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经济特区

盛平

　　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决策，这是广东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创办经济特区，新华社在后来的对外报道中，称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叶帅、耀邦同志和仲勋同志是这项创举的开创者。

　　叶帅提议广东沿海建设一条“经济富线”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后，叶帅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最重要一点就是，中国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最关键的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他一再强调，党的工作重心要赶快转移，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否则就要乱。他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并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叶帅高兴地说：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它的功绩在于一致同意了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很好利用这种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形势，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搞上去。”（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叶帅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坚决和坚定，是与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对家乡广东情况的了解和关切直接有关的。他的家乡梅县很穷，土地稀少也没有其它资源，于是近代以来很多人被迫跑到海外谋生，成为华侨，梅县成为一个侨乡。文革后期，广东省公安厅给中央多次打报告，说广东沿海一带往香港跑的人，简直如过江之鲫。开始是与港澳毗邻的一些县乡，后来连广州的人都往外跑，甚至连外省市的人也通过广东往港澳跑，形成了一个“逃港潮”。广东省公安厅调动警力，采取各种方法手段进行围堵，结果是人都累死了，还是管不胜管，防不胜防。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情，而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8万人，其中比较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群众性大外逃，当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万人次，逃出3.97万人。第二次发生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由于十年动乱，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与香港居民相差悬殊，因此，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叶向真至今还记得，每当叶帅看到这些情况报告，心情都很沉重，经常独对四墙，沉默不语，一位身经百战之元戎，甚至为此落下眼泪。叶帅说：大量的人往港澳跑，出现这样的“逃港潮”，是被生活逼出来的。在这种情形下，老百姓的吃饭和生存都成为问题，他们只能另寻出路，纷纷“出逃”。其实这是一种逃难，也是一种对社会现状和国家政策不满的反抗形式。邓小平也曾指出，逃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边界人民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面对纷繁复杂、百废待兴的局面。叶帅考虑一定要从改善人民生活入手去解决“逃港”问题，要派一位德高望重、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州，主持广东的工作，他立刻想到了习仲勋，这位党内久经考验，受到“左”的路线迫害长达16年之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获新生的老同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京约请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谈话，宣布中央的决定，并对他们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是叶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的。”胡耀邦宣布派习仲勋主政广东后，叶帅与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基于对广州“逃港潮”的深思，对尽快搞好生产的迫切考虑，叶帅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广东沿海建设一条“经济富线”。他说，要在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建立一条“线”，与香港隔一个海，面对面，让这些地区尽快发展起来、富裕起来，让这些地区的老百姓能够感觉到在这里生活得好。这是一条富裕的线。

　　这条富线怎么搞？人民的生活怎么能切实的改善过来？这些问题摆在了叶帅、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习仲勋等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面前。

　　习仲勋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得到叶帅积极支持

　　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6月即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和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问题，提出了有关落实意见。

　　1978年7月，习仲勋曾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这边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习仲勋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0月23日，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发展对外贸易，巩固祖国南大门。

　　11月10日至12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仲勋在中南组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习仲勋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家都想改革，怎么改？从哪下手？当时都没有方向和头绪。所以香港、海内外的一批朋友、民主党派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你们敢不敢向其他国家学习，搞个特区，当时叫对外加工或商品进出口地区，进行对外加工贸易”，从这得到的启示，才恍然大悟，建特区的想法才进到了广东省委来讨论和研究的议程中间去，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完善，才有了经济特区的一个构想。

　　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扩大会议决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1月23日，广东省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与此同时，广东省委还同意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深圳蛇口投资建立加工工业区。

　　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吴南生带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传达宣讲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2月21日晚，吴南生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提出：汕头地区对外贸易、来料加工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这个地区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五年内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实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习仲勋表示：要搞，全省都搞。并要求起草一份文件，4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他带去汇报。

