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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形象工程”与“学术泡沫”
作者:雷颐      时间:2008-12-05   来源:学术批评网
     十余年前,我在1994年第3期《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蹒跚经济政治间——漫论当前学术困境”的文章,认为当时我们的“学术水平”虽不高,但“学术制造业”却平地突起,异常发达。“著书不立说”成为新的人文景观,“著作等身”一词正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渐渐成为物理意义上的单纯的物体对比。
     
    那时市场经济大潮刚刚涌起,与市场几乎“绝缘”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收入菲薄,所以我写道:对这种情况“不必责备学者个人,都是常人,要用菲薄的新金吃饭、住房、养家,委实不易。想略有宽裕,便有赖于稿费和职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顾人情建立一套客观、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系统。”为“公平”计,只得以发表论文、著作字数的多少作为评定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结果是彼此“较劲儿”,人人想方设法多多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因此学术的内涵被大大稀释,成为“学术泡沫”。 
     
    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更大的反响。或许,当时“经济”几乎是社会唯一的焦点,与少数人有关的“学术”问题自然难为人注意。然而十余年后,这种“学术”问题却成为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之一,“学术泡沫”也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除了一些明显的剽窃案例外,近来常常引起争议的是一些学术专著的创新性究竟有多少。平心而论,许多这类专著并不是毫无创新,甚至还颇有创新。不过,相对于厚厚的“分量”来说,其创新点则显然单薄了不少。其实,这些创新之处仅一篇或数篇学术论文即足以说明问题,大可不必形成“专著”。而且这种专著每每适得其反,其创新之处往往被淹没在一般叙述之中,反不易为读者发现、掌握,颇令人遗憾。这种“轻论文,重专著”、尽量把论文扩展(或曰注水)成专著已是普遍现象,与现在的学术生产机制密切相关。
 
    
    现在的社会背景与十余年前却大不相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收入已不算低,而“课题”费更是丰盈充沛,动辄数万、十几万、几十万,百万甚至千万以上的“课题”、“工程”也时有所闻,远非十余年前所能相比。充分显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强和对学术的重视。国家巨额资金对学术的资助(在另一意义上说当然也是“介入”)无疑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但其导向若稍有不当也会产生某种负作用。“轻论文、重专著”即其导向之一。重点项目的“成果形式”几乎都是著作或丛书,如果只是论文,能申请到的经费则大打折扣,很难进入“重点”;而一些重要的图书奖甚至规定论文集不得参评。这种导向的背后明显有某种程度的“形象工程”因素,对“出资人”来说,一本本、一套套“皇皇巨著”摆在那里明显要比几篇论文漂亮得多。而项目、课题与经费、各种“基地”紧密相联,事关重大,为了争夺这些资源,各学校和各科研单位自然都要以这种“导向”为中心,向其靠拢。在这种关系到校、系、所整体利益的事情中,各单位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更负有重要责任。因此,将论文敷衍成书,或有其不得不为之处。学术“形象工程”不除,“学术泡沫”不灭。 
     
    当然,“国家资金”这种导向的另一个背景则与十年前大致相同,即公正、公平、透明的学术评价系统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在一些项目的申请、评选及最后结项的评审过程中,的确充满“不足为外人道”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以字数或曰“量化”作为评价的“客观”标准。很明显,建立公正、公平、透明的学术评价系统是杜绝“学术泡沫”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主导者”,也有其不得不为的难处。
     
    在短期内,这种学术生产机制、体制很难有根本性转变。这样,由同行学者自然形成的“非制度性”(或曰“非正规制度”)、“非权力性”对学术的公共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各种学刊、学报、媒体、网络应该成为这种形成公共评价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同观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彼此辩驳,渐渐形成一个有利学术发展的“场域”。久而久之,在这个场域中形成的学术声望对学者、学界可能更有影响和吸引力。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正规制度”可以因政治或其他原因通过改变原有的规定、条约而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自然、长期形成的“非正规制度”则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因此更加重要。 这种“正规制度”学术评价体系与“非正规制度”学术评价体系二者间的制约与互补形成良性互动,对学术发展繁荣善莫大焉。如果没有这种平台,只有行政权力这一种导向,所谓“学术”将渐渐萎缩。事实上,这种行政导向已不知不觉地“侵入”“非正规制度”、“非权力”的学术共同体话语之中,不少人也将有否“专著”而不是“专著”的创造性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讨论更显及时、必要。 

     
    想当年,民族学家翁独健终身只有十数篇论文、语言学家丁声树终身只有几篇论文,然而凭此即奠定了他们在各自学科众所公认的权威地位。那时可以,现在为何就不可以?莫非,这真要成为“天宝遗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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