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节：温家宝随行胡耀邦考察贵州3省

　　1986年2月4日至20日，胡耀邦利用春节假期，考察贵州、云南、广西，在贵州深山同布依族村民共度春节。根据中央的决定，同时还率领由中央机关各级干部30人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分3路到贵州毕节、云南文山、广西河池这3个贫困山区考察访问，了解贫困山区脱贫情况。

　　据温家宝2010年4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回忆：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温家宝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胡耀邦让温家宝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

　　2月4日上午，胡耀邦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贵州安顺视察。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

　　随行的温家宝后来回忆说，根据中央的决定，胡耀邦总书记这次亲自率领3个考察访问组，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分别到云南、贵州和广西革命老区、偏远山区的贫困地区进行考察访问，深入调査研究，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脱贫致富大计,并和当地群众一起过春节，登门慰问烈属军属、孤寡老人、困难户和农村教师，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深切关怀带给广大群众。胡耀邦秘书转告耀邦同志的意见说，这次活动要突出“中央机关干部下基层”和“到贫困地区考察”这两点。

　　考察访问组事先通知随行人员：认真执行民族政策，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准吃请受礼，不准游山玩水，不准购买当地土特产品。要带足粮票，钱票，一路按规定交纳伙食费。还要随身带手电筒一个，准备在农村走夜路。

　　飞机原计划直飞貴州安顺，因安顺大雾微雨，推迟了起飞时间。飞机起飞后在空中接到地面报告，说安顺大雾散而复聚，不能降落。胡耀邦临时决定,改在贵阳降落，乘坐“面包车”奔行安顺，“面包车”在雨雾中行驶4个来小时，暮色降临时到达安顺。

　　胡锦涛陪同胡耀邦在贵州山区考察

　　2月4日至9日，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等同志的陪同下，耀邦同志乘坐旅行车，翻山越岭，视察贵州各地县。对于贵州省委提出的把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作为贵州经济工作的奋斗目标表示赞许，指出：这两年贵州经济发展加快了，工作是做得好的。由于经济发展加快些，上下信心在继续增强。信心增强是件大事，不是小事，这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干部信心增强了，一部分山区群众信心也加强了，这很不简单。因为老百姓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过去祖祖辈辈都没有看到这种希望。但是，就发展水平看，贵州在全国各省市区中还是靠后的，这是事实。几年内要改变这种靠后的序列，不容易，因为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基础不同，地理条件不同。所以，急躁情绪不可有，翻番的信心不可无。这一点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

　　2月4日上午，胡耀邦从北京乘飞机降落贵阳，又从贵阳乘车冒雨赶到安顺。晚饭后，胡锦涛和省长王朝文向胡耀邦汇报工作，直到深夜。历史上貴州是“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贫困省，全省10%是丘陵，仅有3%是河谷平坝，面积在一万亩以上的平坝，全省只有19个，其余87%是高原山地。胡锦涛汇报说：贵州历史上有“地无三尺平”之说，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大，但全省平原耕地少却是事实。解放后经济以每年平均增长6.6%的速度发展，现在全省还有30%左右的贫困地区。许多县今年在发动群众讨论怎样“脱贫、增收、致富”。全省工作既要振奋精神，不能“夜郎自大”，同时要克服畏难情绪，不能“夜郎自小”。

　　1986年春节前后，贵州省、地、县三级大批干部超额报名要求到基层去，到贫困县的区乡去工作，耀邦同志知道后感到非常欣慰，这关系到领导干部转变作风以及知识分子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问题。他说：要引导知识分子不要脱离政治，不要脱离群众。青年干部到基层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不单单是从工作出发，是要从他们的成长出发的。不解决好这个大问题，我们的第三梯队就选不出来。

　　当然，他最关心的仍然是贵州的发展问题，当地群众的民生问题。贵州因其历史和地理的特殊性，这里基本上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景象，而且，当地人常被称作穷得一无所有的“干人”。耀邦对此非常关心，认为一定要治穷致富。在考察的路上，他反复强调：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贵州要继续研究自己的优势，做好因地制宜这篇大文章。

　　当胡锦涛汇报到去年组织6万干部下去，发动群众搞增百致富大讨论，搞得好的有10个县时，耀邦同志说：增百致富大讨论要连续搞几年。开展增百致富大讨论，第一个收获是把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路线端正了，把社会风气搞好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起来了，这是长期起作用的东西。至于增了一百还是没增一百，这是第二位的。

　　耀邦同志说，做好这件事，走群众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都来了。这比上面下命令，规定指标好得多。赞成你们继续开展增收致富大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是群众性的诸葛亮会议。要连续搞几年，把基层干部的作风端正到因地制宜、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上来。

　　胡锦涛在汇报贵州火电建设时，耀邦同志说，经济建设要搞多种模式。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全世界只有那么几个，南方同北方不同，各地区情况不同，一个县内也有好几种类型，经济建设不能搞一个模式，一刀切，而要搞几十、几百个模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作具体分析。因地制宜这篇大文章，我们现在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做好。

