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的著作，已经出版很多了，可谓汗牛充栋。但有些问题，一直分歧迭见，特别是关于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功过，海内外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周恩来在那个时期是不是犯了“左”倾错误，是不是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夺了毛泽东的权等问题，由于海外一些图书的流行，很多人都一直不是很清楚，对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等著作，也半信半疑。黄少群教授经过20年的潜心研究，在他撰写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等著作和多篇论文的基础上，针对那些对周恩来的诬蔑和疑问，以翔实的史料、深入的分析，比较全面、集中地反映了周恩来在1927年至1935年这段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中，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丰功伟绩。

　　从书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这个时期的贡献确实是巨大的，而且很多贡献一直鲜为人知。例如采取措施，抑制了1927年底至1928年初的盲动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的力量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首次对全党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比毛泽东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的观点要早提出近1年；在中共六大后他是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负责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正是在他的指导下，第一、二、四方面军等三大主力红军和中央、鄂豫皖、湘鄂西等三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等红军和根据地，才得以创建和发展，因而他是中国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奠基者；在1929至1930年成功地解决了非常棘手的“顺直省委问题”、“江苏省委问题”、“朱毛矛盾”及李立三、向忠发的冒险主义错误，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为解决党内矛盾树立了最好的典范；1930年4月在德共《红旗报》上提出中国革命的“农村中心”思想，8、9月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又向全党提出了这一思想，这是首次在国际论坛和全党提出这一重要的思想，虽然比毛泽东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的这一思想晚一些，但影响要比毛泽东大得多；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提议成立苏区中央局，自告奋勇去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并提议将毛泽东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将朱德补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领导全党将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在1931年6月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从容镇定地指挥中共中央机关人员转移，避免了中共中央机关被全部破坏的危险，使党度过了一次难关，表现出了应对突发事变的卓越才能；1931年到达中央苏区以后，立即纠正了毛泽东领导的反“AB团”以及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的严重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挽救了大批的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更大损失；1931年与朱德一起成功地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毛泽东语）；在1934年不仅具体地组织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而且在危难关头力主转兵，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中流砥柱；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受打击时，他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极力维护，不让“左”倾领导人整垮毛泽东；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又力荐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更将党内军事上的最高领导权让给毛泽东，表现出了退位让贤的高风亮节；妥善解决陕北肃反扩大化的危机，为稳定和巩固陕甘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作者认为，在1927至1935年间，中共中央的核心实际上是周恩来，全党功劳最大的是周恩来，甚至可以说他是“功高日月”。

　　对于历史上存在争论的很多问题，书中都依据翔实可靠的史料，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例如对于历来争论最大的“宁都会议”，书中以丰富的史料说明，并不是周恩来夺了毛泽东的权，而是周恩来为毛泽东作了“有情”的辩解与维护，不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负责政府工作，提出由他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或“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由他“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都没有被会议采纳；周恩来不仅在会上也受到批评，在会后还被指责为“调和主义”。因此，“没有周公，哪有毛公！――这才是历史的最公正的结论！”

　　当然，由于书中着重论述的是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对于周恩来在这个时期的不足甚至错误就论述不详；对于周恩来的一些评价，也可以进一步推敲和斟酌。但是，黄少群教授的这本书，对于澄清1927至1935年期间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以及中共历史上的众多争论，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一读。

                                                        2006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