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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无私无畏的胡耀邦:纪念他的诞辰107周年
作者:王明远      时间:2022-11-21   来源: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
 

致那黑夜中的呜咽和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孤勇者》

  以前办公室里挂着一副朱良先生摹写的赵朴初悼念胡耀邦挽诗,这首诗作于耀邦去世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89年4月19日,我认为里面有几句很好地概括了胡耀邦的性格,比如“胡公血性人,纯笃而坦荡。自少事长征,到老气犹壮。为国竭其忠,当仁不他让”;比如“照人见肝胆,观过知器量。两袖怀清风,只履渡巨浪”。

  诗作者赵朴初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改革开放时期,与胡耀邦有很多交往,深为他的人格所折服,老先生一生写过不少挽诗,但数悼周恩来、胡耀邦之作最为动情悲怆;书者朱良早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系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改革开放后长期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为开拓党际外交做出了巨大贡献,老人家今年已经98岁了,依然健朗。

(赵朴初先生挽诗原件,誊写于1989年4月22日,也就是胡耀邦追悼会当天)

  胡耀邦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政坛上具有特殊含义的伟大政治家,除了他那些穿越时代的现代性思想,极高的道德操守之外,过人的勇气也是一个必备的因素。若为政者只有智慧和操守,而没有勇气,顶多是不去同流合污,默默躲起来避世消灾,而只有胡耀邦这样三者兼具的少数,才是真正扭转历史航向的人。因此,过去我写过作为时代先知的胡耀邦,写过作为道德楷模的胡耀邦,今天更想写一写作为“血性人”,为真理和人民福祉奋斗不息的胡耀邦。

  胡耀邦于14岁开始参加革命,其动机就是不向黑暗低头。胡耀邦的家境尚可维持温饱,又曾经在湖南知名学府浏阳公学(也就是现在的省重点浏阳一中)读书,他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目睹了社会的不公后,义无反顾选择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的。

  这位身材矮小瘦弱的少年,先是在罗霄山脉中战斗了5年,接着又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然后又随红军东征,革命中最艰难的岁月、最险恶的环境他都经历了。这些年我到过很多胡耀邦战斗过的地方,在险峻的川滇横断山区,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时常想这位青年是怎么挺过来的:他在瑞金几乎因肃反而死,在湘江几乎因疟疾而死,在娄山关几乎被敌机炸死,过草地几乎饿死,在山西石楼几乎吐血死……用百死一生来形容毫不夸张。他能坚持下来,并且各项能力迅速成长起来,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毅不拔精神!

(作为"红小鬼”的胡耀邦)

  到陕北以后,胡耀邦获得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欣赏,在他们的关心培养之下,逐渐成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而这时候,他除了忘我地工作外,依旧保持唯真理是从的血性。延安时期,胡耀邦做了两件史书上都没有记载的事情,一件是1939年他经过调查建议中央废除了在基层组织的“线人”制度,另一件是他对抢救运动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两件事都是政权内部极为敏感的事情,搞不好还会得罪炽手可热的康生,惹火烧身,但是胡耀邦为革命前途计,为无数革命者安危计,不惜个人安全,不惜斗胆直谏。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延安根据地的历史,像胡耀邦那个年龄和那个级别干部中,敢于向最高层提出异议的,舍他有谁呢?

  解放战争期间,胡耀邦再次来到前线,先后担任纵队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指挥部队从东北的热河一直打到大西南。这期间他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数百次,每逢大战恶战,都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数次与子弹擦面而过。围困太原的时候,他明知进城争取阎锡山守军起义充满危险,但由于不忍前线战士伤亡太大,决然前往,最后被徐向前力阻,才捡回一条命。

  说到这里,很多人以为胡耀邦只不过是猛张飞似的一介武夫,那就错了。他从参加革命起就一直做组织和文宣工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我们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是前线表现最出色的政委之一。他主办的《前线报》、《人民子弟兵报》除了做思想动员外,还思考社会治理、民生政策等事情,是各兵团办的最优秀的报纸。他本可以安稳处在后方,但是情愿与战士同甘共苦;他也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在战场上与李昭的书信往来,足可以看到他的铁骨柔情,但是每当在战场上,他总是把职责放在第一,将生死置之度外。

(胡耀邦与罗瑞卿、郑位三等在华北战场)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耀邦先后成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显赫职务当成“官”来做,更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参加革命的目的,总是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到了“左”的错误越来越干扰国家政治生活以后,他总是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而把捍卫良知和真理放在前面。

  1957年反右结束之后,他并没有像很多机关首长那样,对打成右派的干部落井下石,而是在他们即将下放的时候,邀请他们到办公室坐坐,给予他们鼓励。这些右派下去后,胡耀邦总是尽量给予他们生活照顾,或者想办法把他们当中“错误较轻”的调回北京。像他这样不与右派划清界限,总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

  再后来“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经济出现了很大的波折,对于一个高层领导而言,宁左勿右才是最安全的,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不都是“前车之鉴”吗?但是胡耀邦并没有选择沉默。1961年,他先是去了辽宁,又去了鲁西、河南的农村进行调查,一路上目睹农民的困顿,回京他立即伏案给中央写信,信中说:过去农村经济是三条腿走路,现在只剩下一条腿,农民一点自由都没有,应该重视商品规律,恢复集体经济体和自由集市。这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过去的路线,但是他还是说出来了。

  1964年胡耀邦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是当时“左”倾错误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下车伊始,他就立即下令停止清查干部,把生产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放在第二位。后来,他又提出了“三宽”政策,也就是: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经济政策方面更宽一些。胡耀邦在陕西的“新政”,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一次预演,陕西迎来了1956年后的第一场大丰收,人民心情舒畅,但是胡耀邦落了个“只管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右倾帽子,被无限上纲地批判了三个月。他据理力争,整个西北局和省委,只有少数人支持他,为了真理孤军奋战的场面又是何其悲壮!