　　1979年春天，习仲勋和吴南生一起向正在广州休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作了汇报，其中特别详细地汇报了在深圳办特区的打算。叶剑英听后十分高兴，明确表态，支持广东省委办特区，并且说，办特区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个省的范围，一定要办好。“这样非常好啦，既然是面向南，就要刮南风，就要引进南风吗，赶紧向中央报”。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是中南组召集人之一。5日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讲话。讲话论述了经济调整的必要性，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8日下午，习仲勋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参加会议并有插话。习仲勋说：“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还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很正确的，很受拥护的。这次先念同志的讲话，没有这样明确指出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没有讲这个‘严重缺点’，而是一般地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强调要集中统一。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习仲勋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看来，在计划、财政、外贸、外汇、物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方面，都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见《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9年4月8日，见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文件之一）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些话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49页）中央最高领导层直接听到了习仲勋的意见。

　　其他人发言时，习仲勋还插话说：“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

　　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华国锋、邓小平等听取汇报。习仲勋汇报时提出，“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习仲勋又讲：“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49页）他提出，在深圳市、珠海市和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作为侨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仿效国际惯例，单独管理，以国际市场需要安排生产，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华国锋说:“要放给权，明确提出来。”“小平提的问题今后谷牧到广东研究一下如何解决。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区，深圳沙子，现华润（有限公司）包了，不让搞。要搞起来。仲勋同志说，广东要是一个国家，早搞上去了。……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省委常委会议记录(节选)》，1979年5月3日，《经济特区的由来》，第192页）

　　关于这次会议，邓力群在他的《十二个春秋》一书中写道：

　　一天晚上，华国锋召开各组组长联席会。由于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这时他不得不接受调整的意见。调整方针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的支持。由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意见一致，华勉强召开各组组长联席会来统一思想。联席会开始后，习仲勋发言，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其他人随后也讲了一些。……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算把以调整为核心的新八字方针勉强通过了。当然，华国锋当时也不能不同意。但是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这一重大决策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距这个会26年之后，邓力群出版了他的大作《十二个春秋》，对习仲勋石破天惊之说，邓力群用“不着边际”来形容，确实表现出他对改革的“不着边际”，却也和他后来与另一位领导在中央书记处反对创办经济特区，组织文章批评经济特区是租界是前后一致了。

　　4月29日，叶帅从武汉乘专机抵达广州。6月1日，叶剑英在广州接见了正在广州参加广东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并同省、地委书记进行了座谈。叶帅详细了解了广东省情，并对广东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特别强调要认真搞好经济体制的改革。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他说，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经验。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行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叶剑英说，中央对广东抱有很大希望，希望广东的同志们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一年一年都有新成绩。

　　5月26日，习仲勋在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作重要讲话。他说：中央批准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派谷牧同志来粤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广东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喜一惧。喜的是我们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加速‘四化’建设的步伐，在体制改革上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够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5月26日。）后来回忆起这件事，他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缅怀习仲勋同志》，《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在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发言时，习仲勋进一步强调说：“偷渡外逃这个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个问题是长期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要从发展经济、搞好边防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总结》，1979年6月10日。）

　　胡耀邦加了“对外经济活动”的限制词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广东，对办特区的有关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之后，广东省委于6月6日向中央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1979年6月23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讨论会上讲话时说：“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自主权大一些。同志们提出，中央也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搞成特区可能发展快一些。”

　　党中央、国务院对广东省的报告十分重视，经过研究讨论，决定予以批转，确定对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7月17日，姚依林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的印刷清样批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耀邦同志批示。耀邦同志阅后在文件标题和文中多处加上“对外经济活动”，将文中一小标题“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特殊”改为“新”，并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

　　口头上讲“特殊政策”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写在中央文件上，恐引起党内外误会，经与谷牧、依林同志商量，前面加了一个“对外经济活动”的限制词。

　　这个文件是否也可发其他省市委一份？这对他们也可起思想上的鼓舞和启发作用。请考虑。（谷牧同志要求快发）（转引自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华国锋很快圈阅并批示：同意发各省一份。

　　7月20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作为中发[1979]50号文发出。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有：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中央批准的广东省委报告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报告明确规定，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79年7月15日，见《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19、27页）

