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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作者:郭德宏      时间:2009-01-16   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1年,有关部门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原北京大学红楼的东面,即皇城根遗址公园建立了一座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      

  2006年9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陈铁健《请还陈独秀“总司令”一个应有的位置》的文章,认为这个雕塑把那时作为“学生”的毛泽东头像及毛泽东1925年所写《沁园春·长沙》词稿突出居中,却没有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的头像,这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做法。2007年5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雕塑设计者写的《质疑<请还陈总司令一个应有的位置>》的文章,说雕塑上面是有陈独秀的像的,即使这件雕塑上真的没有陈独秀的图像,就那么严重吗?并盼望陈铁健“能知错就改,因为还原历史真相乃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之后,很多人又对这篇《质疑》文章提出了质疑,有的认为设计者所说的左下方的图像根本看不清楚,有的认为那个图像根本不是陈独秀。我认为设计者的质问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如设计者所说左下角那个图像是陈独秀,但把他放到那么一个不突出的位置,就是不妥当的。如果真的没有陈独秀,当然就更“严重”了,因为作为一个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却没有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头像,难道还不“严重”吗?

  对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领导者,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李大钊,有的认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的认为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但毛泽东在1942年、1945年,曾先后两次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942年3月30日,他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①]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还称赞过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讲话,所说的时限是不同的。第一次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体指的是五四运动。第二次讲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本身,还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包括进去了,即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时限比第一次讲话更宽,评价也比第一次讲话更高。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呢?就五四运动本身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陈独秀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③]所谓科学,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反对迷信和愚昧;所谓人权就是民主,要提倡个性的解放,摒弃“忠孝节义”的吃人礼教,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专制统治,实现政治、经济、宗教和妇女的解放。他说为了国家之振兴,社会之进步,必须造就一代“新鲜活泼之青年”,即“新青年”,这种新青年有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evc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④]。这些思想,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锢,来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成果。

  其次,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培育出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由于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所以很快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先进的青年。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楷模”,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⑤]。周士钊在回忆中也说:毛泽东是当时最热爱《新青年》的读者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他完全同意《新青年》的论点”[⑥],并于1918年4月酝酿成立了“新民学会”。像毛泽东这样在《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先进的青年人,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大批。他们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的社团和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例如北大学生许德珩等成立了国民社,创办了《国民》杂志;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等等。这批先进青年和社团、报刊,在各地的五四运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带动,五四运动是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

  再次,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和精神领袖,在很多问题上具体指导了运动的进行。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的破灭而引起的。而这种幻想的破灭,与陈独秀1928年12月22日和李大钊共同创办的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刊物——《每周评论》分不开的。在发刊词中,陈独秀明确提出《每周评论》的主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⑦]。在这个刊物上,陈独秀发表了大量很有战斗力的文章。12月29日,陈独秀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⑧]。这实际上是竖起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纲领的两面旗帜,即反帝反封建。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又在《除三害》中提出了进行国内斗争的具体方式:一是“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二是“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⑨]。5月4日前夕,当得知五四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独秀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尖锐地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⑩]。这实际上是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 非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等号召,在当时都极具政治号召力。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立即投入了这场运动,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一起,努力引导运动的正常进行和深入发展。从5月4日至6月上旬,他一个月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5月11日,他针对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列数政府从21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这三个卖国贼,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并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11]。5月18日,他针对北京的运动只是局限在学生阶层和有些人把民族斗争视为山东一省问题的错误认识,又号召全民起来奋斗。[12] 5月26日,他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的情况,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并提出了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13]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陈独秀竟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印成中英两种文字,于11日亲自到闹市区散发,结果被捕。在这个《宣言》中,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五条“最低要求”,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并且“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不仅免除曹、章、陆三位卖国贼,还要免除掌握当时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等人的官职,“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14],充分表现出反日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彻底性。陈独秀的被捕,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就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高喊“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15]这都有力地说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是起了领导作用的。

    如果从五四运动时期来说,陈独秀的领导作用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当时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文章,就是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例如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发表在1919年10月、11月的《新青年》杂志上的。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也是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从1919至1920年陈独秀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也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了十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重点介绍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方面,他首先区分了“真假社会主义”,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等三个问题。1920年9月他发表的长篇论文《谈政治》,就是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更为可贵地是,他不仅自己著文宣传,还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例如他到上海后,就委托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于1920年先后出版,寄送全国各地,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说,他就是读了中译本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以后,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6]。因此,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其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

  其次,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把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带进了中国共产党。从1920年2月移居上海以后,陈独秀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这年8月,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上海“中国共产党”。从此之后,他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因此,他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现在很多著作仅仅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是很不够的,应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在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南陈北李”两个人中,他的功劳远远大于李大钊,这也是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仍然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即最主要的领导人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到他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时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功劳,陈独秀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因此,在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不仅应该有陈独秀的位置,而且应该把他放在非常显著的位置。这也说明,需要“知错就改”的不是陈铁健,而是这个雕塑的设计者,因为还原历史真相也是雕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7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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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0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8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7、318页。
[⑤]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37页。
[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0页。
[⑦]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
[⑧] 《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
[⑨]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6页。
[⑩]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7页。
[11] 《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0页。
[12]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2-403页。
[13]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10页。
[14]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5页。
[15]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16]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7]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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