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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真理标准”讨论1978年金秋畅行(全文终篇):胡耀邦与人民日报(19)
作者:钱江      时间:2022-09-29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上接第18:真理标准讨论势如破竹冲破历史积案

  1978年秋冬之间,就在《红旗》杂志慢慢“卷入”“真理标准”的过程中,11月10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历时36天,随后召开了中共11届3中全会。这次全会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全会公报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段话,是定盘准星,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指导意义,至今振聋发聩。



  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文明发展的历程中,11届3中全会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意义,将一再表现出来。

  1.胡耀邦念念不忘罗瑞卿大将的支持

  胡耀邦念念不忘罗瑞卿大将在“真理标准”讨论刚刚展开不久、遇到很大困难时给予的巨大支持。

  1980年3月2日,曾任罗瑞卿秘书的王仲方看望胡耀邦,谈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事情。胡耀邦对他说:“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

  胡耀邦这样说有他视角和时间节点的原因。



1953年9月,胡耀邦和毛泽东、罗瑞卿(背影)在北京西郊

  对历史,需要一个远点观察可以看得更清晰、更准确。

  阅读1978年出现的一系列“真理标准”(或称实践标准)文章,第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的是认识本源,开天辟地,纲举目张;第二篇“原则”,是本源向理论前沿高地的延伸,是“纲”中的一目,重在解析从理论到实践的循环发展。第三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则是明确在当时几个突出问题上必须坚持的实践标准,设5个小标题:

  1.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

  2.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

  3.对待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4.对生产的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

  5.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

  这里说的实践,不是特指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实践,而是着重于指向千千万万人的社会实践,是认真总结经验基础上的实践。

  这篇文章着重讨论实践的空间范畴,落脚点在于:结束了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是极为紧迫的任务,要使中国命运回归常识轨道,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迈向高度文明的社会。

  这三篇文章是1978年林林总总真理标准讨论文章的主力,首篇开创意义一目了然。20年、30年,以至40年过去,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这三篇文章涉及哲学基本命题,更主要的是作为重要思想政治文章而出现的。

  2,胡耀邦说:要谨慎、谦虚,大家都尊重实践论,一切靠实践检验。

  胡耀邦总是以朴素的语言来阐述认识论。在历史性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的11月28日,他来到中央党校学员结业会上讲话,“实践论”已在大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胡耀邦对即将毕业的党校学员说:

  我们大家都要谨慎、谦虚,大家都尊重实践论,一切靠实践检验。实践证明错了,我们要改;实践证明是对的,我们要坚持。不要当狂妄分子。我们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我们都要采取这么一套作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我觉得起了很好的作用,起了解放思想、面向实际、真正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巨大作用。这个讨论还没有完,还要深入,因为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对头。我们每一个同志,过去对头了,今天对头了,今后也可能不对头。对不对头这是不能够自封的。说你那姓张的,说你那姓李的,说你那姓胡的,你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上面,你对头了,你以后就永远对头了?不会的,同志们,我们今后可能犯错误的。尊重实践论,就不要搞天才论,不要搞特殊论。有的同志不是讲嘛,实践论的对立面是天才论。我说还不够,是天才论加特权论。我的职务比你高,我的真理就比你就多。哪里有这么个道理呢?等级论,分等级,那是盲从论,提倡盲从。天才论,特权论,等级论,盲从论,我说归根到底还是奴才论。不能搞这个,要重实践,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一切人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胡耀邦文选》第92-93页)



1982年,胡耀邦在会议上讲话

  3.“真理标准”讨论的理论高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春潮第一声,紧紧抓住哲学认识论的本源,从人的认识这个根本问题上冲击千年来的迷信观念。标题更是石破天惊,撼动了文革中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基石。

  由此引发的大讨论,强调社会实践对一切社会学说的检验,把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仅指某一个群体的社会实践)提高到认识和认证真理的高度,不但从根本上冲击了文革的思想基础,并且引导人们深入思考并批判千年以来的封建皇权思想。

  “真理标准”直接冲击的对象,自然是“两个凡是”。后者最负面的影响,在于认定某个金科玉律是不可质疑的,是绝对正确的,可以千古不易,万年不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产生的启蒙,是对千年来亿兆普通人认知力的确认。说明人世间一个具体的人(就国家来说,即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身参与的社会实践、科学实验,去检验和验证真理、规律、定律,或者是加以发现,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发现和阐述真理、定律等等,不靠圣人不靠神仙,也不能靠皇权特权,理论发现和参与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是每一个国家公民的可以实现的人的基本权利。

  事实上,世间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万能得不受时空制约或局限。对社科理论不断进行实践检验的意义还在于,实践检验意味着对每一种理论或观点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在不断的讨论中把每一种理论或观点的局限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降低、再降低。

  “两个凡是”涉及对领袖的认识和评价。

  对于毛泽东,胡耀邦一生都是尊重的。胡耀邦对毛泽东的尊重还突出表现在,当他发现和看到了领袖的差错,他不是去护短掩盖,而是去纠错。他认为通过纠错可以使党重新焕发生机,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重大改善。

