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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及其教训
作者:郭德宏      时间:2009-01-16   来源:《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它不仅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同志是一个悲剧,对毛泽东也是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和整个国家来说,更是一场悲剧。它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次会议为什么会突然转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悲剧?长期以来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谜。现在已出版的一些书,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谢春涛的《庐山风云》等,已经对此作了不少介绍和分析。在这里,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会议召开的背景和大体情况

  所谓庐山会议,事实上包括两个会议,即从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前后共一个月。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呢?这就要从“大跃进”运动说起。

  从1956年开始,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很快便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向,两种思路。针对当时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在1956年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可是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泼了群众的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了,阻碍了跃进局面的出现。随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左”的思想急剧发展起来。从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毛泽东就批评反冒进。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更对反冒进进行了集中的批判,终于发动起了“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很快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于是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当时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的问题。经过九个月的工作,这些突出的问题得到遏制。但是,思想认识并没有统一。毛泽东等同志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枝节问题,正在得到纠正。但是,党内外有不少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示怀疑甚至反对。极少数有胆有识之士还直接上书中央,恳切陈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何评价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以后是继续反“左”还是继续“大跃进”,成为极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统一思想,总结经验,继续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将各项指标落到实处,以便完成1959年“大跃进”的任务。

  这次会议最初决定在郑州召开,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总结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二是调整修改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后来为了让会议的参加者在开会的同时好好休息,决定将会议地点改在避暑胜地庐山。

  整个会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2日到16日。在7月2日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了18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社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又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这样就成了19个问题。关于对形势和基本方针的看法,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来说,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1)综合平衡;(2)群众路线;(3)统一领导;(4)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他的这个讲话,实际上为会议定了调子。

  从7月3日开始,会议按六个大区分组讨论。不少同志尖锐地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有的同志还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但也有些同志特别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比较积极的同志,对问题轻描淡写,极力辩护,认为“左”的错误纠正得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是纠“左”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出现了右的倾向。7月10日,毛泽东对组长以上的干部讲了一次话,实际上是对小组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他说,“大跃进”以来成绩是主要的,1958年的错误主要是钢铁翻番,粮食加倍,基建过多,办公社刮了“共产风”,这些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希望大家把问题讨论清楚,做到统一思想。关于会议的安排,他说初步安排到十五、六日结束,并指定胡乔木等人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7月14日,胡乔木等人写出草稿,印发与会同志讨论。这个《议定记录》草稿共12个问题:一、关于形势和任务;二、读书;三、宣传问题;四、综合平衡问题;五、群众路线问题;六、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七、体制问题;八、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九、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十、过日子问题;十一、公社食堂问题;十二、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这个文件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和会议初期讨论的情况,并有许多指导性的具体规定。如果能够贯彻执行,是会起好的作用的。但随着会议性质的改变,这个文件就被撇到一边了。在这个阶段,尽管认识不一致,但会议总的开得还是比较轻松的,各路“神仙”们一边开会,一边游览,看戏跳舞,吟诗赋词,优哉悠哉,所以被称为“神仙会”。

  会议的第二阶段从7月16日到8月1日,主题转为反右,而且逐步升级。这个转折是从毛泽东批示彭德怀的信开始的。

  彭德怀被分在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时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尖锐地批评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并点名批评了毛泽东。例如他说:“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百分之十六。……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大跃进”中的问题“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毛主席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后来他看到不少人文过饰非,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非常焦急,12日上午曾想去找毛泽东谈一谈,恰好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于是,为了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他于13、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于14日下午送交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头,彭德怀就说:“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信的内容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分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乙部分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是具有政治性的”。除了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外,他认为“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容易使我们犯‘左’的错误”,“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他最后建议:应该“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以达到“明辩是非,提高思想”的目的。他的这些看法和毛泽东是明显的不一致的,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所提出的讨论范围,触及了很多毛泽东所不允许触及的东西。

