的地方封疆大吏的手中,现在社会变革动力这个角色,开始由体制内最边缘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充当这个角色了。中国被日本打败之后,他们就开始反省。尤其像康有为,这时候一批新人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康、梁为代表的新人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反复的宣扬实际上就一点,为什么中国被日本打败?就是因为日本它搞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所以康有为他们就写了一些文章,要学习日本。所以这点在当时也是要更大的勇气。因为被日本打得那么惨,反而提出要学习它,这个也是被人指为什么卖国啊,什么很多很多的反对意见。 

    所以维新派就提出来变法。所谓的变法,就是指政治制度要有变化。就是认为洋务派光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是不行的,政治制度也要变。当康有为在1898年通过种种关系,种种历史的因缘机会,他打动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决定支持康有为进行变法的时候,这时候维新派,事实上他们是看到了阻力很大。他们在变法没有实施以前,宣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什么的。但是在真正要实行的时候,他们采取的策略,提出来具体做法还是非常温和的。当时实际上他们内部的讨论知道,是应该废除科举考试,办新式学堂。但是觉得现在如果提出这个,肯定要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的,所以没敢提出来。 
    另外呢,他们没有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他们想走一个迂回曲折的道路。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逐渐地从行政改革,看以后能不能走上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就行政体制的改革,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当你要侵犯这个利益的时候,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结果光绪皇帝一宣布要裁撤多少部门,要减多少官员,这些官员一下子都到慈禧那儿去哭诉,使矛盾就激化。这些官员呢,都站在反对维新的这一边。所以就是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知道是从6月份开始变法的,搞了一百天。我们称之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开始的时候,慈禧没有表态。因为她也采取一种观望,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她采取了三个政策,这个政策后来看来是很关键的,是很重要的。第一,她革除了光绪的师傅翁同和的职务,革职回家。翁同和又是光绪的师傅,当时又兼了好几个职务。他的权位很重,他跟康有为的关系又很好。因为当时皇帝是不能见四品以下官员的。光绪和康有为之间很多来往,主要是靠翁同和在从中传。那么慈禧把他给免职回家。另外呢,以后又规定了二品以上的大臣受新职,要到慈禧面前谢恩。因为这时候,大家恐怕也都知道慈禧,因为她已经归政了,已经宣布是光绪皇帝亲政了。皇帝亲政,按照道理应该到皇帝那儿去谢恩。那么她让官员到她那儿谢恩,实际上是给官员一个暗示,给所有的官员,那关系很明显的,就是说尽管皇上亲政了,实际上权力是在我这儿。第三点,她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去管理这三支军队,就是京城的三支军队归他总管。 
 
    后来由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最后就导致了9月21号所谓的,我们称之为“戊戌政变”。就是慈禧从颐和园回宫把光绪抓起来,那么废除所有的新法。慈禧一句话就把光绪问的没话可说。她说:“按照你这么说,我们的祖宗之法就不能使国家强盛,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这个在中国是非常厉害的一种问法。中国总是这样,你要说要学习外国的一种东西,他就说我们祖宗的或者谁谁谁的,我们传下来的什么难道就不行?“戊戌政变”之后,把新法尽废了,“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它有两个后果或者说三个后果吧,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戊戌维新”派,这些人实际上权力不大,但我觉得造的声势很大。能有那么大的声势,跟他们办报,梁启超声名就是那时鹊起的。办时务报,时务报报纸论政。这使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报纸对政治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的革命党人、留学生就开始报纸论政,办各种刊物。报纸论政,这是中国一个(特点),对中国后来有很大影响,通过报纸论政。第二呢,从康有为开始搞维新运动的时候,一直到1898年,在这两、三年间,他知道光靠一个皇帝是不行的,首先要发动民众。当时他所谓的民众,主要还是指一些读书人。要改变读书人的观念,就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学会。有学法律的、算学、还有等等,当时中国人的知识观,还没有分化的观念,觉得只要从西方来的都统统称之为西学。有算学会,就是学算术的。了解一下算学会,什么物理啊,学物理的各种各样的学会。大概在这两、三年之中吧,就有几十个,大概有七、八十个这种学会。这种学会呢,虽然后来都被禁止了,但是使知识分子或者使民间知道什么叫做结社,结社自由。使中国从传统的民间社会,开始向现代的公民社会转变。从政治的方面来说,这两项结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们刚才讲了,维新派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实际上(清政府)它把体制内的推到体制外去了。等于说清政府,实际上我们从后来看,他又丧失了一次机会。就是说他改革的空间,存在的空间又进一步大幅度的缩小。那么这时候变革的动力,就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转移到体制外的,后来我们称之为革命党人的孙中山和一些会长为首的。当一个社会的变动,由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变动要发展起来,就不是一般的改良或者改革,而是一场要爆发革命,就是要把统治者推翻掉。 
    实际上两年之后,就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种“义和团运动”,它有很深厚的原因,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传教士深入到中国的乡村,他在中国的乡村传教的过程中,有教民和当地农民的利益上有冲突,和当地士绅利益上有冲突,和文化观念上有冲突,基督教和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有观念上的冲突,这种种冲突就使民间实际上早早地就开始了一种反洋教运动。 
    这个时候慈禧,她也急于想寻找一种能够抗衡外国人的力量。就是说义和团,(慈禧)她就觉得有可能能行。最后她就派了一些官员去考察义和团。结果(官员)回来就含含糊糊跟慈禧就讲,大概是可以,反正他就含含糊糊地讲了。那么慈禧就认为义和团果真是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又可以抵挡外国人的这个东西(武器),所以就决定支持义和团。 
    义和团这种民众运动一得到政府的支持,它就越来越极端,它发展也很迅速,它就越来越极端。它就到北京,后来它就提出来,它的口号叫做扶清灭洋,提出来把洋鬼子分作多少等。他说的洋鬼子不但包括外国人,包括当时一些学新学的学生,包括戴眼镜的呀,什么用火柴的呀,这些通通是要属于打杀之列。并且他们提出来,他们还冲到宫里去搜了一下光绪,没有搜到。完了还提出来要把康有为(抓回来)。因为大家知道“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都跑了,都跑到外国去了。提出要把康有为,什么要抓回来。 
    这时候呢,就发生了后来的八国联军血洗北京。义和团表现得非常英勇啊,但是终究抵挡不住八国联军。
    我觉得最值得反思是什么,慈禧在八月中就匆忙从北京逃跑,逃到西面去了,往西安那边逃。在路上的途中,她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官兵也要绞杀义和团。她说这一切的罪过,她都推到义和团身上了,认为就是这帮拳匪作乱。她就把责任都推到义和团身上,并且让官兵协助外国军队一起来绞杀义和团。 

