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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吴江执笔“真理标准”重要续篇——胡耀邦和人民日报
作者:钱江      时间:2022-08-03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接上篇:

  吴江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不是胡耀邦布置的,完全出于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感,出于团队责任感。“基本原则”一文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开篇的递进续篇,是要站上理论高度,将“实践检验真理”的认识向深度拓展,要把“唯一标准”中没有充分展开的地方再推进一步,论述得更加完善。



  吴江是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提议者、定题者、定稿人,对文章的熟悉程度别人难以企及,对“唯一标准”的不足之处也看得更为清楚,由他在孙长江协助下写出续篇,应该说恰得其人。

  1.“真理标准”已开篇,万里云天第一声

  吴江希望,“真理标准”呼唤人们回归认识的常识轨道。

  就那时开始的“思想启蒙”来说,“回归常识”是在“文革”扭曲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后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振聋发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题定得精彩,内涵深刻而言简意赅,催人猛醒。然而要细致绵密地阐述这个题目,靠一篇6400余字的理论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讨论和探索。因为人的认识是一个复杂过程,是逐步发展、逐步完善的。

  “实践”一文出于慎重,在文章结构布局、认识角度,以及表述语言上,都是慎重初战的,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吴冷西1978年5月12日晚间打给胡绩伟电话,指责这篇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意图就是砍旗”,因此动摇了“团结的基础”。“砍旗”这个词汇,是当时吴冷西多次使用的。

  吴江后来多次说,要感谢吴冷西这个电话,因为他把问题挑明亮了出来,可以有针对性地撰文辩论了。

  为了清晰地阐述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吴江是一步步走来的。不久前的1978年4月3日,吴江在《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长篇文章《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文章阐明:按照马列主义,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问题范围内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这篇文章明确否定了“权力标准“。



1978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江的文章《林彪、“四人帮”使用主义哲学批判》

  否定“权力标准”是提出“实践标准”的前提,吴江决心再往前走一步。



中央党校工作时期的吴江(左)和孙长江

  2、吴江——从吴越之地到延安——到北京

  说起来,吴江和吴冷西姓氏相同是前者参加革命后改名的结果。实际上,两人的出身不同,人生经历倒有几分相似。

  吴江比吴冷西大3岁,1916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墨城坞半山村一个农村教师家庭,原名寿乃芳。他的父亲寿仲墨自中学毕业后一直担任本乡半山村小学的校长。

  1931年,15岁的吴江考入杭州第一中学,入学后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抗日救亡思想。

  1937年1月,21岁的吴江在本乡秘密组织农民读书会,宣传抗日救亡,同年11月加入中共。

  1938年春,吴江接到自己的好朋友余宗彦自延安来信,催促他奔赴延安。

  同年8月,吴江来到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途中被国民党军警扣留关押月余。吴江组织越狱成功,当年秋天来到陕北,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延安鲁艺学习。

  吴江和吴冷西同时期从南方来到延安,吴冷西进了“抗大”,1938年4月入党。

  1939年夏秋之间,吴江进入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工作在山西北部。1941年夏秋间,在当地的“反特”运动中,吴江受审查被关押,后来经过向北岳区党委书记刘澜涛申诉,得到纠正。这段曲折是吴冷西没有经受过的。

  抗日战争后期,吴江在雁北专区主编过《群众报》。

  解放战争开始后,吴江到农村土改,1948年5月调入新成立的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办公室,编辑华北局党刊《建设》,一直工作到1954年华北局撤销,他到以刘澜涛为主任的中央第四办公室(分管群团组织)任研究员。

  这一时期,吴江曾受命联系团中央,几次列席团中央会议,由此认识了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直到几十年后吴江还记得,第一次列席团中央会议结束,胡耀邦在会后和他寒暄的情景。

  4.在《红旗》杂志社和十年劫难中的沉浮

  延安窑洞、华北平原,千年古都,经历长期的工作和研究,吴江成为比较知名的哲学家。1957年夏,吴江调任中国人民大学任哲学系主任,是校党委委员。

  1961年夏,他调到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社任专职编委。刚到任,即跟随国家主席刘少奇赴黑龙江伊春林区考察,看到大跃进对林区破坏严重,刘少奇命吴江留在林区继续做两个月调查,提交调查报告。

  1963年夏,中央成立“反修领导小组”——即反修文章写作小组,又称“秀才班子”,康生为组长、吴冷西任副组长,吴江是该小组最初的7名成员之一,他和吴冷西工作在一起。撰写“九评”,使吴江对吴冷西的观点十分熟悉。

  吴江曾有一次近距离听毛泽东长篇讲话,那是1964年下半年。毛泽东打算批评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哲学观,强调“一分为二”。陈伯达指定吴江(《红旗》杂志编委)、关锋(《红旗》杂志哲史组组长)、龚育之(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事)、邵铁真(《红旗》杂志编辑)4人为此准备资料。