  关于信中的内容和写信的动机,他后来说: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从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可是,事与愿违。”[i]

  正如彭德怀所说,他写的信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引起毛泽东对纠“左“问题的重视,反而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7月16日,毛泽东在他的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与会同志讨论。会议重新划分小组,从此开始转向。

  在讨论时,大家根据自己的认识谈了对这封信的看法,认识明显发生分歧。

  多数同志基本上同意彭德怀的信,认为信中的意见基本上是好的,是符合实际的,只是有些提法欠妥,个别文字需要斟酌。对于彭德怀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精神,大家几乎是一致肯定的。有的同志凭多年的政治经验,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虽然意识到支持彭德怀可能会导致不好的后果,但仍然大胆直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信。例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19日的小组会上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他还说:“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缺点少讲,或者讲而不透,是难于使我们自己去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黄克诚在17日上山后,虽然私下里对彭德怀说过:我看“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但他1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中,仍然实际上支持了彭德怀的信。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3小时的长篇发言,虽然多次被打断,但他还是坚持讲下去,不仅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还用更丰富、确凿的材料,更强的理论性,进一步论证和深入剖析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原因。他也提出:“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从主观来看,一是“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份,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二是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折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三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偏向很大”,要稳定集体所有制,贯彻按劳分配;四是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存在缺点,党内民主作风不足。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刮,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他还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非常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这就不仅仅是要求彻底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而且触及到了当时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基本制度。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等同志,也都明确支持彭德怀的信。

  但是,有的同志看到要批判彭德怀了,就不敢再说原来的意见,转而批评彭德怀。那些“左”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同志,更加得到鼓舞,对彭德怀的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彭德怀对成绩肯定得不够,对问题讲得太多、太严重,不是鼓气而是泄气,是否定了群众路线,会乱了人们的思想,再反“左”当年的指标没办法完成,会出现大马鞍型,另外还说彭德怀的信中刺很多,是影射毛泽东的,危及了“三面红旗”,特别是危及了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ii]但由于毛泽东还没有正式表态,这个阶段的讨论总的来讲还比较缓和。

  毛泽东看到会上批评彭德怀的不太多,特别是看了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长篇发言,非常生气,于是在7月23日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逐条批驳了彭德怀信中的观点。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呀?”对于“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 !关于“有失有得”,他说“‘得’放到后,‘失’放到前,这都是斟酌了的。”(据查,信的原稿是“有得有失”,参谋错抄为“有失有得”)对“大跃进”持这种态度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关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他说“一个时期猪肉缺少,蔬菜缺少,女人也没有头发夹子,也没有肥皂,叫做‘经济比例失调’。……据我看,没有什么紧张。”他说彭德怀等同志虽然“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沿去了”,距离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并尖锐地提出:“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说明他认为彭德怀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从此,会议的形势就急转直下。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彭德怀的心情非常沉重。他不仅对毛泽东的批判不理解,更为这种批判必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加以担忧。当天晚上,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因此,在国内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

  说到这里,有一个情节顺便说一下。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中说,7月23日毛泽东讲完话走出礼堂时,挺和气地同彭德怀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彭一边走一边甩手,非常生气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望着彭仍很和气地说:“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闹了个不欢而散。意思是当时毛泽东是很和气的,主要是彭态度不好。这种说法与当时会议的气氛不相符合,与有关的权威记载和说法也不一致。据彭德怀当时写的《庐山笔记》说,是他先迎上去找毛泽东谈话的,说“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做参考的,……你要印发,也可以找我先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iii]当时目睹他两人谈话情况的万毅也说:“散会以后,我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彭总立刻迎上去,贴近毛主席,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毛主席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我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我听得很清楚。”[iv]他二人说的虽然稍微有一点不同,但大体是一致的,应该认为是可信的。这说明李银桥的回忆有误。

