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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戊戌变法反思
作者:雷颐      时间:2008-09-11   来源:民主与科学
 

 
  一百一十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收场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给中国社会的发展、也给清王朝统治者本身带来巨大损失。这次堪称悲壮的变法运动,值得后人长久地深刻反思。

  “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维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写道:“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康有为自编年谱》),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去塞求通”:维新时期的报刊与学会

  维新运动是由康、梁等传统功名不高的“读书人”发动的,阻力重重。但在短短一两年内,维新运动便能达高潮,甚至一时出现“咸与维新”、一些高官也屡屡“赞助”以显己的“开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创办的论政报刊风行一时、组织种种现代学会吸引广大士绅官僚所致。

  办刊论政,是维新运动最主要的成效之一。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

  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王韬、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他们大都从“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这两方面来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一方面把报纸比作中国古代谤木谏鼓,太史采风;另一方面又介绍现在“泰西各国”不仅有议院以“通上下”,而且报刊勃兴,“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所有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

  康、梁在刚开始倡言维新时,便认识到报刊论政的重要作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目的、重点在于“向上”说明报刊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竭力说明的是报纸对“通上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只有上下“交泰”、左右“通达”,国家才能臻于富强;他们当时虽然已经触及,但没有、也不可能从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对权力的监督这种角度来详细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改革的文章,如《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权相嬗之理》等等。这些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有人说读梁启超的这些文章,“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心,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时务报》的发行量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上升到1.7万份,遍布全国70个县市,以当时的文化程度和交通情况来看,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时务报》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政论刊物,梁启超的名声亦由此而起,有人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上谕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要各地仿办,“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据实昌言,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倡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维新运动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大量民间社团的成立,使传统、松散的“民间社会”开始向现代的“市民社会”转变。

  1895年春“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意识到仅靠朝廷是不够的,应造成一种社会力量来推动、促进维新事业。同年8月底,他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发表演说,探讨政治,研究国是,宣传种种新知识,还准备翻译外文新书,并出版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强学会的每次演讲,都吸引大批听众,影响日大,不仅许多京中名流参与其中,连一些元老重臣如翁同龠禾、张之洞也表示支持。不久,康有为又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并创办《强学报》作为机关报。可以说,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开近代合法结社之先声,意义重大。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由于强学会的影响甚大,引起旧党忌恨,上折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1896年1月底,那拉氏便迫使光绪帝下旨封闭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亦随之停办。

  强学会虽只几个月就被封禁,但创办学会的热潮却由此而起,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兴办各类学会就有七十余个。有政治性学会,也有各种专门学会,如算学会、测量会、不缠足会、农学会、法律学会、地图公会、工商学会……确如谭嗣同言:“强学会虽禁,而自余之学会,乃由此而开。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也。”

  虽然不久就发生“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慈禧重掌大权后将新法尽废,所有报刊一律停办,因“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并捉拿各报主笔,“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戊戌变法》第二册)所有学会都被迫解散,慈禧要求各地官员“拿获在会人等,分别首从,一律治罪,各省督抚务当实力查办,毋得阳奉阴违,庶使奸党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惧”。(《戊戌变法》第一册)但是,报刊的论政作用却首次为万众瞩目,学会、社团的重要性也首次显示出来。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和留日学生立即掀起了创办政论刊物和成立各种社团的热潮,而且这种潮流已不可阻挡;不久国内又创办了更多的论政报刊,各种社团又遍地而起,对“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政论报刊和各种社团一直举足轻重。总之,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但此时为“去塞求通”创办公开论政的报刊与成立公开合法的社团,却将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引入中国,确是维新运动的重大贡献。

  力量悬殊的较量:新为旧败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标志维新运动进入最高潮,开始了后人所说“百日维新”。