　　在贵州各地，耀邦同志充分肯定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几年来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提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引导大家正确认识贫困地区问题，明确治穷致富的指导思想。耀邦同志多次谈到：贵州三个时期我都来过。30年代来过，50年代来过，80年代来了三次。由于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比较，对贵州贫困地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感到特别欣慰。他说：党中央是十分关怀贫困地区人民的。全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今后还有不平衡。分析贫困地区问题，要同历史联系起来，要看到它的发展变化，要增强干部群众改变贫困面貌的信心。要看到，这些地区祖祖辈辈都穷，留下许多精神上的消极因素，这是他们经济翻身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思想负担，要从历史上加以理解，要找到一种生动活泼的方法，逐渐消除这种包袱，比如依赖思想、迷信观念等。要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变革他们的精神状态。这要依靠榜样的力量，善于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

　　除夕，在贵州大山中给布依族群众拜年

　　除夕之际，在胡锦涛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县马岭镇乌拉布依族村，耀邦同志访问了两户贫困户，细细察看他们的被褥，柜里的藏粮，灶房挂的过年肉，问寒问暖。中午便在一家布依族农家和其家人一道吃年饭，打糍粑，吃长寿菜。在乌拉村头寨口和一些布依族老农、妇女、青年说话接触时，耀邦同志发现村口簇拥着许多穿民族盛装的群众，他问身边一位农妇，你们今天为什么穿着这么漂亮，都在这儿？那位农妇爽快地答道，昨天乡里通知我们来，说是要拍电视、照相的呀！耀邦同志听了不禁笑了起来。他点头说：她是说了真话，是事先安排的。在旁的当地干部听了也会心地笑了，连忙向群众介绍：总书记来给大家拜年了。周围群众随即围拢过来，耀邦同志便让工作人员把带来的小文具等小礼物分送给在场的老乡，高兴地说：是呀，乡里通知你们来照相，我们就照个相吧！顿时，记者照相机的快门响声和人们的欢笑声连成一片。

　　温家宝回忆道：耀邦同志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据随行的新华社总编冯健的日记记录：中午，胡耀邦应邀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里吃年饭。黄维刚穿着浆洗过的青色对襟褂子，同他老伴一起喜气洋洋地忙来忙去。按照布依族接待长者和贵客的习俗，先向胡耀邦敬献用芭蕉芋粉丝炖的鸡头，然后请胡耀邦吃“长寿菜”。这种菜是用鲜嫩的青口白菜心做的，菜丝越长越喜庆。黄家的么妹子用筷子给胡爷爷挑了一根最长最长的长寿菜，胡耀邦笑着一口气吃下了。他接着也给么妹子挑了一根，慈祥地说：“快快成长！”这顿有鸡有鱼有寿菜的年饭，是祝福客人主人“吉（鸡）庆有余（鱼）”“福禄长寿”。

　　黄维刚一家和乌拉村布依族的村民们，把胡耀邦送上开往108公里之外的广西天生桥水电站工地的“面包车”。胡耀邦要赶在日落群山之前，看望建设天生桥水电站的建设者们。

　　春节，胡耀邦发高烧39度

　　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温家宝在《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回忆：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温家宝带着中办的几位同志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当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他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远处有几处灯光，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进村后，他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当知道他们来意后，热情地招呼他们。

　　温家宝回忆：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还看望了几位老师的家。

　　中午时分，耀邦同志来到兴义乌拉布依族山村，到村民家中拜年，吃年饭。

　　据温家宝回忆：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

　　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冯健的日记记录，大年初一早饭后，胡耀邦秘书李汉平说，耀邦同志感冒了，早晨体温升到了39度，早饭也没有吃。

　　耀邦同志从除夕8日下午起就已经感到身体不适。7日晚宿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时，天气潮湿阴冷，招待所里没有暖气。他的房间里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加温，室内温度也才只有摄氏12度多一点。下午，经过108公里山路的颠簸，傍晚到达水电站工地时，他和水电站建设者们握手、拜年、慰问，谁也没有看得出他正在发着烧。离开工地，汽车盘山而下，夜宿南盘江右岸的武警部队水电建设第一总队招待所。8日夜半，他的体温就升到了38.7度。

　　冯健回忆，在招待所陪同的贵州和广西的同志提议，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应该加几个菜。耀邦同志同意给大家加几个菜，吃饺子，高高兴兴地过春节。但他说，春节一过，就要执行中办、国办的规定：四菜一汤。

　　2月10日大年初二，天生桥水电站地处深山，重峦叠嶂，远离贵阳、昆明、南宁等大城市，附近没有医院。耀邦同志感冒高烧，随行的陆文鑫大夫很是焦虑。经过打针、服药，从春节夜里开始退烧了。初二上午11点，耀邦同志执意不听李汉平、陆文鑫的一再劝阻，抱病离开武警招待所，乘车直驶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崎岖山路的颠簸，在右江河谷行车近7小时,于10日傍晚到达百色。

　　2023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