  26日,毛泽东又在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给他的信上加上《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会议讨论,并写了两千多字的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说这是对他23日讲话的补充。其中指出:“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然,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这就明确指出右倾已经是主要危险,从而为彭德怀的问题定了性质。

  于是,一场“反右倾”的批判运动更加猛烈地开展起来,完全形成了一边倒的不正常局面。一些被认为思想模糊的同志不得不检讨自己的“不坚定”,表示要同彭德怀等同志划清界限,并收回过去支持过彭德怀的发言。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同志提出不仅要对事,而且要对人,新帐旧帐要一起算,于是会议进一步清算彭德怀等人的旧帐,认为彭德怀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反对毛泽东的。与此同时,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追查他们过去和现在与彭德怀的关系,给他们加上了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有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v]康生、陈伯达等人更在会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使会议的批判更加不正常。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连续两次召开会议,批判彭德怀,实际上是在算“历史总帐”。毛泽东指出,三十一年来,彭德怀在各次路线斗争中都犯了错误,他的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彭德怀和他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林彪是当作“救兵”被搬上山的,大概知道自己将取代彭德怀的历史使命,在批判时声色俱厉,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独断专行,好名揽权,刚愎自用,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领导,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向党进攻,野心很大。除了朱德有些应付了事以外,其他常委也都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常委会议认定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彭、黄、张、周结成了“反党集团”,进行的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活动,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泽东和总路线的。

  因为彭德怀等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对他们的批判和处理必须由中央全会作出正式决定,于是毛泽东在7月29日提出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讨论修改指标,二是解决路线问题。常委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的第三阶段从8月2日至16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8月2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讲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改指标的问题,说六中全会决定的1959年的指标是高指标,还是经过人大常委会改了好;二是路线问题,说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看来,所谓“问题不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这样,就为八中全会定了调子。同一天,他还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也表明全会要把主要锋芒放在彭德怀、张闻天身上,放在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上。8月11日,毛泽东再次在会议上讲话,说彭德怀三十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抱着“入股”思想而来的党的同路人,这次向党“进攻”是想在党内挂帅。于是,会上的斗争进一步升级。

  这次全会完全是“一边倒”,一致猛烈批判彭、黄、张、周,揭发批判他们的历史问题和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据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同志说,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纷纷飞向他们,除了说他们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之外,对他们这样那样的人身攻击也发生了,全会完全开成了批判会、斗争会。虽然大家口头上都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则重复了历史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彭德怀8月7日在小组会上讲的几句话,很能说明当时的气氛。在接连不断的追逼下,他气愤地说:“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发脾气,他说:“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对我像法庭审判。”在这种气氛下,是很难客观地讲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彭、黄、张、周等同志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尖锐批评面前,在小组会和大会的严厉批判、斗争面前,再加上一些好心的战友的规劝,他们便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次一次地检讨。[vi]

  在会上“反右倾”的同时,会外也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必须抓紧鼓干劲,反右倾。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消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全会公报等,会议宣告闭幕。

  同一天,毛泽东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为题,写了一段批语,严厉而尖锐地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还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总结。

  会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并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9月17日,国家主席发布命令,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职务和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全国也立即掀起了一场新的“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以与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而结束。

   二、    无限的怀疑和上纲

    在批判彭德怀等人的过程中,出现了无限的怀疑和上纲的极不正常的情况。除了彭德怀等人的历史问题以外,被怀疑和认为特别严重的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与国外的联系及“里通外国”。1959年4月24日到6月13日,彭德怀曾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访问,会见了赫鲁晓夫等人。恰巧他回国以后,苏联撕毁了1957年10月中苏之间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资料。在到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与一起上山的人曾说,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斤肉,还出匈牙利事件,国内经济这么困难,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来的。这些话在山上很快被揭发了出来。另外恰巧在彭德怀写信的第四天,赫鲁晓夫于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讲话,说苏联国内战争一结束就建立了公社,但是“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美国的《纽约时报》立即发表华沙电讯,说这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的公社而说的。这些情况,就使党的领导人怀疑,彭德怀在国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是不是与赫鲁晓夫等人有勾结?可能就是根据这种怀疑,毛泽东于7月16日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以后,于7月19日将一份《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材料印发到会上。29日,又批示将《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等材料印发到会上。