    我觉得义和团真正的悲剧,我觉得在于团民很英勇,反侵略、反帝这是很正义的。一个非常正义的行为,却被清朝统治者中最腐朽的势力所利用了,这点也是很大的悲剧。但恰恰就是由于经过了当时叫做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政府都逃跑了,在逃跑的途中或者在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想起来,在各种压力之下,清朝政府才决定要实行新政。实际上这是1898维新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它到这时候,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要大打折扣了,经过义和团事件之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它的统治的威望各方面已经很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提出来要实行新政。实际上它搞得也是非常的缓慢,后来别人认为几乎是一个幌子。 

    这时候实际上,中国的新的社会阶层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主要是工商阶级。中国的工商业一直在发展,发展得还很快。另外新式知识分子在兴起,尽管也还有科举制度的(阻力),但是去外国留学的人啊,新式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多了。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尤其在日本的多数都是革命党或者倾向革命,这个时候就掀起了立宪运动。而立宪运动,它情绪高涨当然有很大的原因,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前注意不够的,就是日俄战争对这个立宪运动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日俄战争,大家知道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东北进行的一场战争。是1904年2月开始打的。这个战争可以说是中国的耻辱,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但是这场战争一开始打的时候,这个中国的立宪派,就是主张立宪的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和那些学生主张立宪的人就断定,都在判断,他们断定日本将胜。但是那些清朝统治者他认为俄国将胜。因为日本进行了君主立宪,而俄国是君主专制。这不是人种和人种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制度之间的战争。一个优秀的制度,总会打败一个落后的制度。到1905年5月最后有分晓,日本战胜了俄国。一下子使人们,噢!看来这不是人种和人种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制度的战争。这也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侵略以来,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人们说为什么能打败?就因为日本的制度比俄国的制度要先进。这时候很多人开始觉得,中国要强大、要进步也要立宪。 

    清政府实际上它的立宪也是一拖再拖,一拖再拖。但是国内的这些立宪派等不及了,就不断地发动和平请愿,发动了立宪运动一次又一次。在这个立宪运动强大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在1911年的5月8号,它出台了一个就是表示它要搞立宪改革。它成立了一个实行内阁制,但是出现了一个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十三个人组成,十三个人中有七名都是皇族的成员,所以人们后来就把这个内阁称之为皇族内阁。它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最基本的原则。实际它一宣布这个名单,别人就知道,清政府还是不愿意,清廷也不愿意放弃一点权利。 
    大家知道就是在1911年秋,它是春天宣布皇族内阁的,1911年的秋天呢,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比如说当时有一个铁路政策,说铁路从前是民营的,民间有很多股份什么的,(清政府)它提出来铁路要收归国有。收归国有,那从前那些民众当然不干,因此在很多地方都发起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在四川那个地方,保路运动搞得更加轰轰烈烈一些,清政府反而镇压。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不是安抚反而是镇压,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既“武昌起义”。所以一个小小的这个,一下子清政府垮台,就证明它的基础已经很脆弱很脆弱了。一个导火线就足以使这么一个大王朝轰然倒塌。
    所以从鸦片战争到它倒塌这七十年我们看到,纵观晚清史的时候,清政府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它总是拒绝变化。而当时机已经消失了,没有机会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迫的变革,结果就总是越来越被动。这个阶段做上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别人还是不满,这个形势还是不能满足。它又拖、拖、拖,拖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又做上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总是被迫的变革,被迫变革就很被动了,最终是垮台。  
    现在有一种观点或者有很多人觉得,清政府不会改良,不会妥协,说中国如果走上改良之路恐怕就很好。问题是我们看晚清史,就好像改革、改良或者妥协,总要有一方做妥协。我们看到清政府在它有力量的时候,它从来不做妥协,并且它对最开始的改革,它总是用最强硬的手段来对待改革者。所以与其说下层太过激,不如说上层太顽固。它拒不变化,所以我们就觉得,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它的这个统治者,它不变,它被动,它不主动变革,它只是被动应付的时候,它能应付与一时,但是最后它要付出总的代价。 

