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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作者:戴煌      时间:2008-10-22   来源:炎黄春秋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胡耀邦

  一、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老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胡耀邦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甚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同志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核心要求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却出台了。按照“两个凡是”将会出现甚么情况呢?
  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照旧有效;
  建国后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当时的华国锋同志归结为“抓纲治国”四个大字!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说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乎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同志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邓小平同志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胡耀邦同志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在为如何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苦苦思索着。
  5月2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王震谈话时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阐述道,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话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
  小平同志的谈话,使耀邦找到了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
  一天下午,耀邦同志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从1957年开始的2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借口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甚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以写多长?”
  耀邦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人民日报》的同志后来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17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表。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艰难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耀邦仍认为发表文章的时机未到。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华国锋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个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上,使人们很失望。
  这时,耀邦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到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予以全文刊登。
  广大读者看出了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前面,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个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这些信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家子人可以盼到大天亮了……”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一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有的组织部干部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韧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二、为了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文革”后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和中监委“支左”,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在他的把持下,当时中组部对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持消极、抵触态度。这里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常常把来访的党员、老干部拒之于千里之外。许多老干部说它像一座“官衙门”。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要求落实政策,给份工作。不料郭玉峰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
  本来,舒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很多老战友和老部下,但经过十年动乱,音讯隔绝,他不知这些同志情况怎样,不便贸然拜访,只得摸到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暂住,等打听出有熟人可接待时即离开。郭玉峰闻报,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这些奉命办事的人对舒同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呆着。
  在外地,被“押解”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这些,郭玉峰充耳不闻。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苹、袁任远、张策、张志杰、杨士杰等一批老同志呢?都一样,也不给他们落实政策。粉碎了“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天天扫院子,连办公大楼都不准迈进一步。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了个人的尊严,纷纷奋起抗争,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他们此刻也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一刹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还有些大字报严厉斥责这位中组部领导,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老同志们强烈要求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其颐指气使的人,“赶快撕”。可是,他在前面叫人撕,老干部又在后面跟着贴。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把被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还有人把大字报送给了胡耀邦。
  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屋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下一步怎么办?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作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的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耀邦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同时在第二版,也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又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一批新的大字报,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了叶剑英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飙同志。
  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老一辈领导同志的积极干预下,1977年12月初,中央决定,郭玉峰调离中组部。经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的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才终于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三、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胡耀邦于1977年12月15日到中组部后,立即与全体同志见面。中央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不少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这个局有一位局长和六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此后,中组部的同志坚决贯彻落实耀邦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对推动平反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胡耀邦身体力行,中组部重新成为“党员之家”
  中组部的同志们认真贯彻耀邦在见面会上所提的要求,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的平反尽职尽责,而耀邦也身体力行,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此,“党员之家”的美名重新大振。
  1978年1月,胡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工作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6麻袋。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的联名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100人,其中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忿忿地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这批著名的老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205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
  工作组前后忙了十余日,写出的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它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不但迅速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消息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北京各高等学校。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成了“党员之家”,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郑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结果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胡耀邦就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他想亲自找郑仲兵谈话,后因有急事改请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这位局长对郑仲兵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与中组部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做出了平反结论,恢复了名誉。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到北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因两条“罪行”被开除党籍。一是1950年,他曾给上级党委写信反映其地主姐姐被人打伤的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入院治疗;二是,他将《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他被开除党籍后,1955年,发生了潘汉年冤案,他又因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而于同年5月10日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汉年纯属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在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判他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1965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江苏省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每月只给生活费37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哮喘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不久,71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到中组部上访。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并介绍他去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120元,其它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为他作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派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虽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晚了一大步,但在胡耀邦与他长谈之后,他就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73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也曾踏入耀邦家门坎,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深入调查,觉得浮夸风和对自然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党亡国亡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说,在全国,现在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
  他的这番议论很快传到了康生耳里,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各地纷纷为彭老总等人之外的“右倾分子”平反,中宣部的领导,要秦川谈谈如何通过“劳动锻炼”改变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但秦川直截了当而又十分简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没改,而且觉得这种失败已是铁的事实,因为饿死了许多老百姓就是严酷而有力的证明!”由于不认错,部里没有安排他的工作,要他自找门路。秦川找了当时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让他担任了工交政治部宣传部长。耳目遍布的康生得到了“小报告”,即刻驱车到谷牧家大吵大闹:“你怎么能用这种人!嗯!”
  谷牧只好让秦川去太原汾河西岸的山西化肥厂搞“四清”。搞了一年半,谷牧奉调去主管国家建设委员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接任工交政治部主任,才把秦川一并带回北京。“文革”风起,秦川遭到了更甚的打击迫害。“四人帮”垮了台,他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耀邦陈述冤情,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不久,经中央批准,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的上访者人来人往,就是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的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到耀邦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到卧室找到耀邦。尽管耀邦为修改文章,到凌晨两点才睡觉,他还是倾听了朱鸿翔的诉说。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原是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余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锺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洗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员,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又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六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三个月,周苏冤案就被彻底平反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终生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大爷,来到中组部大门内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时曾三已72岁。
  1924年就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曾三,1931年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信联络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共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国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曾三以“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信报务和秘书档案工作而视力很弱,而且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但他也同其它人一样,和老伴沈义一起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16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劳动,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俩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小间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给住。
  万不得已,老俩口只得上访中组部,给日夜操劳的耀邦同志留下一封信,恳请耀邦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东兴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俩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但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0.1,上下三层楼,有一回两次踩空,险些摔断骨头。他们要求调整到没有危险的一层楼,结果顺利实现了。
  类似曾三、沈义老俩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胡耀邦积思已久的考虑:许多几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由此耀邦想到:一定还有许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他们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批老同志。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赏。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同志却不大愿意敞开心扉,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好像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方面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肩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作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质量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1978年2月19日,发表了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重大反响。
  五、为“右派”平反的两次会议:烟台会议山重水复,民族饭店会议柳暗花明
  在为“文革”中遭迫害的干部落实政策的同时,耀邦也在考虑如何为“右派”平反的问题。早在1977年到中组部工作的前一个月,他在指导有关同志撰写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时,就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案件,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将功赎罪的机会。”这就为“右派”的平反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到中组部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案的平反工作了。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已先后有五批摘去“右派”帽子,尚有10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另一位干部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主要负责人认为,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上,杨士杰特地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派”运动已经加载史册。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他引用耀邦刚进中组部对他讲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还特别强调,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与会的许多人当时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意见分歧,相持不下。会议最后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中共中央作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但杨士杰和公安部长凌云等人对这个《报告》表示“保留意见”。回到北京后,许多同志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大家建议,由陈文炜以会议参与者身份写出一书面反映。陈文炜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会议主要牵头人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一再询问杨士杰:这是个人意见,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为慎重起见,陈文炜、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他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出来一道附上去,再请中央定夺。
  报告送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岔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帐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帽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也有的人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还有的主张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种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理直气壮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杨士杰的这一席话,最后得到了“五人小组”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他们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解决了,解决了!”
  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它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对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纠正的消息,纷纷见诸报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50万大关。后来,我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这场大解放,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以实事求是精神解决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大胜利。
  胡耀邦是位有名的“红小鬼”,他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功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支持下,为拨乱反正,为党的事业的中兴,作出了不朽的重大贡献。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第一线的一个重要成员,为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同其它同志一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千百万因为胡耀邦参与领导的“大抢救”而得到第二次“解放”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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