  1964年8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同康生、陈伯达,对前述4人阐述哲学观念。此时他的关注点已经不在批判“合二为一”,而是强调“四清运动”。他说哲学家要下乡去,“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从阶级斗争言及古典小说《红楼梦》,原先给吴江等人的任务不再提起。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整理成文,成为他晚年的著名哲学篇章。(《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387~388页。)

  不久后的1965年1月,周恩来找陈伯达和吴江,请他们撰写一篇纪念遵义会议30周年的文章。这篇文章肯定要经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知悉后拒绝此事,因而就没有写下去。

  1966年8月,吴江在骤起的“文革”风暴中被诬为“走资派”,停止工作,到石家庄“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告病返京,1975年11月分配到中央党校。此时正值“批林批孔”,吴江被安置在哲学教研室,没有安排职务。用吴江本人的话说:“领干薪而已”

  这种日子在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时结束了。

  5.胡耀邦来党校,吴江任理论研究室主任

  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召开第一次全校大会时认出了吴江,会后把吴江拉到一边交谈说,我知道你已经来了党校,多年不见了,我一直是你的读者,于是相约到办公室细谈。

  吴江回想了初见胡耀邦的情景。

  1954年时,吴江在中央第四办公室负责联系团中央,曾作过一番青年工作调研,了解到胡耀邦为中央团校的青年出了一个题目:《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这在当时不为人们普遍理解。胡耀邦解释说,毛主席(当时)只有六十几岁,而人类已经有多少万年的历史,“积累了很多科学知识,一个人不可能都懂得,都有办法。”



20世纪50年代初胡耀邦与邓小平在共青团会议上

  吴江感觉,当时的党内生活比较正常,因此听了也不觉得奇怪。团中央书记们向吴江反映说,他们觉得“胡耀邦的主意多,事先却商量不够,有些问题往往未酝酿成熟,就在会议上仓促做决定,因此觉得有些不太适应”。吴江如实地向胡耀邦本人反映了这些意见。

  此后有人接替他联系团中央,吴江和胡耀邦就长久未见了。

  这回吴江来到胡耀邦的办公室里交谈,谈了一些理论和重要文件起草方面的事情,胡耀邦突然问道:“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不行,你看党校出个刊物如何?”

  吴江问:“是校刊?“

  胡耀邦回答:“是议论性的刊物,针对时弊,短小精悍,供党政干部阅读。”

  吴江后来回忆,这天和胡耀邦交谈的落脚点就在这里,胡耀邦要办《理论动态》。(吴江《十年的路》第18页)

  6.吴江和《理论动态》的创办

  1977年初秋,吴江担任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主任。

  此前的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收入毛泽东1949年9月至1957年的著作和讲话等。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为“毛选“第5卷出版而写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对这篇文章,中央党校组织了学习。

  7月12日,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各教研室部分人员座谈学习这篇文章的体会,吴江即席发言。

  吴江说,应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命题,对“继续革命”要有个总的理解,不宜只限于“文革“范畴。

  他说,现在“文革”已经结束,至于“革命的对象”,第一不能将那一时期“重点整走资派”这个提法,扩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就是“整走资派”。否则,完全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不停顿地“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即生产力的革命;第三,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应该是既要反左也反对右。

  这天晚上,胡耀邦找了吴江,对他说,我们的刊物可以办了,你把今天的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5000,明天交稿,我作为创刊号文章发表。刊物名称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理论动态》,每5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吴江《十年的路》,第20页)

  随后,吴江的文章在《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

  1982年10月16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中组部长宋任穷和吴江谈话,胡耀邦说: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1977年7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1977年7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这篇短文当时就作为《理论动态》创刊第1期发表。三中全会后过了一个时候,中央提出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也是对的,那是以后的事了。

  此处还有一段非常难得的事情。

  如前所述,在吴江经历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刘澜涛领导下工作,与刘澜涛过从密切,非同一般。

  胡耀邦也是刘澜涛的老部下,解放战争中,刘澜涛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副政委的时候,胡耀邦是麾下的纵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刘澜涛曾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4-1956年任中央副秘书长,分管青年工作,1960年至1966年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在这期间的1964-1965年间,胡耀邦到陕西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和刘澜涛在如何看待陕西省情、如何抓好“四清”运动等方面,观点很不相同,产生相当尖锐的矛盾。胡耀邦反对一系列过左的做法,引起刘澜涛不满,发起了对胡耀邦的严厉批判,几乎置胡耀邦的政治生命于绝境。

  然而,胡耀邦一旦担任了中组部部长,襟怀坦荡、心无芥蒂地为“文革”中因“61人叛徒案”落难的刘澜涛平反,恢复他的工作。

  即便这样,面对吴江这样一个刘澜涛的老部下,多少会有微妙之处吧?但是胡耀邦心宽如海,充分相信吴江,鼓励他发挥长处,勇敢地进行理论探索,使吴江产生了深深的“知遇”之感,引为一生幸事。

  在深思熟虑之后,吴江动笔了。

  (有关吴江生平参照陈侃章撰写的《吴江年谱》,向作者深致感谢!)

  (未完待续)

  2022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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