     
    主持人:谢谢雷教授,紧接着我们看一下网上网友对您的提问。
    第一位网友叫“永远的电子商务”。他说在整整一百前,清朝进行了一场蔚为壮观的法制大改革,为的是尽快接近现代法制,让西方社会按照承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百年後的今天,我们又在进行基本类似的法律文件大汇查,为的是仍然是要融入国际社会,跻身世界贸易组织。我发现一百年里有许多这样的类似和重复,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百年里在社会制度上一直徘徊不前?这是一个问题。另请雷老师讲一讲,鸦片战争后的所谓“五口通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是不是相当于现在的“经济特区”,属于改革开放的先头兵? 

    雷颐: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历史在某种程度,起码在中国这一段历史好像是在重演。比如说又是从特区,我们知道从八十年代初设立,也是从南方的几个小地方开始设立的。但是它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这次是主动开放,而那一次是被迫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当然了,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就是从49年以后又有一段时间,由于有外在的客观原因,包括帝国主义的封锁,有内在的主观原因,对外国的看法,那种什么阶级斗争呀,什么帝国主义,这种看法,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又有一个几十年的闭关锁国状态。那么现在又要和国际接轨,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都要和国际接轨,起码从形式上可以说有某些类似,但是我觉得有个根本的不同,这次是主动的,那次是被动的。 
    主持人:好,下面的发言机会留给现场观众。
    观众:您好,老师我知道您对历史积累特别深厚,然后我知道厚积薄发嘛,也非常赞同您今天的所有观点。就是说我想知道你对现实的思考,对将来的判断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对中国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因为我觉得历史,学习历史的话,不可能就是光为了研究历史,扎进头去肯定要拔出头来。

    雷颐:我觉得学习历史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历史容易培养出来有一种历史感。当你碰到现实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就会有一种触发,也会有一种感想。那么对于中国现在的现实,我觉得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就是说在社会结构吧,在社会结构上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是从前这个党、国家、社会高度一体的一个社会,就是没有社会,可以称之为。只有国家、有政府,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这种结构,正在变为一个有市民社会,或者有公民社会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甚至比起具体的政治变革来说,我觉得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是更加重要的。或者说公民社会是一个良好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上。我觉得随着今后的经济改革,这个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为公民社会提供的一个基础。有可能为未来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一个,打下了一个根基。但是具体什么改,怎么改?也是各种因素在那儿互动的结果。但是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来看,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矛盾恐怕是越来越明显,它产生的弊病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你是把各种弊病、矛盾积累到很远很远以后,没准有个更大规模的爆发,那时怎么办?还是通过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地消解矛盾、化解矛盾。这个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就是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了,包括人们对反腐败,尤其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腐败,对吧。腐败现象这么严重,实际上跟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如果再没有明确的政治体制上的变革的话,那么整个改革的成果,以后究竟会不会被这种腐败的东西所吞噬掉了,这都很难讲。 
 
    主持人:好,那这位同学呢,可能他还觉得您没有明确的回答他的意见,他的问题。有一个方法让您做一个选择题,他主要是想问您未来的态度是乐观的呢?还是什么?这样选择您对未来的态度。您带着历史感讲了过去,衡量现在,然后您对历史的态度呢?第一个选择是乐观的。第二是悲观的。第三是喜忧掺半的。 
    雷颐:第三。
    主持人:我估计是选第三。
    好,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前您也知道,我们的通例是我问一个问题,您只用一句话回答。不能说第二句。我的问题是:您花了这么长时间给我们讲晚清改革,您是带着历史感给我们讲的,您到底的意图是什么呢? 

    雷颐:到底的意图。我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中国老话其实就是几个字,叫做形势比人强。
    主持人:形势比人强。您再解释一下,我以为您说是形势逼人。
    雷颐:形势比人强,比人要强。
    主持人:是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是吗?
    雷颐:到时候形势让你,就是你愿意改也得改,不愿意改你就被动地也得改。或者用中国一句老话,叫做形势比人强。用一句古希腊的谚语叫做,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 

    主持人:谢谢您,谢谢,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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