　　胡耀邦视察广东鼓励广东大胆进行经济改革

　　这期间，全国性的经济调整仍在继续，总的基调是收缩。它不可避免地对广东、福建两个沿海开放省份产生负面影响。当时有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种是：全国一盘棋，广东、福建两省要服从大局，该退的要退，基建规模要减少；另一种意见是，中央宣布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工作要区别对待，尤其是正在艰难起步的经济特区不能退。

　　1980年1月，胡耀邦第一次到深圳和珠海视察，据耀邦同志的女儿满妹回忆：

　　元旦过后，父亲就来到了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和珠海，面对着境外的繁荣景象思绪万千。难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规律可循？难道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就不能借鉴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增值的某些方法？……他跟广东省委的领导商量：我们能不能在沿海搞个橱窗，允许老百姓跟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无的民间交换发展经济？这正是当时当地部分有着宽阔眼界的领导同志已经开始思考的问题，不约而同的想法，把大家的意见融合到一起。父亲热情地鼓励他们，大胆地、创造性地进行经济改革。

　　他俩又谈到，广东沿海地区的老百姓不少人家都有亲戚在海外，如果能吸引一部分有钱人回来投资，做贸易也好，办工厂也好，那可以利用的资金就是现有资金的好几倍，甚至好几十倍！广东可以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在经济建设中先走一步。这样，不但会大大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而且也能尽快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他俩越谈越兴奋，开发广东的政策也越谈越具体。

　　习仲勋后来激动地对耀邦同志说：“你走以后，我们就干起来了。现在，经济发展很快。”（以上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中央指示的贯彻情况，进一步研究特区建设问题。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将“出口特区”这个名称，改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并写入这次会议形成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纪要》。

　　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41号文件批转了这一纪要。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纪要》认为：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例如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等。中央认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文件同时指出：

　　试办经济特区，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我们又缺乏经验，因此，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1980年5月16日），《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

　　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对文件的精神是支持的。

　　叶帅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当然，举办经济特区，还需要一个法律性文件，一个由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法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从1979年8月开始。经过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工作，《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除将初稿送交广东省委审定外，起草者还与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听取意见。与会人士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条例》起草者深受启发。于是，又着手重新修改《条例》。在这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对《条例》的起草工作十分关注，中央几位领导人就特区的发展方向、经营方针、管理体制和经济立法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之后，广东省特区筹备组根据谷牧副总理和国务院工作组的意见，再次对《条例》作认真修改。就这样，边征求意见边修改，前后草拟了13稿，并于1980年4月14日提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举办经济特区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不久，与外商打交道，实行一套对外商投资减税让利的政策，难免会遭到非议。广东省经过与国家外资委等部门研究，认为办特区是件大事，特区条例的立法程序要尽可能完善些，《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如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则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对开展工作更加有利。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将这一想法向正在广东视察工作的叶剑英委员长汇报，请求全国人大安排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进行立法。叶剑英委员长将广东省的意见通知全国人大办公厅。不久，全国人大办公厅回复，认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一项广东省的地方法规，由全国人大来讨论通过一项地方法规似无先例。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广东省领导再次向叶剑英委员长陈述《条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必要性，认为经济特区是中国的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特区史无前例，如果《条例》没有经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经济特区。再次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安排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终获同意。

　　1980年8月，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召开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于当天公布实施，宣告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市分别划出一定的区域，成立经济特区，至此，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终于完成了立法程序。

　　胡耀邦帮助解决经济特区新问题

　　特区在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耀邦同志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1980年上半年，蛇口实施的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被上级有关部门制止以致工期延误。一份《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送到了胡耀邦的案头。7月30日，胡耀邦亲笔批示：

　　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同志是坚决反对这种硬性规定的。我也赞成他的意见。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8月1日，蛇口工业区获准可以超产奖励，交通部四航局工程处宣布：恢复定额超产奖。

　　不久，蛇口修公路又遭遇上级有关部门阻挠，袁庚请新华社记者写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胡耀邦看到内参后，批示：