  据黄克诚回忆说:毛泽东在7月23日讲话时,就把彭德怀的信“和国内外各种尖锐的意见,都联系起来;把彭总当作了代表人物,而且是中央政治局里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矛头是指向中央政治局和主席的,于是认为路线斗争不可避免”[vii]。因为把彭的信与国外的斗争联系了起来,所以毛泽东把话讲得很重。

  在7月31日、8月1日的常委会,8月2日的组长会、8月4日的传达会上,毛泽东多次说彭德怀这次是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从这之后,就不断有人追问,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为了查清问题,第四组还念了彭德怀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

  “里通外国”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虽然没有定案,但在接着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又被当作一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追查,并作为彭德怀的一大罪状,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到这个问题。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仍说当时打倒彭德怀,主要不是那封信,而是由于彭德怀“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即“里通外国”等等。彭德怀看到报告后十分气愤,立即声明:“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的罪名加在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在他后来写的八万言书中,他又详细叙述了九次同外国人接触的情况,再次声明没有这么回事,请中央查明。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里通外国”完全是无中生有。但在当时,却是揭发批判彭德怀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其原因是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周小舟、周惠、李锐想不通,便跑到黄克诚的住处谈心,恰好彭德怀有事也来了。周小舟等人走的时候,被人发现了,立即报告上去。因为彭、黄、周、周、李等人都是湖南人或在湖南工作过,于是便有人说是有一个“湖南集团”。8月2日,毛泽东在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正式定名为“军事俱乐部”。我们党内是最反对小组织活动的。既然有个“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就成了小组织活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于是,就反复追问是以谁为首,有哪些人参加等等,好象真的有这么个组织。在以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这也是追查的一个主要问题。关于这两次会议追问的情况,彭德怀在自述中作了记述,他说:“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viii]

  据张闻天的秘书萧扬回忆,张闻天也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他曾自我解嘲地说:“哪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要说‘文化俱乐部’倒还差不多。”他说张闻天同彭德怀的关系的确并不特别密切,仅仅有过几次来往和一些接触,对国内形势和党内生活有一些共同的忧虑而已。至于“文化俱乐部”,可能是指他同胡乔木等人的来往,这种来往也是正常的。[ix]

  第三个问题是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7月23日周小舟等人到黄克诚那里时,因为思想不通,就说按照毛的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会导致党的分裂,并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看,意思是毛泽东受了蒙蔽。李锐也说了一句很愤激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以后,这些话都传了出去,在会上被反复地追查。黄克诚以为李锐交代了,就把当时的情况说了。在当时个人迷信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说毛泽东也到了“斯大林晚年”,那还得了!所以这个问题一揭出来,就像爆炸了一颗炸弹,被批判的人有口也说不清。事实上,这不过是一时的冲动失言,一句错误的牢骚话。现在看来,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毛泽东晚年的确犯了像斯大林晚年一样的错误。但在当时,却被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反党的罪证。

  这三大问题,或者是无中生有,或者是无限上纲,在当时却被当作严重的问题进行追查,被当作彭德怀等人反党的主要罪证,充分反映了当时那种不正常的政治状况,现在看来真是有些可悲。