  这时,维新派与顽固派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这种新旧之争,又与皇家内部的权力之争密不可分,情况更加复杂。光绪皇帝4岁登基,慈禧借姨母身份保留太后资格继续垂帘听政。1889年19岁的光绪皇帝大婚,按惯例亲政,慈禧不得不撤帘归政。但慈禧根本不想“归政”,所以实际权力仍一直在她手中,光绪帝名为“亲政”但并无实权。光绪帝当然不甘于此,所以朝中逐渐形成了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当然,后党的实际权力比帝党要大得多。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党主张革新内政以富国强兵,逐渐倾向维新,赞成变法,支持维新派。无权无势的维新派只有依靠帝党才能实现自己的报负,而帝党也需要利用维新派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增强自己的力量,从后党手中夺回实权。正是二者的结盟,发动了悲壮的维新变法运动。“百日维新”开始,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和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交织缠绕,终于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百日维新”期间,“新政”的主要措施在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发明创造,提倡私人办实业,修建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在文教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设立新式学校、译书局,开办京师大学堂,派留学生,自由办报、成立学会,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等。在军事方面主要是训练新式海陆军、裁减已不合时宜、战斗力低下的绿营。在政治方面主要是裁减闲散重迭的政府机构,裁汰冗杂多余官员,要长期享有不劳而食特权的“旗人”自谋生计,准许、鼓励官员和民众论政等等。

  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提出的改革措施相当温和,一些重要措施并未提出。例如,政治方面最重要、也是他们最想进行的变法是建立议会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但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所以想走由行政改革引起政治改革的策略。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曾上一折,请开“制度局”定新制、任命新人入局推行新政。光绪帝知道此议难获西太后首肯,便想藉群臣之议行之,表明此非自己与康有为的私见,便要总理衙门议行,但总理衙门一直拖延,在光绪的催促下才议奏,驳回康有为折。光绪大怒,又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同议,结果“仍驳其不可行”。光绪帝更加愤怒,亲以朱笔书上谕命两衙门再议,甚至有“须切实议行,毋得空言搪塞”之语。但这两个衙门仍将康折驳回,光绪帝“无如之何,太息而已”,“而诸臣之敢于屡次抗拂上意者,亦恃西太后为护符,欺皇上之无权也”。(《戊戌政变记》)所以,“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要求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裁减机构与官吏引起“百官震骇”,遭到各级官员的抵制,光绪皇帝连下谕旨严责也不起作用。

  维新派对科举制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认为应及早废科举,但“维新”时期却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这一非常有限的变革也遭到了强烈反对。

  光绪皇帝一直受制于慈禧,如此重要的变革当然不敢不听“懿旨”,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先后12次赴颐和园,诣慈禧太后前请安驻跸,向其禀告变法诸事。老谋深算的慈禧虽然不表赞成,却也不表反对:“每有禀白之件,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若遇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苏继祖《清廷戊戌朝政变记》)实际上,她采取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策略,等到变法“出乱子”、引起“众怒”,再出来收拾局面。她曾召见几位守旧近臣,对他们说:“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这些大臣回答说:“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当他们哭求慈禧太后劝阻时,她只冷冷地说:“俟到时候,我自有办法。”(《清廷戊戌朝政变记》)此后,这些守旧大臣更有恃无恐。随着改革措施越来越多,有更多的守旧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在慈禧面前乞其禁止改革。“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她的宠臣荣禄也对这些人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实际上,从新政诏令颁布之日起,慈禧就在暗中积蓄力量,采取种种措施,伺机政变,重新“训政”。6月15日,即推行新政的第四天,慈禧就命令光绪在一天之内连发三道谕旨。第一道是免去翁同龠禾的职务。翁是光绪皇帝的师傅、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是帝党中最重要的人物,康有为就是他推荐给光绪皇帝的。翁的去职,使光绪皇帝顿失股肱,进一步削弱了力量原本就非常有限的改革势力。第二道是规定凡授任新职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早已“归政”、移居颐和园的皇太后面前谢恩,控制用人大权,同时向高官发出大权仍在太后、而不是皇上手中的信息。第三道是任命亲信荣禄为至关重要的直隶总督,控制了京、津一带兵权。

