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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作者:郭德宏      时间:2009-01-16   来源:史学月刊
 

  在对1949年到1978年的国史研究中,有很多问题一直争论较大,下面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设想改变的原因

  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说过,新民主主义革

  命胜利之后,要经过15到20年,甚至30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到1952年,这个设想就改变了,决定马上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很多人都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如果能较长时期地坚持这个理论,就可以避免后来所犯的很多错误和发生的很多曲折,中国的发展水平肯定要比现在高得多。所以,对这个理论很快改变甚至被抛弃表示惋惜。那么,毛泽东等人为什么在建国以后很快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因为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第二,因为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第三,因为已经积累了在农村中开展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也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第四,国际环境也是促使党提出向社会主义开始过渡的一个因素。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也列举了四个原因:第一,经过三年的实践,毛泽东感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改造;第二,经过三年的实践,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可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经过三年的实践,毛泽东和党中央找到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逐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第四,国际环境和苏联过渡时期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影响。

  除了上述原因外,有的学者还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罅漏,是导致建国后迅速改变的重要原因,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问题上存在模糊性,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还是再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不明确,这就容易导致认识的改变;二是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具有不确定性。毛泽东在1944年3月的讲话中曾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但到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批评这种观点,认为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建国以后,他又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这种认识的摇摆,是导致改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短暂性,即认为15到20年甚至30年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这个时间太短暂了。[i]之所以存在上述罅漏,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过分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需要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即没有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就像把我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样。既然没有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当然就可以地很快加以改变了。

  有的学者认为主要受了苏联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是受了不断革命论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本身就具有政纲与政策两重的性质,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ii]这就是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本来就包含策略的思想。当建国以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了。

我认为以上分析都有道理。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工业化的需要。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党和国家决定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努力实现工业化。要实现工业化,就要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决定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动因。二是“五反”运动的影响。毛泽东原来还一直强调,私人资本主义是有利于国民生计的,应该允许和提倡它的发展。可是后来一进行“五反”运动,揭露出资本家那么多罪恶,使人感到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好处,全是坏处,应该尽快地加以消灭。这也是导致认识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

  对于这个问题,评价基本有三种:一种是充分肯定,如历史决议做出了高度

  评价,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第二种是基本否定,经济学界持这种观点的比较多;第三种是在基本肯定的基础上对失误进行足够的估计。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如何看待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关系展开的。充分肯定论多是从肯定建国后的成就的必要性上来考虑的,认为三大改造和改革开放是国家在不同时期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必要的,不能以改革开放否定三大改造,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成就基本上没有了。基本否定论则认为“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三大改造。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即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而是照搬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于光远甚至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从步骤上和形式上都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特点,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但步骤上形式上的巨大成功,掩盖着对中国历史前进的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只是一个发育不全的早产儿,它还是一个畸形儿。[iii]第三种看法则既对三大改造和改革开放都做出肯定的评价,又认为应该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深刻总结三大改造的经验教训。如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从1955年夏季以后搞快了,从1953年就搞快了;不仅搞快了,而且搞早了,等等。

  从政治上来讲,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当然是不能否定的,正像前边所说的肯定论者所说,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成就基本上没有了,这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另外,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确实有中国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和平赎买资产阶级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成功地运用到了中国,并提出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样一场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到实践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只是历史决议已经指出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四过”的问题,在指导思想和对国情的认识上也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再晚一些?等新民主主义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更加成熟,条件更加具备之后再来过渡,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再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完全忽视甚至否定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和存在价值,将它们加以消灭;完全否定原来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是严重的失误?是不是脱离中国的国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很难说清现在为什么又要发展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为什么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那种说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都是必要的说法,恐怕很难自圆其说。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既应该从政治上做出评价,也应该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进行探讨。

   三、八大路线很快改变的原因

  对于八大路线,大家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是,这么好的路线为什么很快就改变了呢?有的学者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作了分析:客观上是由于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主观上是由于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及个人专断的发展和民主集中制的削弱。有的学者从八大本身的局限性作了分析,认为八大虽然提出了正确的路线,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向前发展,思想、理论准备不足;虽然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方针,但没有具体化。但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分析,认为八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出了它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所以要分析它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必须从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做出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如毛泽东对八大路线存有疑议,传统思维方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惯性冲击等等。[iv]

  我认为,八大路线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可以从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直接原因就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和波、匈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等人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还是主要矛盾,从而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如果没有这些突发事件,八大路线也许就不会那么快地加以改变。深层原因则有很多,如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阶级斗争的惯性冲击,个人专断作风的发展和集体领导制度的破坏,监督制度的不健全等等。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四、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和反右派严重扩大化的原因