  三、    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

  四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提出了种种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国外最流行的观点,是所谓“争权夺利”,认为彭德怀和张闻天之所以写信和发言,是由于对自己的职务不满,因此向毛提出挑战;而毛早就想削弱彭的权利,让林彪代替他。刘少奇在会上批判彭德怀时,曾说过“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的错话,有的人也引作争权夺利的根据。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彭德怀、张闻天都不是热衷于职务和地位的人。就拿彭德怀来说,1930年中央本来计划让彭德怀领导的红军第三军团成立第三方面军,可是彭德怀宁愿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将红三军团放在第一方面军之中,也不愿单独成立第三方面军,所以红军中一直没有第三方面军。1958年6月,他还曾提出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专门去搞农业。这说明他并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人。张闻天也是如此。至于刘少奇的话,明显是错误的,不能引为根据。这种观点仅仅是看到表面现象,并没有说出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会议转向的原因就是彭德怀那封信,如果彭德怀不写那封信,会议就会按原定计划结束,不会发生转向的问题。意思是完全由于彭德怀多事,转向的责任应该由他承担。还有人认为彭德怀说话太粗鲁,激怒了毛泽东,所以主要责任还在彭德怀。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彭德怀作为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向党的主席写信谈谈自己的看法,完全是正常的,是无可指责的。从信的内容来看,也完全是善意的、留有余地的。这封信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不计个人安危、忧国忧民的崇高品德,敢于讲真话、光明磊落的的高尚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它将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一篇重要文献,名垂千古。如果把会议转向的原因归咎于彭德怀,就等于把后来造成的严重后果归罪于他,就会掩盖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掩盖错误的真相,错误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使人们更加不敢讲真话。在彭德怀受尽折磨、含冤至死几十年以后,有的人还有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公平的。至于说彭德怀讲话粗鲁,激怒了毛泽东,从而造成会议的转向,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因为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一些粗鲁的话。彭德怀的粗话是在被批判之后因为不服气而随口说出的,虽然不对,但不能作为毛泽东决定批彭的根据,因而也就不能作为会议转向的原因。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些说法。如有的根据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认为毛泽东批彭的原因是彭在朝鲜没有保护好毛岸英,致使毛没了后代。毛泽东的话是这么说的: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的身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是没有后的。中国的习惯,男孩子才叫有后,女孩子不算。一个男孩子打死了,一个男孩子发了疯,没有后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是在批判彭德怀时说的,但这并不能说这就是批彭的原因。事实上,毛岸英的牺牲与彭德怀并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对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的处理也是满意的。如果是这个原因,他早就把彭德怀撤掉了。

  还有的将庐山的悲剧归结为阴差阳错。如苏晓康等人写的《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一书,说毛泽东在7月12日晚上会见了分别多年的贺子珍,心情凄凉;深夜又接到江青从杭州打来的电话,说他第二天就要来庐山,使他一夜未睡,在13日早上才刚刚睡下,恰巧彭德怀这时来找他谈话,被挡在门外,于是才回去写了那封信。江青上山后,又大闹一场,使毛泽东心情更加烦躁,等等。当然,彭德怀如果能找到毛泽东谈一谈,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情况。但毛泽东向来是晚睡晚起的,彭德怀找他不到,与贺子珍上山、江青打电话等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必同这些事扯在一起。

  以上这些看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者从个人关系上看问题,或者完全归结于偶然性。事实上,庐山会议的转向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认真研究一下庐山会议的有关材料,可以看出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的分歧,即如何评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何评价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以后是继续纠“左”,还是转向反右和继续“大跃进”?毛泽东和彭德怀等当时虽然都主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但由于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认识不同,最终导致了重大分歧的发生。

  现在一般认为,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纠“左”。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并没有明确提出要纠“左”,只是说要“压缩空气”,把过去那种过于膨胀的空气压一压,把那种过度的狂热冷却一点。他虽然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突出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但这些批评,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伟大成绩的前提下提出的,认为“成绩是主要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不能触动的。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而是想通过“压缩空气”的办法,把那些过于突出的问题纠正一下,以保护“左”派,保护广大群众的那股“热情”,继续实行“大跃进”。正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所以他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到1959年1月,他就认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再也不能压了”,从根本上说是要“鼓气”。与此同时,他认为党内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满和批评,是观潮派、算帐派的讥笑,地富反坏的破坏,或者和地富反坏很接近,是否定一切。在1959年2至3月举行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就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这说明,从这时开始,他已经准备对那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进行反击了。关于庐山会的指导思想,同上述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他看到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要求比较彻底地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的意见以后,自然就接受不了,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向党进攻”,要加以反击。