  其实这三道谕旨一发,慈禧实际已布下“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不能逃脱”,(《戊戌政变记》)已经基本决定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命运,只要时机一到,慈禧便可后发制人。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总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损。裁撤政府闲散部门、裁减政府官员,使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麇集在慈禧周围,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新政要“旗人”自谋生计,“各习四民之业”,剥夺了他们二百多年来靠国家“养起来”、享有不劳而食的特权,引起了范围更广的反对。裁减旧军,自然使旧式军官失业,因此也反对新政。改革科考内容,废八股考策论,触犯了千百万“读书人”的利益,他们骂维新派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康幼博茂才遗稿·致易一书》)

  对这些阶层利益的损害,使之成为改革的反对者,加强了守旧势力的社会基础。但问题在于,正是这些阶层的“利益”,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不革其“利”,国家、社会就难以发展,所以改革必然要侵犯其“利益”。虽然改革是为了各阶层的总体、长远利益,但每一阶层都不愿承担改革的“代价”、“成本”。这是改革者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要求改革者不仅要有维新变法的决心和勇气,更要有变革的艺术与策略,对自己的力量和反对者的力量有清醒的估计。有能力全变、快变当然更好,但当无力全变、同时革除各既得利益阶层之“利”时,则只能分清轻重缓急,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地变革,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调整其利益,切勿操之过急,使这些阶层同时反对自己。这种“缓变”当然会有种种弊端,但条件所限,亦无可奈何,否则将欲速不达,满盘皆输。

  随着变法速度的加快、力度的增强,维新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一些守旧官员对维新或阳奉阴违或公开反对。面对这种局面,光绪必须对“人事”作出一些调整,陆续免去一些守旧大员之职,拔擢维新力量:9月4日,下令将阻挠新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全部革职,由支持维新的官员取而代之。9月5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人为军机处章京,在谕令中光绪特意加上“参与新政”四字,以示此四人权力与其他章京不同。9月7日,下令将不赞同新政的李鸿章等人逐出总理衙门。

  对光绪引入新人削弱旧党的作法,慈禧愤怒已极,在光绪又一次到颐和园朝谒时怒斥道:“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泣答:“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双方实际已无妥协余地。

  9月13日,光绪帝决心开懋勤殿,准备招帝党官员、

  维新派人员和一些西方、日本的政治家共商改革、制定官制之事。消息传来,许多官员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向慈禧哭诉,慈禧更加怒不可遏,斥之为:“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戊戌履霜录》)在守旧势力的支持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凌晨突然由颐和园回宫,囚禁光绪,杀捕维新人士,重新“训政”,尽废新法。

  在这次惊心动魄的新旧较量、搏斗中,“新”为“旧”败,维新事业受到严重挫顿。这是国家、民族、社会的不幸,但也更是统治者本身的不幸———大清王朝丧失了变法图存的重要机会,终于导致最后的全面崩溃。

  “鬼子反重于祖宗乎?”:维新运动失败的文化因素

  戊戌维新的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则是文化传统的作用。戊戌政变后慈禧对光绪的一段怒斥,颇能说明问题。

  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一些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苏继祖:《清廷戊戌朝政变记》)

  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大,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者是“狄”“夷”“蛮”“番”,并以中国为远近又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名称的翻译往往要加“犭”(以示尚未成“人”)或“口”(以示其尚“非人”因而可“吃”)傍,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

  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文化的挑战,但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敌人、进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时,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主张“中体西用”、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引起大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攻击为扰乱人心,是“乱阶之倡”,是“变夷”“媚外”“崇洋”“卖国”。维新派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骂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习西方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倍受西方欺凌,处于国耻频仍的民族危机中,这无疑是非常严重、极有煽动性的指责。

  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于传统话语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守旧者掌握着传统话语的解释权,并依靠这种话语优势使自己居于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而使变革者居于道德/政治的劣势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剥夺、起码是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近代变革之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承认,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相当重视意识形态重构,他们从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为变革寻找合理性,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重构工作才刚刚开始,影响只限于少数“读书人”和个别官员,变法的“合理性”远未深入人心。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谱,却是从戊戌时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今后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是维新运动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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