  紧接着,在史无前例的风暴中,胡耀邦也被打倒了。他先是遭到造反组织的残酷殴打,满身鲜血,但是他依然怒目而视,拒不承认被罗织的反革命罪行;继而是长期被羁押,期间更是受尽虐待。无休止的批斗,无休止的肉体惩罚,没能让他低头,只有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时,他才忍不住放声痛哭。

  1968年,为了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他被“解放”出来。紧接着要召开“九大”了,对国家命运充满忧虑地胡耀邦,还是忍不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当下问题提出了看法,直陈“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这俨然是对当时处处抓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批评。本来按照之前的安排,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在“九大”上连任,但是胡耀邦却没有,结果是否与这封信有关,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满身伤痛的他,朝不保夕的他,坐在破旧的办公桌前奋笔直谏,这是一个何等壮烈的历史画面!

(毕生忧国忧民的胡耀邦)

  随着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胡耀邦也终于有机会再度出山,这次安排他去主管文革中的重灾区——科技领域,全面主持中科院的工作。在十年动乱中,中科院有229人被迫害致死,有的研究所80%科研人员被打成特务、反革命或白专典型。胡耀邦上任后,马上走访慰问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科学家,进一步向中央写了关于科学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00万科学家是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谁反对科学研究,谁就是空头政治。胡耀邦很快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倒,而那些打倒他的人,终于明白,他是个永远不会向谬误低头的人,他宁可不做官,也要做事。

  1977年3月,胡耀邦第三度出山,被任命为中央党校负责人,这时候胡耀邦已经步入老年,饱经沧桑的他,本来可以就此安心含饴弄孙,安度余生。但是胡耀邦依旧保持勇士本色,这一年他在党校开始发起揭批康生的斗争,紧接着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的伟大历史转折,是党内无数仁人志士共同推动的结果。但毫无疑问,在几乎每个关键问题上,胡耀邦都是第一个去揭盖子的人,他仅仅是一个中央委员,在权力序列中地位并不是太高,却起到了引领扭转时代乾坤的作用,这是需要何等的胆量,何等的智慧!

  努力去终结一个旧的时代,难免会得罪大批的既得利益群体。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万箭穿向胡耀邦,他会收到炙手可热人物的恐吓,质问他还要不要脑袋,会收到老同事、老朋友的背叛,会收到冷眼和讽刺,搞不好不仅自己的政治前途倾覆,家人的安全也不保,但是胡耀邦毫不退缩。每当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经常回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换成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个人,聪明的我们、学会了善于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我们,谁会有这个决心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逐渐成为党的总书记、中央主席,中国“官”当的最大的人,但是他依旧不忘初心,保持勇士的本色。伟大的改革事业并不是顺畅的,中国厚重的数千年文明,某种程度是也是前进的负担,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科技教育管理体制、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模式,每个领域的改革都是充满艰难险阻。胡耀邦依旧是保持勇者无畏的姿态,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古稀之躯,争分夺秒为国人谋求经济上的自由,思想上的解放,直至他以悲壮的形式离开这个世界……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休息期间,胡耀邦与雷洁琼等在一起,这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照片之一)

  经常有人说,胡耀邦这样勇敢,是因为他不懂权谋,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无知者无畏。胡耀邦真的不懂权谋吗?“文革”中,他经常讲些历史故事以启发周围困惑者,他一次说:唐太宗要立李治为太子,就先把他最有名的功臣李勣贬到边远地区去了,然后告诉李治,等你继位的时候,再把他给请回来。他还说,汉武帝晚年的悲剧是迷信巫蛊、玩弄权术,最后搞得卫太子自杀,后悔莫及,再聪明的人也会败在自己的权谋之手。

  还有一次,有人给胡耀邦念《韩非子》,当读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大意是说:国君就像一条龙,龙的脖子下有几块逆鳞,若有逆鳞之举必遭灭顶之灾),他听后不禁自言自语道:“唔,唔!逆鳞,逆鳞……”从这些都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发达的权力心术都是非常熟稔的。

  事实上,胡耀邦并不是不懂权术,只不过是知而不用罢了。拥有半个世纪高层政治生活的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大风大浪,焉有不懂权谋之理?他敢于在历史重要关头屡次挺身而出,并不是因为无知无畏,而是无私无畏。我们经常拷问,人类历史为何经常曲折反复?盖因不缺洞察世道的智者,而缺挺身而出的勇者。历史的低谷时期,多数“聪明人”都会像《茶馆》里的崔先生那样做个看客,正因为少数大智大勇、坚韧不拔者的挺身而出,才让人类文明良知延续不坠,他们才是值得尊敬的英雄。

  当然,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像胡耀邦这样无私无畏的人还有很多,比如万里、谷牧、杜润生、任仲夷,比如袁庚、刘道玉、步鑫生……前几天跟一位台湾朋友聊天,他以“他者”的视角说:中国大陆底子那么薄,过去积累的制度束缚那么多,40多年的改革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实在不容易,肯定是一大批有胆有识的人努力推动的结果。我深深赞同他的看法,胡耀邦的107年诞辰到了,谨以此文纪念他,以及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为中国人民福祉奋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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