  关于反右派斗争,历史决议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反击是完全必要的,只是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二十年所有公开出版的著作,几乎都是这么写的。但私下里,绝大多数人对反右派斗争是否定的。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99%以上的右派分子都作了改正。一个99%以上的人都搞错了运动,怎么还能肯定呢?事实上,历史决议只是说对极少数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并没有说开展这场运动是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反右派斗争作为一场运动是应该否定的。

  对反右派斗争争论最多的,是所谓“阴谋”、“阳谋”,以及什么时候决定采取“引蛇出洞”或“钓鱼”政策的。有的人认为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提出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方针,反右派斗争自始至终是一个阴谋,即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引蛇出洞”,为了“钓鱼”。但多数人认为大转弯是从5月中旬开始的。如果说整风一开始就是为了“引蛇出洞”、为了“钓鱼”,那就是说整风本身就没有诚意,是一个阴谋。但从当时的文献来看,毛泽东当时发动整风是诚心诚意的。只是后来看到出了很多出格的言论,认识才发生变化。我认为,大转弯是从5月中旬开始的,“引蛇出洞”、“钓鱼”政策都是这个时候决定的。

  关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原因,李维汉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研究;二是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三是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的发展,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薄一波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二是具体地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晚了;三是不应该把反右和肃反弄到一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认为是由于对反右派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以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运动方式的运用。有的认为是由于混淆了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和根本制度的区别,把对一些具体制度的意见误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有的认为应该从经济生活,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找原因;有的认为与没有健全的法制有关;有的认为“指标现象”即下达反右派指标是扩大化的重要原因;有的认为策略的失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引蛇出洞”、“钓鱼”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还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分析,等等。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直接导致严重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引蛇出洞”和“钓鱼” 策略的错误运用。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重要文章,首次提出了“右派分子”和“反右派”的概念,决定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1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再次提出“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反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这说明,在5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可是没有公布,而是继续让他们放,甚至反复动员很多人去放。直到6月8日,中共中央才发出毛泽东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文件,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发出反右派的动员令。从毛泽东提出“右派分子”和“反右派”概念的5月15日,到公开发动反攻的6月8日,一共24天。就在这24天之中,全国不知多少人放出了“右派”言论,被划为“右派”。有的材料曾作过这样一个统计,说全国一多半著名的右派言论,都是这个时期放出来的。如果在决定反击以后,立即公开宣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再去放,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打成“右派”。

  二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很多人本来只是对某个领导、某个具体问题不满或提出一些意见,也把它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划为右派。有很多所谓右派言论,甚至完全是断章取义造出来的。如果当时不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而是实事求是,很多人就不会被打成右派。

  三是下达反右派的指标。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情况是不同的,要反击右派,本来应该从各个地方和各个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多少就反多少,没有就不要反,可是一规定指标,没有右派的地方和单位也硬要找出多少右派,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扩大化。现有的很多材料已经证明,有很多人成为“右派”,就是因为为了完成指标硬凑上去的。如果当时不下达指标,就不会把那么多的人打成右派。

  五、“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及评价

  对于“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总起来讲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在主观方面,一是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和遭受包围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三是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在客观方面,一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二是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三是小生产汪洋大海的影响。前两个原因,使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出来,发表出来也很难制止主要领导人的决策。

  这些分析都是有道理的,但没有看到毛泽东个人的心理作用。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看到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于是提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向全世界公布以后,就给毛泽东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总怕到时候完不成,于是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在“大跃进”运动中,他的这种心理压力和运动的速度互相推动,即越着急就越要求快,越要求快就越着急。薄一波在分析“大跃进”发动的原因时,就谈到这个方面,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过去研究历史不提倡研究人物的心理,其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对于“大跃进”运动,现在一般都是否定的,并把它作为毛泽东晚年犯的两大错误之一。但是,也有人极力肯定“大跃进”的成就,说“大跃进”期间建了多少工厂,修了多少水利工程等等。对于“大跃进”期间取得的成就,当然不能否定,例如胡绳就曾说:“大跃进”期间并非一无所获。但是,对于这些成就,我认为不能过分地夸大。不管当时建了多少工厂,修了多少水利工程,造成的破坏远比这些大得多。从国民经济来说,李先念曾说“大跃进”对国民经济的破坏高达1200亿元,这不是那些新建的工厂和水利工程能够弥补的。除了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外,我认为“大跃进”还造成三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是直接导致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导致了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过去说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一个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第二个是苏联撕毁合同和逼债。有的学者仔细查阅了这三年的天气情况,认为这三年小的灾害虽然也有,但并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刘少奇当时就曾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至于说苏联撕毁合同和逼债,那更是牵强,不可能造成这么严重困难的局面。所以,这两个方面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破坏。