  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相反,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是严重的,不仅要求对具体错误加以纠正,而且要求从指导思想上加以纠正,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及民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这就说明,当时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思想:一种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已经得到基本纠正,下一步应该鼓足干劲,继续“大跃进”;另外一种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是严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左”,并进而提出了与之相联系的指导思想、民主制度等更为重要的问题。这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分歧,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即使彭德怀不写那封信,张闻天不作那次发言,分歧也会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以其他形式、在其他问题上爆发出来。有的同志认为如果没有庐山会仪,就有可能继续纠“左”,“左”的错误就会比较顺利的纠正,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了。在当时那种思想状态下,要顺利纠“左”是不可能的,发生曲折是必然的,问题只是这种曲折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张闻天回到北京以后曾谈到这个问题。当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在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讲了一番哲学上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物不平则鸣”的话说:“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x]正如张闻天所说,庐山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才是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

  除了政治上的重大分歧这个根本原因之外,个人崇拜的盛行,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也是造成庐山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很多高级干部还是有不同程度的认识的。如果到会的人都能畅所欲言,讲心里话,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争论,也许就不会造成后来那样严重的后果。但是,由于个人崇拜的盛行,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会上完全形成了相反的情况。

  长期以来,毛泽东在党内具有崇高的威望。当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大家都习惯于服从毛泽东的意见,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样,自然而然就使很多人不大敢讲不同的意见。特别是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次次地严厉批评包括周恩来、陈云等在内的高级干部,更使许多高级干部不敢讲话。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柯庆施立即在会上起而响应,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陶铸也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从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越来越严重,不同意见就更难提出来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了彭德怀的信以后,许多同志本来同意彭德怀的观点,或认为彭的观点并没有多大问题,但因为个人崇拜的盛行,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不得不违心地跟着批判。例如周恩来,本来认为彭的信没有多大问题,但毛讲话后不得不跟着批判,并详细分析了彭德怀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个人品质,说了很多过头的话。又例如薄一波,观点本来与彭德怀是一致的。他在1959年上半年,曾在外交部等单位作了4次讲话,比较全面地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接到上山开会的通知后,他让薛暮桥帮助整理了一个1万多字的发言稿,题目是《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系统地批评了“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他7月16日上山后,正好彭德怀的信印发下来,几位同志便跟他说,风向变了,因而他准备的发言稿再未拿出来,也跟着批判了彭德怀。“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批判他时,说他是“胆小鬼”,他说那个时候怎么还敢讲呵!再例如伍修权,因为刚挨过批评,也不敢讲心里话。他在回忆中说:他上庐山时,会议的形势已成定局。鉴于一年以前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所谓错误,这次就格外小心,特别是听了毛的讲话,就觉得除了表示支持他的意见之外,很难再作出别的选择了,但当时的心情是很矛盾和沉重的。我了解彭总的为人,他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许多同志的共同看法。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彭总那样毫无顾忌地表明自己的态度。[xi]还有胡耀邦,他说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其中臆见就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他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还念念不忘这件事。[xii]

  美国著名史学家罗得里克·麦克法夸尔在评论薄一波在会上的发言时说:“如果薄拿出来的是原稿,再加上他职务所具有的权威,那么,可能会有更多领导人改变观点,同意失大于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犯了极大错误的看法”。在帮助薄一波写《七十年回顾与思考》中卷这一部分时,我曾经把麦克法夸尔这段批评拿给他看,他说在那种情况下,谁还敢讲呵?的确,如果党内的民主生活正常,所有与会的人都敢讲心里话,庐山会议的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但在当时那种民主生活不正常、个人迷信严重的情况下,很多人不敢也无法讲出心里话。

