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雷颐:“万岁”..
·雷颐:戊戌变法..
·雷颐:轰动全国..
·雷颐:“大跃进..
·雷颐:50年来的..
·风雨送春归
·雷颐:一百五十..
·雷颐:臣不得不..
·雷颐:是是非非..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学者文集 >> 雷颐
雷颐:一百五十年前关于“特殊”与“普遍”的激辩
作者:雷颐      时间:2008-12-05   来源:天益网
 

    近代中国要自强自然要“师夷长技”,要学习外语和声光电化船坚炮利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但新知识依然没有地位,愿学者寥寥无几。
     
    为改变这种状况,总理衙门王大臣奕訢等于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他们预料到顽固派会坚决反对,所以在奏折中说:“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之论也。”他们详细说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指出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为先导,探求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结果必然徒费金钱,无实际效果。他们特别驳斥了那种以“师法西人”为耻的荒谬论点。奏称:“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想振作,耻熟甚焉!今不以为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再雪其耻乎?”他们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雪耻”,拒绝学习西方才是真正的耻辱。 
     
    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若求自强,在朝廷则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等,对臣民则只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和帮助。 
     
    张盛藻地位、名望毕竟不够高,顽固派中权势最大、声望最高、管理户部(即全国财政)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于是亲自出马,递上“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奏折。他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所造就者不过是“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痛定思痛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又说:目前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唯有依靠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所以请求朝廷立罢此议。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言辞更具煽动性,在士大夫间形成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强劲力量。 
     
    对此,奕訢等人上折反驳说,倭仁之论“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他们在没有办理洋务之前,也是如此见解,但现在他们不敢象倭仁那样一味“空言塞责,取誉天下”。他们认为,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讲求机器制造之法、教练洋枪队伍、派人出国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目前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的基础,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他们指出: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举一动,无不周知;而洋人之举动,我们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现在设法了解洋人自强之方,却议论纷纷,一误何堪再误!他们指责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奏折中还将了倭仁一军:既然倭仁认为决不应设立天文算学馆,自必另有计谋,如果他确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他们自当追随倭仁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礼义为武器,以为这就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当然不服,再次上折,依旧强调自强之道在于朝廷“用人”与“行政”,所以设立同文馆实为多此一举。
    
    为使清廷鼓励正途出身人员报考,奕訢等人再递上折、片各一件,进一步阐明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强调如仍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后患将不堪设想。他们斥责倭仁以“道学鸣高”,故意危言耸听,总以“师事夷人”、“奉夷为师”指责别人,其目的无非是阻止人们报考同文馆。他们声称,同文馆雇觅洋人不过是讲授天文算学,早已奏明入馆学习者不修弟子之礼,该折业经发抄,倭仁岂有不知?为什么信口开河,肆意攻击?他们继续“将”倭仁的“军”:倭仁不是认为中国早有精通天文算学、船坚炮利的人才,只是没有精心访求吗?他们于是提出希望朝廷请旨饬下倭仁保荐数人,即行择地另设一馆,由他督饬。清廷还真接受了奕訢等人的请求,发布“上谕”,要倭仁保荐几名精通天文算学人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倭仁不得不承认“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请求不必另行设馆。但是,他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天文算学只为最不重要,“并非欲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 
     
    在奕訢等人的策划下,清廷于是任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想使他也不能不染指洋务。但倭仁表示坚辞,未获批准,便称病乞假。 
     
    当倭仁在洋务派的步步进逼下,处境十分尴尬的时候,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以“天象示警”来为顽固派辩护。他指说今年春季以来久旱不雨,疫疠流行,是“天象示警”,“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认为总理衙门请求设立同文馆是“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为了“杜乱萌而端风教,弭天变而顺人心”起见,必须“收回成命”,将同文馆予以裁撤,或者是禁止科甲正途人员报考天文算学馆。他认为中国欲求自强,只需要“纪纲立,号令行,政教兴”,“作忠义之气于行间,尽教养之怀于民上”,则洋人虽众,枪炮虽利,轮船虽多,亦断不敢肆虐于中国。他强调西方国家乃中国之“敌国”与“世仇”,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师事仇敌”,“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而科甲正途人员一旦使之师事仇敌,则“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节概不讲”,后果非常可怕。他把西学视为洪水猛兽,宁可使中国落后挨打,也决不可向敌人学习。杨廷熙自恃有倭仁为后台、又掌握儒学正统“话语权”,所以在奏折中还肆无忌惮地攻击总理衙门诸大臣,甚至直接涉及清廷最高统治者:“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该衙门大臣“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等语。 
     
    顽固派不仅从抽象的理学角度反驳洋务派,而且把主张学习西方者扣上了“师事夷人”、“奉夷为师”、“师事仇敌”等类似于“里通外国”、“汉奸”等政治性大帽子,在近代中国屡被侵略的背景下,这种言辞更易激起人们的义愤。 

     
    最后,奕訢等人只能以自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相挟。看到两派势同水火,争论愈演愈烈,继续下去将使朝政瘫痪,清廷便于 1867年6月30日发布“上谕”,一方面严批杨廷熙、倭仁等人,一方面又用和解的口吻要倭仁“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持己见”,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饬令奕訢等应“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当然没有同意所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的要求。这场争论遂告结束。 
     
    这次历时半年激烈争论的结果,双方各有得失。顽固派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企图毕竟没有得逞,就此而言,洋务派胜。但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报考同文馆的人数锐减,特别是正途出身人员依然寥寥无几。顽固派的主张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广泛的广泛支持,形成为一股相当强大的舆论力量,“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就写道,“正途”人员学西学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一时还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还有作俚语笑骂的,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人言籍籍,群起非难,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更少。总理衙门1867年7月初奏称:“两月以来,投考之人,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共计投考正杂各项人员九十八名”,临时又有26名没有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72名中,不少是因为待遇极为优厚才来报考,所以学生质量很差。只得勉强录取了30名,第二年就淘汰了20名,最后毕业的只有5人,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实际严重受挫。就此而言,顽固派胜。 
     
    这次争论的实质是西学的价值问题,亦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普适性”。任何一种知识都产生于具体的“地方”,所以每种知识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如果因此认为任何知识都没有普适性,那么所谓交流、交往将没有意义,不同文明之间根本无法沟通,人类也不可能发展进步。发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引入之初被称为“西学”,即认为这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顽固派坚决反对引入,即认为这种知识不具普适性、不应为“我”所有,而且是对“我”构成威胁的“他者”。洋务派虽不可能清晰认识到,自然也未明言这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知识,但强调能为我用,毕竟是对其“普适性”的初步承认。声光电化、天文历算这类知识从“西学”到“科学”的名称之变实即“身份之变”,表明近代中国最终承认这是一种普适性知识体系。现在,更是提高到“科教兴国”的高度。中外历史表明,国之兴衰、社会发展之快慢,与对这种“普适性”知识接受的难易确实大有关系。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雷颐: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雷颐:毛骨悚然的“细节”──斯...
雷颐:再谈五四的启蒙意义
雷颐:语言的力量
雷颐:日俄战争与立宪风潮
雷颐:“分配正义”的前提
雷颐:阳光原来是有味儿的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电话:010-82087305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