　　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

　　在耀邦同志的过问下，很快问题得到了解决。

　　耀邦同志十分关心广东贯彻1979年50号文件和试办经济特区的情况，9月下旬，中央通知习仲勋等到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9月24日25日，耀邦同志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书记处第52次会议。习仲勋等向中央书记处作了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外汇管理、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位书记处书记在习仲勋等向中央提出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大办出口特区、加速广东经济发展时，竟然大泼冷水。这位书记说，广东这样搞，那就应该在省界上拉起7千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相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但以耀邦同志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热情地支持习仲勋等在广东所进行的特区建设。当谷牧提到中央有关部门没有认真贯彻落实1979年50号、1980年41号文件精神，支持广东及特区对不合理的发号施令完全可以顶时，胡耀邦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京剧《孙安动本》里那个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赐的黑虎铜锤嘛！”鼓励广东大胆实践。耀邦同志总结讲话时指出，“情况我不熟悉。这次中央书记处讨论，不是讨论广东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方面中央对广东是很信任的；这次讨论是广东在经济上如何发挥优势，是在特殊政策上面。”“深圳特区，有成绩，有困难。刚开始嘛，但我们要有长远想法”，“搞特区，是学资产阶级经营的本事，不是学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学他们的意识形态。”“要找出一套办法，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比如广播、电视、娱乐。只有满足了群众的合理要求，才能要求群众同心同德。”耀邦同志在会上以蛇口超产奖励一事举例说，“有些司局长脑子发霉，没有工作做，不搞调查研究为主，而是搞发号施令为主，有人专门干这种事。”

　　中央书记处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重要指示。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第50号)。《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据曾任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同志讲：“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放。这就要求省委的思想更加解放，在深思熟虑、周密计算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和闯劲，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要有远大的眼光，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路子要想得宽一点、远一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要组织专门班子，深入调查研究，看准之后，要快刀斩乱麻，大胆去干。广东省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中央对广东财政实行大包干制度，财政每年上交10亿元，外汇三七分成(中央三，广东七)，暂定五年不变”(卢荻：《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二)——广东省原省长刘田夫访谈录》，《百年潮》2008年第8期)。《纪要》深刻指出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两省更大的自主权。这是习仲勋离开广东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调习仲勋回北京工作，调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赴任前，耀邦同志接见他，以成都武侯祠前的一副对联相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耀邦同志将原先的“蜀”字改成了“粤”字，是期望他们能审时度势，通权达变。耀邦同志的接见和赠对联，也是对广东特区工作明确的支持。

　　12月13日，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深圳蛇口开发区负责人袁庚，在听取袁庚关于建设蛇口工业区的五点体会（即：要内外结合；要有相当权力；要有筹措资金办法，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从艰苦的基础工作做起）的汇报之后，指出袁庚究竟要多大的权力，可以把想要解决的问题写报告送他。

　　1980年底，广东、福建两省的特殊政策遇到了新情况：中央确定对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李先念等讲话，都没有涉及两省执行调整方针可不可以“特殊”。显然，如何协调集中统一与两省特殊政策的关系，成了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随着特区引进外资工作的展开，不少人对特区日益担心起来。认为特区“香港化”了，“特区就是租界”。有人甚至说：“特区除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针对这些观点，12月24日，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措施座谈会。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步子要暂时稍慢一点，但是，要继续贯彻执行中央50号、41号文件和中央书记处九月会议纪要精神，“把广东、福建的特区搞得更好”，“我们搞的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中央对办特区的方针没有动摇。第二天也即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

　　创办经济特区举步维艰。从起步到建设，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坚决反对的人，坚持不同意见的人很是不少，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是担心搞资本主义。叶帅、耀邦同志和习仲勋同志顶住压力，（当然还有不少其他的中央领导）他们密切配合，艰辛地开创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业。

　　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与耀邦共事的胡启立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都在叹服耀邦同志过人的勇气：“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胡启立：《我心中的耀邦》，《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7日）袁庚在谈到蛇口工业区曾经取得的成绩时，也不无感慨地说，“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谷牧、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何文辉：《袁庚谈蛇口的十年辉煌》，《百年潮》1999年第2期）。袁庚同志把耀邦同志放在首位，不无耀邦同志贡献最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