  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最突出的问题是很多人都在挨饿,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对于这方面的确切数字,国内从来没有公布过。国外很多学者一般都说这个期间非正常死亡3000万,但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计算,这三年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为2200万(2158万)。八年抗战我国才牺牲3500万人,而三年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2200万,这是多么严重的后果。

  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很多地方没有焦炭,就上山砍树。原来很多山都是树木葱茏,可是经过这一场浩劫,都剃了光头,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现在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这么坏,与“大跃进”期间的严重破坏是分不开的,而且这种破坏是很难恢复甚至永远无法恢复的。

  第三个严重后果是对人文环境的严重破坏。在“大跃进”运动中,很多地方为了修水利,盖工厂,把大量的庙宇、石碑、牌坊等建筑、文物都拆掉了,把一些古墓都平掉了。这种破坏,也是永远无法恢复的。


  六、1959年庐山会议突然转向的原因

  四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提出了种种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国外最流行的观点,是所谓“争权夺利”,认为彭德怀和张闻天之所以写信和发言,是由于对自己的职务不满,因此向毛提出挑战;而毛早就想削弱彭的权力,让林彪代替他。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彭德怀、张闻天都不是热衷于职务和地位的人。这种观点仅仅看到表面现象,并没有说出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会议转向是由彭德怀造成的,如果彭德怀不写那封信,会议就会按原定计划结束,不会发生转向的问题。意思是完全由于彭德怀多事,转向的责任应该由他承担。还有人认为彭德怀说话太粗鲁,激怒了毛泽东,所以主要责任还在彭德怀。这些看法也是错误的。彭德怀作为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向党的主席写信谈谈自己的看法,完全是正常的,是无可指责的。从信的内容来看,也完全是善意的、留有余地的。这封信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不计个人安危、忧国忧民的崇高品德,敢于讲真话、光明磊落的高尚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它将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一篇重要文献,名垂千古。如果把会议转向的原因归咎于彭德怀,就等于把后来造成的严重后果归罪于他,就会掩盖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掩盖错误的真相,错误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使人们更加不敢讲真话。在彭德怀受尽折磨、含冤至死几十年以后,有的人还有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公平的。至于说彭德怀讲话粗鲁,激怒了毛泽东,从而造成会议的转向,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因为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一些粗鲁的话。彭德怀的粗话是在被批判之后因为不服气而随口说出的,虽然不对,但不能作为毛泽东决定批彭的根据,因而也就不能作为会议转向的原因。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些说法。如有的根据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认为毛泽东批彭的原因是彭在朝鲜没有保护好毛岸英,致使毛没了后代。毛泽东的话是这么说的: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的身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是没有后的。中国的习惯,男孩子才叫有后,女孩子不算。一个男孩子打死了,一个男孩子发了疯,没有后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是在批判彭德怀时说的,但并不能说这就是批彭的原因。事实上,毛岸英的牺牲与彭德怀并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对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的处理也是满意的。如果是这个原因,他早就把彭德怀撤掉了。

  还有的将庐山的悲剧归结为阴差阳错。如苏晓康等人写的《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一书,说毛泽东在7月12日晚上会见了分别多年的贺子珍,心情凄凉;深夜又接到江青从杭州打来的电话,说他第二天就要来庐山,使他一夜未睡,在13日早上才刚刚睡下,恰巧彭德怀这时来找他谈话,被挡在门外,彭这才回去写了那封信。江青上山后,又大闹一场,使毛泽东心情更加烦躁,等等。当然,彭德怀如果能找到毛泽东谈一谈,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情况。但毛泽东向来是晚睡晚起的,彭德怀找他不到,与贺子珍上山、江青打电话等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必同这些事扯在一起。

  以上这些看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者从个人关系上看问题,或者完全归结于偶然性。事实上,庐山会议的转向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认真研究一下庐山会议的有关材料,可以看出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的分歧,即如何评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何评价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以后是继续纠“左”,还是转向反右和继续“大跃进”?毛泽东和彭德怀等当时虽然都主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但由于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认识不同,最终导致了重大分歧的发生。

  现在一般认为,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纠“左”。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并没有明确提出要纠“左”,只是说要“压缩空气”,把过去那种过于膨胀的空气压一压,把那种过度的狂热冷却一点。他虽然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突出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但这些批评,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伟大成就的前提下提出的,认为“成绩是主要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不能触动的。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而是想通过“压缩空气”的办法,把那些过于突出的问题纠正一下,以保护“左”派,保护广大群众的那股“热情”,继续实行“大跃进”。正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所以他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到1959年1月,他就认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再也不能压了”,从根本上说是要“鼓气”。与此同时,他认为党内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满和批评,是观潮派、算账派的讥笑,地富反坏的破坏,或者和地富反坏很接近,是否定一切。在1959年2至3月举行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就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这说明,从这时开始,他已经准备对那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进行反击了。庐山会议的指导思想,同上述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他看到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要求比较彻底地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的意见以后,自然就接受不了,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向党进攻”,要加以反击。

