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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开放比改革更重要
作者:丁学良      时间:2009-02-05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1984年初夏,中国改革开放近六年,我到美国留学。那时,我选择的专业在国内大多数人看来怪怪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方向?这和我个人的阅历以及当时离开自己国家时的远景展望直接相关:从中国发展的前景、需要和大趋势考虑,需要从世界几轮现代化进程中,考察哪些经验与中国最相关?哪些对中国会有正面的影响?哪些则会有负面的影响?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西方留学的学人中间,我即使不是最早、肯定也是最早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把自己的求学方向定位到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上。

  评价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特别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给邓小平以足够的历史地位,尽管他做过的一些有争议的决定。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上考察。我一直认为,邓小平在他们那一代的领导人中是最明白的一位——他不是思想最自由化的一位人,但他却是战略思想最明白的一位。

  邓小平最明白的,就是中国要发展,必须改革开放。如今,“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个套话,听得耳朵都木了。但是若要给30年来中国为何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一个最简洁的答案,离开“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其他的提法都难以涵盖。

  我惟一不同意邓小平的提法,是这四个字的次序:我老讲应该是“开放改革”,而不是“改革开放。”此前,我曾对中国国内的媒体说,邓小平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而且是中国一百多年前以来、即自从有了西风东渐以来最大的改革家。在邓之前,有的改革家比他更开放,但是他们的政策延续不下去;有的地位比他更高,但没有实权,比如光绪皇帝;有的做事比他更激烈,但地位比他低,对全国没有全盘的影响。邓小平尽管没有前述人物的个别优势,但综合考察,他还是最大的改革家,因为这场改革被他推动下去了。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些变化会产生这样大的社会效果?就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找到了有效途径:首先中国要对外开放。没有开放,中国就不会产生有正面意义的改革。如果不把“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次序颠倒一下,则很难说明,为什么中国会取得这样广泛的成功。

  正因为有了开放,才有了改革。改革的动机,源自对现行政策、制度,体系等的不满意。要“改”,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意。但是,“改”的方向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改”得更激进,也可以“改”得更保守。所以,我更愿意用汉字“改良”一词来形容这30年的进程。因为“改良”的目标是朝“良”迈进,实际效果要越来越好,不应该像其他很多人的“改”,是瞎改,是胡闹,是拿国家和人民当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改良的关键,得有“良”的参照系。现行的政策、制度,体系凸现弊端,没有产生实际的好效果,“什么样的猫都抓不到老鼠”,所以要变换做法。但要换一种做法,首先得要有参照系。什么才是你的参照系?这是“改”的最基本的问题。选错了参照系,“改”只会、或极可能会越改越糟糕。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近三十年里有两次大的试验,都可称为“改革”,但因为参照系没有选好,出了基本问题。第一次是大跃进,那是毛泽东对苏联工业化道路的改革,他认为苏联的步子太慢,毛泽东对此没有耐心,希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大跃进也是改革,源于毛泽东对苏联的模式不满意,试图修改,但由于参照系选错了,以他青年时代深受影响的“大同世界”即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为蓝本,于是就有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社会经济后果惨重。之后,回应党内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对他基于空想的经济政策的批评,毛泽东进一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另一次更剧烈、更极端的“改革”。由于毛泽东对当时现状的全面不满,所以“改”得更为激进。当时的口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文革”发动初期最流行的口号是肃清“十七年的黑线”;十七年是指1949年到1966年,毛泽东认为此间中国绝大部分的领域,在名义上是革命的,但其实是反动的,所以要改。结果,中国被“文革”“改”到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考察中国那两次大“改”的失败,盖因选错了参照系,才引发出一系列的大问题,把中国引到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

  与之前两次的激进“改革”不同,这一次30年的“改”,是在“开放”的大前提下、放在“开放”的背景和环境中进行的。这是邓小平比其同辈领导人更明智之处。中国本次改革之所以基本成功,就是因为在过去30年间,门一直是开着的,虽然有时开得大,有时开得小,但基本上是开着的。如果关起门来,中国断然不会这样走,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可悲的后果。因为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你才能看到其他国家是怎样做的,哪些国家做得好,哪些国家做得不好;哪些方法更有效,哪些方法没有效;哪些制度是好的,哪些制度有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门还不敢开大,先从深圳等特区开始——不敢开大门,那就先打开窗户。但不管幅度多大,邓的政策始终是让中国保持对外开放。这是异常重要的步骤——中国不怕没有改革,就怕没有开放!只要有了开放,就一定会有改革:别的国家怎样发展经济、怎样推动教育、怎样做产业进步、怎样设计法律体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等等,必然会对中国的社会精英和政府决策层产生启发。因此,只要能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更先进的做法,那中国就不会停滞,更不会倒退,就会有人力图朝好的方向努力——这才叫改良,“改而良”。

  中国的改革开放绝非偶然,动力源自危机。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关起门来搞“改革”,尽管目标是想让中国富强,快速发展,实现工业化,但因为关门政策导致看不到先进的目标、先进的道路、先进的方法、先进的体制,自己瞎折腾,才使得国家一日不如一日。1978年的改革,是在1949年以后,路子越走越窄、代价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再也无法持续下去而采取的转向措施。

  我当年的一位美国教授讲,如果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话,也许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此言极其中肯。是“文革”让中国人把所有空想激进派能想到的东西全体验了一通,空头许诺全部撕破,在耗尽了一切希望、耗光了几乎所有的资源之后,中国才走向改革开放。从起步上看,这是回到常识的一个改革。比如承包制,并不是什么崭新的东西。中国两千多年来,就是这样种田的。中国农民知道怎么耕种,并不需要官员去干涉生产的细节。

  对当时中国大陆领导人刺激最大的,不是欧美。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很多有留学经历,对欧美的先进没有悬念。然而,当他们看到台湾和香港这些华人社会比大陆发展得好,便产生了真正的刺激。这或许是他们承受不了的对比,都是华人社会,经济发展、民生建设差异如此之大,更何况国民党还是被共产党打败后才困守台湾的“逃亡政权”。

  如果没有开放,这些信息不会进入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还可能整天幻想台湾和香港人民的水深火热。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与社会事务编辑高嵩据访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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