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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民国政治的逻辑
作者:雷颐      时间:2008-12-05   来源:天益网
 

    抗战末期,民主气氛高涨,而在这种情况下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们不仅为国家、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更有理由期待以此巨大历史转折为契机,中国开始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战竟全面爆发,许多人“心向往之”的民主政治并未实现。 
     
    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自然为史家瞩目,有关研究成果丰硕。然而邓野新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则以客观的立场、开阔的视野、冷静深刻的分析,把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骤然尖锐,而“第三力量”、尤其是美、苏两国在中国舞台举足轻重,此时的政治形势确实复杂万分。这一阶段国共两党边谈边打,各种事件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今天提出的条件明天就反悔,刚达成的协议墨迹未干就被撕毁……作者指出,在这些纷繁的事件下面真正起作用或“限制历史”使其未能向许多人“理想”方向发展的还是“民国政治的逻辑”,即“政治与武力的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以此为纲,许多困惑便迎刃而解,因此作者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客观中肯,言人所未言,新意迭出。 
     
    不过,我以为本书一个最具根本性的突破是不以抗战胜利作为历史的分界线,而以抗战末期中共“联合政府”的提出作为历史的分界。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自然形成了一个历史研究的定式:以抗战胜利为分界,将历史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阶段,然后泾渭分明地论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主题。战时的历史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阶段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然而邓野却发现,发生于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历史主题的交替为基础,因此并不表现为历史主题的交替。换句话说,中日问题并非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那么,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呢?作者的分析表明,虽然中日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但这时中国政治的主题实际已从“民族革命”居于主导地位转换为“社会革命”居主导地位,“社会革命”已经取代“民族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这种“主题转换”的具体标志就是1944年8月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总之,以历史主题为根据,从历史主题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所谓“完整”,就是指在这个时段从“联合政府”的提出、各方围绕这一纲领的复杂斗争直到最终未能实现而仍持续国民党“一党训政”的过程。这种横跨抗战胜利的时段划分,确是言之成理的创见。 
     
    1944年是欧洲反法西斯战斗大反攻的一年,却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经过几年相持后大失败的一年。这年4月中旬,侵华日军发动了加紧侵华的“一号作战”在河南发动,国民党驻豫主力节节败退。此时,中共中央认识到国民党主力受到沉重打击,立即将战局的变化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提出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等。这样,就变原来谈判仅涉及两党双边问题为全国性问题,变以军事问题为主如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多少为全国性政治问题。5月25日洛阳失守,河南战役发展到顶点,举国舆论哗然,国民党威望进一步降低;6月5日,长期以农村为发展重点的中共认为国共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变化,所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一次全国城市工作专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认为在国民党军队受到日军严重削弱的基础上中共可以上抢先进入城市、甚至是大城市的可能,乐观地认为中共先到成为“君”,国民党后到成为“臣”。8月初在日军的进攻下衡阳失守,国民党军损失惨重,而政治上的“损失”其实更为惨重,舆情汹汹,直指国民党、蒋介石。河南失败,引出了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和城市工作的动议。而衡阳失守,则引出了中共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美国态度的变化,也有利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提出。中国战场的失利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于6月中旬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了解失利原因。在此期间中共对美宣传的重点是国民党的独裁制与美国民主制的对立,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共的作用。而随着长沙、衡阳的失守,国民党除军事受到严重打击外,民心尽失,美国则要求蒋介石将军队的指挥权交与美国将军史迪威。蒋介石愤怒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与国民党的矛盾骤然尖锐。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共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进驻延安。在国民党军事、政治受到种种重大打击、“内外交困”之时,中共认为从根本上改变国共关系的时机已到,于8月提出了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正如作者所说,1944年8月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此时“已开始将争取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上议程,标志着中共开始将改变国共合作的方式与基础的问题提上议程”。“民国政治的逻辑”决定这项政治主张必然伴随军事部署的支持。1944年11月中共中央派王震率部从延安南下,其战略意图是在湖南、湖北、河南三地“筑一道堤”,以待抗战结束之际将国民党军堵在西南、西北。时任南下支队五大队政委的廖汉生回忆道:针对日军的南侵,“党中央提出了‘敌人攻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的战略决策:决定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跟在南侵日军后面,挺进湘粤边界地区。” 

     
    历史的伏笔,确在1944年夏秋就已埋下。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邓野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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