  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相反,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是严重的,不仅要求对具体错误加以纠正,而且要求从指导思想上加以纠正,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及民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这就说明,当时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思想:一种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已经得到基本纠正,下一步应该鼓足干劲,继续“大跃进”;另外一种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是严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左”,并进而提出了与之相联系的指导思想、民主制度等更为重要的问题。这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分歧,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即使彭德怀不写那封信,张闻天不作那次发言,分歧也会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以其他形式、在其他问题上爆发出来。有的同志认为如果没有庐山会仪,就有可能继续纠“左”,“左”的错误就会比较顺利的纠正,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了。在当时那种思想状态下,要顺利纠“左”是不可能的,发生曲折是必然的,问题只是这种曲折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

除了政治上的重大分歧这个根本原因之外,个人崇拜的盛行,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以及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成见和隔阂,也是造成庐山悲剧的两个重要原因。政治上的分歧,加上个人之间的矛盾,民主生活的不正常,悲剧就很难避免了。

  七、中苏大论战发生的原因及评价

  这场大论战虽然已经过去将近40年,但因为牵涉到对外关系,所以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原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好多年前曾作过一个内部讲话,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分析和评价。这些年也发过一些文章,在有的书里边也作过论述,但总的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对于这场大论战,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曾作过总结,他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 戈尔巴乔夫说:“我的年龄比你小,那场争论我们不想对此做出评价,而是指望你来做出评价,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邓小平接着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i]

  从邓小平的这个总结可以看出,这场大论战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内容, 是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尊严。因为从1958年开始,苏联就提出中苏两国在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问题,表现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这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同意的,特别是为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奋斗了大半生的毛泽东不能同意的,由此造成了中苏两党的裂痕,加上意识形态的分歧,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蔑视,最后就发展到大论战的发生。

  但正如邓小平所说,中苏两党在大论战中都讲了很多空话,而且有很多话“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这就是说,当时双方既说了很多没有用的话,也说了很多错话。当时我们对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评论,对他们所谓修正主义的指责,有很多是根据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根据我们当时的僵化思想甚至“左”的思想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他们的改革措施,也是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实行的。这方面的指责,当然是错误的。

  这场大论战的后果是及其严重的,有的认为在国际上造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并导致一些党出现严重分裂和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影响;在国内则推动了“左”倾思想的迅速发展。从国内来看,它造成的后果确实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在这场大论战中实际上已经基本具备了。因此,国外反修和国内反修互相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既然中苏大论战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就不能不引出一个问题,这场大论战的开展有没有必要?我们有没有责任?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与之斗争是不是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当时我们能冷静对待,不采取那种激烈的方式,这场大论战是不是就开展不起来?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八、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决议本来已经作了结论。可是,这些年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事情都说成是坏的,有的人甚至把“文革”和纳粹联系起来;另外一种倾向则是有一种“文革情结”,继续为“文革”唱赞歌。例如有的人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彻底否定,有的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有很大的民主权利,这对很多干部搞特权是一种制约,现在腐败风之所以这么厉害,就是因为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腐败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网上这方面的言论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篇题为《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文章,其中说“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也就是用文斗完成了政权的大变革,这在中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并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因为它解决了它想要解决的问题,如:惟我独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受到清肃、制裁、被赶下台;官僚主义和有不正之风的当权派以及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批判;民主监督得到加强;人民的基本权利如四大等被写入宪法;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政治意识得到提高。由此来看,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次伟大而成功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还有一篇写于1993年、1996年又作过修改的《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的长篇论文,其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的和正确的,而不能认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同一作者写的另外一篇《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问题》的论文也说:“文化大革命”虽然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必要的”,应该“继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决不应当采取那种彻底否定的方针”。

  我认为,以上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首先,应该坚持历史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好的,更不能主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太严重了。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有秩序地进行,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再出现那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会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更大的破坏,甚至无法收拾。有的人认为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腐败的问题,那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腐败的滋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腐败局面。还应该看到,有的人肯定“文化大革命”,目的是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或“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道路上去,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犯的错误,他发动这场运动的本意还是好的,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和纳粹等联系起来。“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很快发动起来,也充分说明我们国家和党内确实存在着很多黑暗面,广大群众是不满的,应该从中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解决仍然存在的问题,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原为给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讲稿的一部分,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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