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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辉口述:近距离感受胡耀邦的人格魅力
作者:李文辉 口述  林泉 整理      时间:2008-11-05   来源:人民网
 

    建国初,我在甘肃任团省委书记时结识了胡耀邦同志,并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与耀邦同志有过多次交往。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境遇下,我亲身感受到耀邦同志多方面的人格魅力。在我的眼里,耀邦同志既是一位充满活力和正义感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一位亲切和蔼、富有人情味的兄长。如今,耀邦同志已离我们而去19年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

    劫后重逢,富强胡同话旧谈新

    我是山西省灵石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任晋绥解放区吕梁剧社社员、分队长,与彦克、李力、马烽、莫耶等文艺人物共同从事革命文艺宣传工作,后来又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历经8年抗战生活之后,在解放战争中又先后任汾阳晋剧团指导员、灵石五区和隰县城关区委书记、甘肃武都县委宣传部长等职。建国后,我先后两次在甘肃团省委工作,任秘书长、副书记、书记等职,上世纪80年代到省人大工作,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离休。

    我第一次见胡耀邦同志,是他初任团中央书记一年后的1953年。当时我任甘肃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在去北京参加的第三次团代会上听耀邦做报告,感觉他神采飞扬,充满朝气和活力。大会之余,也常看到耀邦与代表们站在院子里说笑,一点架子没有,关系特别融洽。

    后来,我离开团省委一段时间,1963年又回到甘肃团省委工作,任团省委书记。11月,团中央派5人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国庆,经耀邦书记亲自选定地方上由甘肃、云南两省的团省委书记参加,我有幸代表团中央去阿尔巴尼亚祝贺国庆。

    1964年6月召开第九次团代会,我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这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毛、刘、周、朱等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耀邦做了《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工作报告,他像10年前一样充满活力,讲话铿锵有力,富有号召力和感染力,而且显得更为成熟和有气度。他和代表们一起吃饭,还多次到代表们居住的房间探望。耀邦与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特别有力量,他脸上是真诚而爽朗的笑,让人感觉到特别温暖和亲切。

    两年后“文革”开始,我受到批斗,罪名是“三胡的黑干将”。当时耀邦也被打倒,剃了“阴阳头”,但他骨头很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拒不交待有什么“罪”,所以受到残酷的折磨。

    1976年,我被“解放”,担任了靖远矿区铁路指挥的领导职务,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派我去北京汇报工作并申请投资。工作结束后,我想起了已经12年没再见面的共青团老领导耀邦同志,决定千方百计要找到他,见上一面,看他经过“文革”的磨难是否还好。

    经打听得知,耀邦这时已被邓小平点名“解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党委工作。听说耀邦还住在团中央家属院,地址是富强胡同5号,我就绕来绕去找到了那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四合院很窄,前院住的是耀邦家,后院住的是胡克实家。

    敲门后,是耀邦的大孩子德平来开的门。我脚刚迈进门,耀邦就出来迎接了。他穿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灰色布裤,还是当年那样爽朗和热情,只是额头和眼角已有了许多皱纹,也有了白发,显得憔悴了许多。想到他和自己一样刚刚经过“文革”劫难,我立刻一阵心酸……耀邦紧紧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笑着说:“老共青团员大难不死,又相见了。” 

    耀邦让我在狭窄的小客厅里坐下后,就拉抽屉、翻柜子,满屋子找东西。我问他:“您找什么?”耀邦指了指随我一同来的亲戚小女孩说:“我们喝茶,给娃娃找点吃的。”后来他终于从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小罐,高兴地从里面倒出几颗桂圆,对小女孩说:“小娃娃,吃这个,这个比牛奶糖好吃!”

    耀邦这时才坐下来,关切地问我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现在出来工作没有,还有身体、家庭情况等等,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问这问那,关心备至。他还问了他所认识的甘肃省内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还有甘肃的经济形势。他听着,沉思着,很少插话,能感觉出他对国家形势深感担忧的沉重心情。听我说完,耀邦说:“党的干部要在有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对当时北京的各种传言,如“四人帮”、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的身后事及科学院的事,耀邦只字不提。他没有一点怨恨和不平,更没有激愤的言辞,是那样坦然、平和,甚至没有谈到他受到过怎样的磨难。我想,只有胸怀宽广、品格高尚的人才会这样心静如水,我心里越发对耀邦多了几分崇敬。

    告别的时候,耀邦一直把我送到小院的大门口,拉着手好久不放,让我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时一定再来家里坐坐。回来的路上,我想,耀邦率真、和气、一腔热情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