  除以上两个原因外,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成见和隔阂,也是造成庐山会

  议悲剧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仅仅是政治上的分歧,而毛泽东能够冷静地加以处理,庐山会议的转向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由于两人之间在历史上就存在很深的成见和隔阂,与个人矛盾结合在一起,悲剧就很难避免了。

  在长征以前,两人就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在长征路上的会理会议前夕,林彪因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不满,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撤换毛的军事领导,改由彭德怀指挥。此事本来和彭德怀无关,毛泽东却认为林彪的信是由彭德怀“鼓动起来的”,于是狠狠地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林彪当时并不说明此事和彭德怀无关,彭德怀也认为事后自然明,没有加以解释,大敌当前应该以团结为重,哪知从此在毛彭之间便埋下了裂痕。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可见成见之深。林彪虽然这时说明此事与彭德怀无关,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除此之外,毛、彭二人在性格上、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一直相处得不很愉快,多有误会,并心存疑忌。据黄克诚说,彭德怀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他还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早有一次,毛就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他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加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xiii]又据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说,毛泽东在1958年5月曾讲到党分裂的危险,主要就是指彭德怀。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就存在戒心。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又严厉地批评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很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是不是这样?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接着,他历数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与此同时,他还谈到海瑞,说海瑞虽然骂了嘉靖皇帝,但对嘉靖皇帝很忠心。在会议中间,他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要他好好看一看,并叫人组织写关于海瑞的文章。以前很多人对毛送《海瑞传》给彭德怀不理解,不知道用意何在。谢春涛在《庐山风云》一书中分析说,可能有提倡海瑞对皇帝的一片忠心的意思。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就说过,他喜欢左派海瑞,不喜欢右派海瑞,可能是要彭德怀学习海瑞对皇帝的一片忠心,要他做忠心的海瑞。他严厉地批评彭德怀,又让他学海瑞,也可能是对彭德怀的一个警告,可惜彭德怀没有领会。

  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常委会等会议上,毛泽东不仅严厉地批判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算他的旧帐,说彭德怀历来要用他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而且说自己已66岁,快死了,彭只有61岁,许多同志有恐慌感,有顾虑,倘若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党内谁管得了你?这些话,在两位老帅奉毛泽东之命去劝说彭德怀时也说过,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8月4日林彪在传达常委会精神时也说:毛主席这次对于他的问题看得很重。因为他是国防部长,党内党外的威信很高,他暴露这样一种思想,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从长远来说,他是党内的一个隐忧。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个人之间的成见、隔阂以及疑虑和担心,也是庐山上发生悲剧的一个原因。

  庐山会议不管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还是对毛泽东来说,都是一个悲剧。他们自以为都是为了党、国家和人民,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坚持的本来是正确的东西,恰恰被当作错误的东西加以批判。而毛泽东以为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但由于认识的偏差,捍卫的恰恰是错误的东西,反对的恰恰是正确的东西。

  四、    严重的后果,深刻的教训

  庐山会议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打断了历时八个月的纠“左”进程,在会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并掀起了新的“大跃进”。这样,就不但使本来可以早些结束的“大跃进”又持续了一年多,使本来可以早些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发展,加剧了随后到来的严重困难。到1965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城乡主要消费品如口粮、食油、棉布等产品的消费水平,也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非正常死亡2000多万人[xiv],大部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这段时间死亡的。如河南的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以上。如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再“反右倾”和“大跃进”,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局面。

  其次,使反右派斗争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进一步升级,不仅把阶级斗争引入了党内,而且引到了高级领导层中。很多人在批彭时拍桌子,瞪眼睛,指着鼻子大骂,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这时都已出现。这种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后来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连,“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庐山会议开始的越来越升级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很积极的人,有许多到“文化大革命”时也被整得很惨。