  4.这场关于人的认识的讨论影响整整一代人.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一场有关哲学本源、认识本源问题的社会讨论,可以与1978-1979年之间的“真理标准”(亦可称“实践标准”)大讨论牵动了千万人的规模相比,史迹中的“杏坛讲学”、“鹅湖辩论”都是历史长河中卷过的浪花,而1978-1979年间的“真理标准”讨论则是认识论发展进程中的时代大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少年和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使那一代人早在中学校园里就知道了“实践标准”的概念。

  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79年6月出版的全日制10年制学校高中课本试用本语文课本第4册,收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之成为高中学生必读课文。1985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辑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4册,保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课本一直沿用到1991年上半年。从1979年下半年新学年开始的12年中,中国的高中学生都有机会读到这篇文章。(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111~112页)

  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组织者、推动者,他的思想逐步发展,从实事求是观念出发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决心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因此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胡耀邦的胆识和勇气是非凡的,承担起披坚执锐、义无反顾地平反冤案的历史责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缺口、铺垫了道路。

  中国人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这样的两桩大事认识了胡耀邦。

  5.从科学史角度阐述来实践检验更为透彻

  任何理论文章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需要在不断丰富的实践中修改和提炼,逐渐趋向完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不例外。

  真理标准问题,事关哲学本源,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过程,以及认识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远不是1978年的诸多文章就能全面回答、予以尽说的,需要人类的长期讨论和探索。

  或许是由于“实践”一文的撰写者更加注重于政治思想论证,或是由于对自然科学史的了解有所短缺,“实践”一文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述“真理标准“是有不足的。文章概略举例门吉列耶夫制定元素周期表,以及勒维烈、加勒通过研究证明哥白尼太阳系学说,说明科学实验对规律的认识和验证。对这两个例证的表述,总共用了224个字。这样的阐述简略了一些。

  对于科学实践对科学理论的检验阐述不足,在吴江的第2篇文章里依然没有大的改观。

  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来说,讨论自然科学发展史,更能充分阐述实践对于理论正确与否的检验结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论证实践标准,例证非常丰富,更便于理解和说明问题。

  1978年7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谢程、金日光《从化学元素周期系来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门捷列夫周期表为例,说明实践检验科学理论的道理,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举例的细致解释。这样的解析是非常需要的。

  1978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柳树滋、赵功民的文章《科学实践是一项独立的社会实践》,阐明科学实验能够承担检验自然科学规律的任务;8月11日发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汪子春的文章《哈维与血液循环的发展》,阐述英国科学家哈维通过医学实践发现了血液循环运动的事例,阐明错误的东西迟早要被人们的实践结果推翻。

  1978年的《光明日报》通过科学史阐述实践标准,是“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亮点。

  “真理”这个概念,多出现在社会学科领域,或曰政治思想领域;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真理”这个词汇很少使用,而是使用“规律”、“定理”、“定律”,甚或是“现象”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和“真理”概念是什么关系?可以彼此互代?还是彼此补充?

  有一种观念认为,既然是“真理”,还用得着检验吗?

  科学史说明,没有放之四海不受时空制约而颠仆不破的规律和定理,规律和定理是在一定的时空和条件之下表现出来或发挥作用的,牛顿的“万有引力”是人们解释地球上一系列自然现象的理论依据,可以由地球上的一系列科学实验来证明。一旦进入浩瀚宇宙空间,牛顿的定律就有很大的局限了,就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了,就需要新的理论解释。

  6.叶剑英提出,开理论务虚会把问题探讨得更透彻

  阐述实践的作用,有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需要加强阐述的,就是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绝非说可以蛮干乱干盲目干。

  看待“真理标准“的本意在于,任何一种理论是否正确?都要靠实践结果来验证。如果实践证明某种理论或策略或政策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完善;如果发现错了,那么不管冠以什么样的名称,不管是什么人提出的,都不能继续错下去,都要改正。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到文革,许多匪夷所思的行为,都是背离实践与真理相互关系的。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实践检验,必然包含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理论求证,以及条件的准备,就是所谓“三思而后行”;发现了问题和始料未及之处,都要及时提出进行检验,及时修正,这是“实践检验”的基本要求。

  那么,提倡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对客观世界中丰富的实践概念,有没有范畴界定?怎样界定?实践在什么样的节点上就要与理论呼应以实现实践的检验?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会摆脱“不可知论”的纠缠。实际上,这也正是“真理标准”讨论必然要遇到,需要在讨论中解决的问题。

  叶剑英元帅看到了这一点,在1978年7月提出,要在中央层面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让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参加进来,把包括真理标准在内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邓小平于1978年10月14日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谈到真理标准讨论,提到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他表示赞同:“这样好”。

  邓小平说:“叶帅说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少,甚至连按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的。”(《邓小平年谱》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9年出版,第402页)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在强调“实践检验”的社会环境里,思想可以活跃、文化会多元化发展、市场规律会得到尊重和遵循,社会的发展步伐将比较平稳。

  对于“真理标准“讨论,1978年11-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高度评价。

  长达36天(包括闭幕后继续进行讨论的两天)会议,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华国锋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3)为“文革”中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冤屈者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4)关于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问题”,查明是重大错案,决定为这一重大错误平反;(5)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没有根据,应予否定;(6)陶铸被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将杨尚昆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8)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合情合理;(9)关于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由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还决定,各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中央政治局的重大决策——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为随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重新确立党的政治路线,顺利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做好了准备。

  中国的事业能不能成功?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念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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