    身居高位,与“老共青团员”喜相聚

    这次拜访过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7年3月,耀邦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他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1980年,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是党内最高职务。

    这一时期,中央高层变动很大,耀邦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正在迅速上升。在国家变革、拨乱反正中,他充当了中坚,非常忙碌。他先是在中央党校发起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在中组部顶着压力挑战禁区,亲自接待上访者,平反冤假错案,解救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紧接着又在中宣部大搞“解放思想”运动。担任政治局高层职务后,他又领导全党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只在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见过他一次,当时是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老同志的申诉材料给耀邦。耀邦还住在富强胡同,屋子里到处堆着各地送来的上诉信函,客厅里坐着好多上访老干部。我见耀邦那么忙,见面后与他简单寒暄几句,转交了材料,就告辞了。

    又过了3年,1981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耀邦已是党中央主席了。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当年一同在党校学习的几位老团省委书记很想看望一下耀邦,但知道他特别忙,不便打扰,就联名写了封问候信,托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转交。没想到第二天,耀邦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出去,马上有车来接,耀邦同志要接见我们。

    我记得那天是7月26日,北京天气很热,一辆小面包车接我们来到中南海。

    大家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落座,耀邦就推门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和大家一一握手,还是那样有力地摇着,好久才松手,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在共青团工作的岁月。

    坐定后互相问候寒暄了一阵,耀邦指着湖南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最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扭转不快,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大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嘛’。我去年去了一次,说,‘你把人家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接着,耀邦又谈到解决河北问题,说他专门去讲了一个话,搞了民意测验,走群众路线,决定了主要负责同志的去留。

    大家后来问到全国的形势,耀邦高兴地说:农业不错,工业不太理想,宁夏生产尤其不好,减产20%,他准备明年要去那里。他说,抓经济的事发了紧急电报,要求各省委书记亲自动手写三千字的报告,谈明年计划的安排,并要求抓好今年最后4个月。接着耀邦掰着指头说各省发展的升降幅度,说得很快,数字、百分比记得清清楚楚,令大家十分惊讶。耀邦还郑重地说:“生产搞不上去,我们站不住脚。”又说,“我在六中全会上就讲两件事,一是要搞好经济生产建设,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几次,人民群众就会满意。”

    耀邦那天谈话兴致很高,最后谈到农业土地承包问题,他神情有点严肃地说:“阻力很大,进度不快,很多地方包不下去,主要是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又说,“我们要求每个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抓,胆子放大,出了问题是中央的,你们只要包下去,很快就会看到成效的。”

    听到这里,我问耀邦同志:“我回去后可否向省委汇报这个意见?”耀邦马上说:“可以呀!你就这样对宋平同志讲,你当通讯员。”

    不知不觉间,3个小时过去,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耀邦看了一下表说:“一早上就接你们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3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于是大家跟耀邦来到一个简陋的小餐厅。坐定后,耀邦同志在服务员递过来的单子上用笔划了一个勾,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来一个盘子,里面是4盘菜1盆汤。耀邦笑着对大家说:“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来,大家动筷子。”菜是两荤两素,一盘红烧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虾米炒萝卜,还有一盘素炒油菜,汤是西红杮鸡蛋汤。菜可能是大锅菜,比较绵,但很好吃。5个人吃这么几个菜,勉强够。耀邦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说笑,像同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一点儿也看不出他身居高位。吃完饭,服务员收我们每人半斤粮票,钱由耀邦付。中央机关后勤管理的严谨和廉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饭,耀邦让我们到中南海四处转一转。我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乐得耀邦如此体恤,就在中南海走了走,参观了毛泽东办公和住过的丰泽园,还有光绪皇帝被软禁过的阁楼等。之后,我们就去与耀邦告别,耀邦正在与人谈话,急忙从会客室出来送我们。在同我握手时,他说:“甘肃,我还是西征时去的,以后一定要再去的。”

    回到甘肃,我把耀邦接见我们时的谈话向宋平书记和省委做了汇报,甘肃按照耀邦同志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意见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突破,走在全国前头。