  其三,使本来已经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更加不正常,个人迷信更加严重,助长了那种讲假话、明哲保身的不正之风,甚至给那些投机取巧、阿谀奉迎的人造成打击别人和向上爬的可乘之机。各地传达庐山会议的做法都很不好,不是直接传达会议的决议,而是采取钓鱼政策,先印发彭德怀的信,让大家发表意见,结果揪出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层层搞下去,有300多万人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无数的人虽然未戴帽子,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从而打击了大批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好同志,使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更加发展,结果使党难以防止、抵制和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错误。

  那么,从庐山会议的悲剧中应该吸取些什么教训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     应该充分发扬民主,健全党内政治生活,以法治国,不能搞家长制,一言堂,独断专行。对重大问题应该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展开平等的讨论。对于不同的意见,应该虚心听取,不应该硬着头皮顶住,或认为反对自己而加以打击。过去,我们长期把民主当作一种手段,事实上它是一种制度,应该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否则,它就只是一种可要可不要的东西,不能真正坚持。

    第二,应该坚决防止和杜绝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是小生产的产物,封建思想的反映,与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由于我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很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建国以后,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后果。庐山会议的悲剧,就是与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联在一起的。有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就不能正确地、科学地看待问题、对待领袖,因此必须加以防止和杜绝。

  第三,应该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分析形势。毛泽东和彭德怀发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不同。而这种不同的看法,与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但他看到的多是表面现象、大好形势。所以他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上山以后,他又写下了“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的诗句,心情是十分兴奋和轻松的。而彭德怀在1958年底到湖南时,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了很多实际情况。在平江时一位老红军战士还悄悄地给他一张纸条,上边写着这样一首歌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就认识得比较深刻。因此,他是带着焦虑的心情上山的。如果当时毛泽东也能像彭德怀一样深入地调查研究,掌握真实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发生庐山上的分歧。从这里可以看出,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是多么重要。

  第四,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不同意见的分歧和斗争。认识上、工作上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来解决,不能乱加怀疑,扑风捉影,更不能无限上纲,新帐老帐一起算,非彻底打倒不可。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问题看得那么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怀疑有个“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甚至把他的信同国外的斗争联系起来,怀疑他“里通外国”。事实上这都是根本是不存在的,彭德怀最气愤和难过的也是这些问题。这说明,对问题的分析应该实事求是。在同志之间,同事之间,应该以和为贵,以团结为重,不能无休止的斗争。否则,斗争会愈演愈烈,矛盾会愈斗愈大,甚至会不堪收拾。

  第五,应该不怕压制,不怕打击,敢讲真话,坚持原则,维护真理,不能只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曲意逢迎,更不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否则,就会留下终生的遗憾。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的许多领导同志,在后来写回忆录时,都感到十分内疚。彭德怀、黄克诚等在会上违心地作检讨,也成为他们后来感到痛苦的事情。后来黄克诚在《自述》中说:“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xv]这说明,即使作检讨,也不能违心地作,应该实事求是。

(来源:郭德宏与李玲玉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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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276页。

[ii] 参见陈诗惠《庐山风云——1959年的庐山会议》。

[iii] 转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

[iv] 万毅:《在庐山会议上》,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3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v] 参见陈诗惠《庐山风云——1959年的庐山会议》。

[vi]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65页。

[vii]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

[viii]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881年版,第278—279页。

[ix] 萧扬:《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张闻天同志》,载《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x] 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见《回忆张闻天》,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页。

[xi]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4

   页。

[xii] 朱尚同:《88年冬:与耀邦同志谈心》,《百年潮》2000年第1期。

[xiii]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xiv] 美国著名人口专家科尔利用我国公布的资料,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中,估计我国从1958年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2680万人。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等论著中,估计我国从1958年至 1963年非正常死亡1697万。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科尔估算中的个别数字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超线性死亡人数应为 2158万,见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xv]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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