    台上台下,活在人心便是永生

    1982年9月,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他几次视察西北,也特意重点走访了甘肃,来到许多贫困山区,坐在田头和农民们亲切交谈,了解土地承包后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是1983年7月,他西去甘肃、青海基层走访视察长达20天,行程近万里。当时我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已经68岁的耀邦在甘肃期间不辞辛苦,早出晚归,视察了整整7天,先后访问了陇南、陇东、陇中许多县、乡和田野山村,所到之处,他非常动感情地拉着穷苦农民的泥手嘘寒问暖,了解情况。经过在基层的走访调查和听取农民的意见,最后他向甘肃省委明确提出甘肃治穷致富的战略思路应该是: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他还提出了种草种树的10条具体办法和措施,要求甘肃“反弹琵琶”(受敦煌壁画的启发),“动员群众大造声势,地动山摇地去搞”。他郑重地为甘肃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

    其实,早在1956年3月,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就主持发起过陕、甘、晋、豫和内蒙5省(区)青年造林运动,后来扩展到全国,展开了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任总书记之后,他在甘肃再次倡导植树种草,引导农民治穷致富,使甘肃大地迅速掀起一场绿化运动,并坚持了20多年,取得很大成果。甘肃人民感激耀邦,在兰州北山徐家山专为他立了一座碑,上面刻有他当年的亲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1988年秋,我去北京开会,这时耀邦同志已辞去总书记职务一年多了。我很想念他,不知道他心情可好,身体怎么样,于是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当年的“老共青团员”任景德一同去看耀邦。

    耀邦任总书记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的会计司胡同,辞了总书记后仍住在那里。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却整洁有致,有很多绿色的花草植物。

    耀邦同志一听有客人来访,很快从书房里出来迎接:“噢,是李文辉你。”他快人快语地说,显得很高兴。我发现,他明显地瘦了,头上已有了不少白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台上台下一个样,耀邦任何时候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亲切热情,老朋友似地问长问短。

    耀邦发现我手里的小纸箱,问:“这是干啥?”我急忙说:“百合,兰州的百合,刚上市的,给你补补身体……”耀邦感叹着说:“好远的路,不容易带啊!”随后把我们让进客厅坐下。

    面对我们的问候,耀邦同志轻松开朗地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地拍打了两下膝盖说,“估计还是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可能也有一点。”我说:“还有‘文革’中挨斗受的腰伤呢!现在怎么样?”耀邦无所谓地说:“也没大问题,每天在按摩,不要紧。”他告诉我们,自己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准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要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说完这句话,耀邦朝我们亲切地微笑着。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发现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活跃健谈、思维敏捷的耀邦,说话不多,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见面就问这问那,更多时候是静静地听对方说,还时常不自觉地露出凝眉思索的表情。他对个人际遇还是缄口不谈,见他这样,我心里有点难过,知道他不能继续工作,心里不快乐。对于一个生性活泼外向、精力才华过人、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不能工作,成天赋闲在家,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啊!心中的煎熬和忧郁,从他的一颦一笑中淡淡地透露出来,让我看着心中十分伤感。

    听我们谈起当时的抢购风潮和物价飞涨,还有银行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以及对经济形势的担忧等,耀邦时常陷入沉默。停了一会儿,耀邦弹了弹手上的烟灰,平静地说:“形势会好的,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是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只要这一条不变,经济会走出低谷的,其他方面……”他笑了笑说,“很多文件不给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们一样,很多情况是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的。”

    听耀邦说身体没什么大的毛病,我就建议他每天多在院子里活动活动,注意健身和保养。耀邦说:“闲下来也好,可以静下心来多读点书。马列全集‘文革’时就在读,后来挑起担子就撂下了,现在又可以读了……重新读,又有了新的体会。”耀邦告诉我们自己还读点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什么的,还有《周恩来传》,有时练练书法,写写诗,感觉对静思养心很有好处。

    告别的时候,耀邦要我等一下,急忙跑到别的屋子里拿来两筒茶叶,硬塞给我:“你一定要拿着,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这样就好……”

    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今天怎么没和耀邦合个影,觉得有点遗憾。同行的任景德说:“是啊……下回吧,等他从湖南疗养回来以后,你再来北京时。”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与耀邦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合影的愿望也成了永远的遗憾。因为耀邦从湖南回到北京后一个月,就于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了。我从电视新闻里得知这个噩耗,难过得几天都吃不下饭,人像病了一场。如今想起最后一次在耀邦家听他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那句话,恍然觉得那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谶语。

    耀邦去世后,我曾两次到北京去看望过李昭同志。每每谈起耀邦,李昭缱绻之情难已。她曾对我说:“你知道的,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但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且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人,一个极其真实、善良、无私而心地透亮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更是我敬爱的老师!”

    耀邦同志是个真正活在人们心里的大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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